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您看来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孙皓晖：汉武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罢黜独尊政策，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荒唐。这一政策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就是遮绝了中国文明原生态的健康发展之路，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阉割了中国文明的蓬勃生发，只留下了极端保守之道。
 
    坦率地说，汉武帝对战国与秦帝国时代的人民精神的强大与成熟，是深怀忌惮的；深感要使这样的人民驯服，必须采用长期的阴柔教化。《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了汉武帝对贤良文学们的诏书，也记载了对董仲舒的几次诏书，都鲜明地表述了这种忧虑。于是，自告奋勇教化人民的儒家，与汉武帝的选择一谋即合，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
 
　　记者：您曾说过“我不赞成儒家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哲学，恰恰在这一点上，儒家对后世误导最深”，能否请您详细谈谈，您不赞成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哲学是什么？对后世产生什么样的误导？

    孙皓晖：儒家的政治立场，是复古倒退的。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极端保守主义的。儒家站在古老文明的立场，看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潮流，坚决主张社会应该回归周文明的井田制时代。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历经十代上下的传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一反当时激荡沸腾的变法思潮，鲜明地倡导复古，于国于民皆成大害。所以，当时的儒家学派，无论他们对入仕执政是多么的孜孜以求，都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接纳，敢于重用。

    儒家提出的政治理想、社会价值理念、人伦哲学等思想体系，其本质是极端保守主义的学说。复古理念，大同思想，仁政理念，学而优则仕价值观，中庸理念，和为贵理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哲学，血统亲友相互庇护理念等等。具体分析，其中每一则都有某些相对的合理性。但是，从总体上说，从本质上说，儒家思想体系的哲学形态，是崇尚静态平衡的（不是动态平衡），是不主张社会变革的，是极端保守主义的；见诸于实践，是以牺牲社会创造精神、牺牲公平与正义原则为代价的。

    在一种健康全面的、多元均衡的文明生态中，保守主义甚或极端保守主义，都是有其历史价值的。历史上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也曾经不乏深刻思想。包括孔子孟子等等儒家大师，都有过深刻的哲学思想。但是，局部的深刻思想，并不等同于实际的进步主张。

    保守主义的历史价值，不是推动社会发展，而是做社会发展的制动器。就是踩刹车，防止社会滑向极端方向，冒险沦入深渊。在整个社会思想体系中，不能没有保守主义。否则，社会往往缺乏深思，就会轻躁盲动。但是，若是以保守主义为单一主宰，则一定是要导致腐朽落后的。一列大型国家巨舟，发动机越多元，越强大，制动器的作用才越显重要；要是将发动机罢黜了，将制动器独尊了，那么，即或这个制动器是神仙变的，是金子做的，也铁定的粪土一般。

    这，就是文明生态的相互依存与均衡发展。

    西汉中期，儒家被独尊之后，其学术面貌开始发生了悄悄的变化。儒家与统治者们达成了最大的默契——日渐淡化了儒家在原生时代的倒退立场，日渐淡化了儒家复辟主张；另一面，日渐强化了儒家社会伦理的学理性，担负起对人民的保守主义的教化功能。久谎成真，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已经很少有人注意到儒家腐朽的政治根基，更很少注意到儒家被整个春秋战国两大时代抛弃的历史真相了。虽然，儒家刻意地改变自己已达两千余年之久，历经宋明理学之后，儒家更几乎成为纯正的社会伦理学派。但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极端保守主义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这种思想体系，已经普遍地弥漫开来，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给后世造成了极其深刻的精神误导。

    最重要的误导，是使社会以趋于无创造的平衡为目标，丝丝缕缕地消减着中国民族的文明创造力与社会变革精神。求变图存，勇于变革，本来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可是，自儒家独尊，其后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中的小变法，几乎没有一次真正地完成过，深彻全面的大变法，更是绝迹了。越到后来，小变法的频率越低，成效也越是微弱。即或是纯粹的局部财政改革，也是举步维艰，兔头蛇尾，细弱得令人脸红。从历史人物说，后世的复辟寡头几乎都是大儒，后世变法的反对派领袖也几乎都是大儒。前者如王莽，后者如司马光。

    有一种说法，指我反儒。我不愿意戴这顶帽子，因为太不合适。

    我对儒家的总体态度是，从文明原生态意义上，恢复儒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地位，剥除其虚假的神圣光环。尤其是，不能将儒家看作中国文明传统的主流，更不是唯一。踩好刹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制动器要兼做发动机，自己没力气，脸憋得通红，还误了大家的行程，太蹩脚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化霸权与文明衰落》，发表在网络上，说得就是儒家独尊对中国文明的深远的负面影响。这里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