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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战胜:中国需要商鞅变法式的社会变革 
作者:[卫战胜] 来源:[] 2010-01-25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改革走了一条参照西方模式融入西方体系的道路。从“国际大循环”到“国际经济一体化”,国人一路向西。这种模式是昔日历史选择的结果,它的好处是,它使得中国的经济崛起不是和竞争对手打“阵地战”,而是以对方难以割舍的方式发展,较成功地实现了后发国家的和平崛起。但其弊端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享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当大比重的成果,其中包括占外汇储备75%的美元资产。它构成了中国国富民穷的一个根源。

    另一个重要选择是,中国保持了既有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其好处是,它的存在有效遏制了资本的自由意志,倘若资本自由意志在中国成为无上权力,那么,中国将彻底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国,人类也将彻底丧失改变资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化的最后可能;但是其弊端是,官员对于全民利益的代理难以得到有效的民主制约,这使得法理上的全民利益往往被分割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代理人个人利益。即部门、地方和代理人个人利益不断膨胀,又占去了国内财富再分配的越来越大的份额。两者弊端的现实表现为:中国GDP已成全球第二,但中国的人均居民收入仍在全球最少国家行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大国中遥遥领先,而国内消费率也低到了大国没有先例的35%;中国有着全球各国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中国有着全球人均最少之一的社保基金,总额仅7000亿元,人均仅538元。这种巨大反差背后是中国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严重失衡。而未来美元大崩溃很可能加剧这种对外失衡;而日益高涨的房价正加剧其内部失衡。当这种失衡如果打破了社会公众承受的底线,那么就会引发一场社会动荡。

    当下中国能够选择是:一是任由其酝酿爆发,置之死地而后生,借危机彻底清算贪腐分子,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新厘定合理财富再分配,摆脱对西方市场的高度依赖,建立公平合理的金本位货币制度。但风险是内部动荡而外部助澜,一发而不可收拾;另外一种是在社会公众监督的强大助推下,执政者中正义力量更坚决地与贪腐力量既得利益斗争,进而占据控制地位,在社会危机爆发之前,主动有力地消除隐患,扭转社会分配失衡的局面,使社会稳定实现软着陆。但其挑战是——没有任何强势既得利益者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需要商鞅变法般的强力社会变革。然无论如何,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倒逼机制已经形成,最后的成败利钝将取决于中国以国家、大众和人类幸福最大化为追求的社会精英们,能否最终战胜那些以贪婪个人和小集团既得利益最大化的自私精英们。而其中至关紧要的是,前者能否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与人民大众同呼吸,人民大众与之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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