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原生态二：强硬的复辟实践 顽韧的履行精神

 

原生态时期的儒家，其生活轴心只有一个：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应该说，儒家兴起之初，社会新兴势力对其政治主张的力度还是不甚了了的，没有多高的警惕性。孔子的名声其所以很大，十有八九是处于探索期的士子们以开阔胸襟“捧场”的结果。但是，在鲁国真正任用孔子行丞相大权，欲图重新整合鲁国社会之后，儒家的命运骤然发生了极大的转折。孔子雷厉风行的“堕三都”（摧毁三家新兴地主势力之城堡），断然诛杀鼓荡变革的新派名士少正卯，使新兴地主阶层与天下士人阶层骤然明白：这个以“君子”自居的大学问家，原来是个骇人听闻的正牌复辟人物！天下汹汹，合力攻讦。结果，起用孔子的鲁国旧贵胄恐惧于孔子可能激发民变帮倒忙，只有罢黜了孔子。

 

从此，孔子及其儒家陷入了漫长的困境。

 

强硬地复辟实践仅仅只有这一次，而且迅速地失败了。但是，这仅仅的一次却最充分地显示了孔子的强横政风——对政敌毫不手软，更不讲恕道，决然的有形摧毁主义。孔子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有试图以迂回的方式复辟，提刀便上，迎头砍杀。如此毫无君子风度的政治作为，虽然仅仅只有一次，天下也足以看得透透了。从此，整个社会对孔子及其儒家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状态——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孔子没有倒下，儒家没有倒下。   

 

 

孔子履行政治理念的顽韧精神，就此开始充分展现出来。他带着全套弟子，孜孜不倦地周游列国，向各诸侯国以不同的说辞阐发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反复复地诉说着自己的仁政方略与反苛政主张，似乎在表示：今后若再执政，绝不会以“心逆而险，行僻而坚”之类的空泛罪名乱杀人了。孔子甚至声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那国用我，难道我一定要重建东周吗？）可是，无论如何辩解表白，还是没有人敢用孔子，后来甚至连吃喝也不好好招待了，以致于陈蔡绝粮，孔子自嘲说惶惶若丧家之犬。尽管如此，孔子还是没有气馁，没有屈服，依然顽韧地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做着寄希望于万一的努力。直到七十岁的古稀之年，孔子才停止了这种绝望的奔波，才从复古情结中极不情愿地摆脱出来，开始了以治学方式传承政治理念的独特实践：以自己的复古史观整理文献，编辑史书， 教育弟子。

 

我们无法知道，孔子是否在屡屡碰壁之后真正地汲取了某些教训？

 

因为，基于种种原因，孔子的辩解表白是极其模糊的，可以做多种解释的。更重要的是，社会从此再也没有给孔子及其儒家弟子提供整合社会的任何机会。我们没有理由在缺乏实践证明的情况下，以“揣测”方式判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问题是，原因在哪里？是春秋时代没有了企图复古的当权势力么？是周王室与所有的诸侯国都不赞同孔子的政治主张么？显然不是。在任何一个大变革时代，基于传统根基的保守势力都是极其强大的，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重新整合旧传统的机会。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派迭遭惨祸，可谓明证。

 

孔子及其儒家，从此始终不为天下复古权力所接纳，其间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与儒家已经成了完全复古的纯正的理论大旗，政治实践上，则被天下认定为最强硬的复辟派；保守诸侯但用其人，该国完全可能立马成为招风大树，遭致天下共讨之的危局，旧贵胄们连苟延残喘以待最佳时机的可能也没有了；保守诸侯们的政治嗅觉显然比孔子儒家灵敏得多，看得很清楚，只好忍着心疼，冷冰冰地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孔子。后来的实践说明，孔子之后的儒家依然是顽韧的。从孔子到孟子，儒家以一贯之地奔波了三百多年，最终还是处处碰壁。虽然如此，儒家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主张。认真思索，似乎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儒家政治意识的过于迟钝。

 

那么，导致这种结局的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

 

原生态时期的儒家悲剧，令人常有扼腕之叹。

 

这个悲剧，不在于儒家的复古主张。古今中外，政治上的复古派保守派多如牛毛，最终酿成悲剧者却并不多见。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复古派保守派崛起而大权在握者比比皆是，其首领之“善终”结局者也比比皆是。孔子孟子及其原生态儒家的悲剧在于：以哲人的智慧与洞察力，却提出了一种与社会变革及民生需求相去甚远的完全复古理念，并以最强硬手段实施于社会，失败之后，又坚韧不拔地为其奔波数百年。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除了宗教形态的殉道者，我们很难在社会实践生涯中，尤其很难在政治实践生涯中，找到这种完全以“过去”（而不是“未来”或者“天堂”）为信仰的学派团体与领袖人物，遑论为已经死亡了的社会做殉道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