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经济“调整”，最早是在1979年，当时叫“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980年代后期，明确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在较长时期里，我们讲的“调结构”，是指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业能级、降低产业能耗，包括发展高新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压缩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21世纪，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以及通过创新实现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变，成为热议话题。

　　近30年来不同阶段、不同内容和不同要求的经济结构调整，成绩是显著的，集中表现为我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0年中国的GDP还排在巴西、墨西哥后面，列世界第11位；到2007年，中国的GDP已超过德国列世界第3位。如果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恐怕世人也不会惊诧。

　　与此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不断要求不断搞，任务也越来越艰巨。我们曾经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不够快而着急，今天则是一面为十分快速的经济增长感到自豪、一面为日益积累的结构矛盾感到担忧。要使新一轮的“调结构”调出新水平，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形成新的对策思路。这里，重要的是把握“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

　　“调结构”不能简单比照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过度焦虑

　　必须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非洲客人时讲的一段话，今天我们要深长思之：“中国考虑发展问题要从人口多、底子薄这个实际出发，发展目标不能定得太高。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制定政策。”2009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讲：“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这段话主要是讲给国际社会听的，却也值得国人思考。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我们的发展阶段，“调结构”当然不能简单比照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坦然承认自己在经济结构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有改进的决心和行动，但过度焦虑是不可取的，因为过度焦虑可能会让我们情绪化地迷失：国情，始终是一个国家选择发展方向和战略的前提。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简单采用“全新的先进手段”，实现所谓“跨越”。比如，我们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一味追求“高新技术”，还得认真考虑和重视研发、应用“适用技术”。又比如，目前不少地方热心于太阳能发电，而这需要冷静地全面衡量：太阳能发电能够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减排，但是太阳能材料的生产，是否高能耗和高污染？中国当然要在碳减排等方面为自己也为人类作贡献，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今天的经济结构问题，反映了历史阶段性特征，还将在较长一个时期伴随我们，并会在发展中出现新的结构问题，因此“调结构”不应是一个“搞运动”式的过程。

　　既要看结构问题的经济表现，又要看它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我们还必须冷静地看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性。如果今天仍然把“调结构”简单理解为调整产业结构，狭隘了；就事论事地把“调结构”看成单纯经济领域的事，同样狭隘。单一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难以奏效，甚至可能导致其他方面更严重的失衡。比如，鼓励有条件的产业和企业“做大做强”，客观上可能导致产业调整中大量中小企业被淘汰，由此弱化中小企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就业“蓄水池”功能，并有可能在客观上强化一些大企业的垄断地位，由此降低有关产业的创新活力。“调结构”之所以困难，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中充满了经济利益的博弈。我们必须建立“大结构”的分析框架——既要看产业结构，又要看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权结构、分配结构等等；既要看结构问题的经济表现，又要看它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这决定了我们要在较长一个时期里“容忍”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差异”和“不平衡”。目前，很多地方竞相将汽车、电子等规划为“支柱产业”，局部、表面看似“产业升级”了，实质有可能造成整体的“结构非优化”。应当看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产业结构中担当重要角色，即使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也需要一定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经济意义上看，企业是发展的“引擎”，而从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看，企业则是“稳定器”——就业是民生之本。1990年代我们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广大劳动者是承担了巨大成本的；10多年过去，我们在认识和操作新一轮结构调整时，理应比那时更加全面和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