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有“临终遗言”吗？

    没有。钱老多年病卧在床，去世前一段日子，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他去世时很平静，很安详，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这是钱老身边工作人员在《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里》的一段话。

　　迄今为止，新闻报道，都是这么定论的。

　　然而，老詹在此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钱学森有“临终遗言”。不但有，而且讲得非常坦率，非常精彩，非常中肯，非常深刻，读后发人深思，令人震憾！

　　这，就是本博独家转贴于下的《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

　　此篇谈话，是钱老身边工作人员在301医院病塌前整理的。此次谈话后，钱老病势渐渐加重，再也不能作系统谈话。因而也就再也没有机会给后人留下任何“临终遗言”。

　　以此推之，去世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不正是名副其实的钱老“临终遗言”吗？

　　人之将亡，其言也善。一个人，这个地球上磕磕绊绊起起落落奋斗了几十年，终至疾病緾身，心身俱疲，自己终将离开人世，当此时也，无论什么人，都会把自己积攒在心里最渴望说来的掏心窝的话，陈述出来，留给后人。

　　“临终遗言”之真实，之诚恳，之重要，之打动人心，几乎无一例外也。

　　钱老在“遗言”中，有哪些坦率、精彩、中肯、深刻之言，让人们深思，让后人震撼呢？笔者不揣冒昧，边看边议，稍作点评，亦算一点粗浅的学习体会吧。

　　其一，90岁钱老最忧虑的是什么？

　　钱老说，“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哪一点呢？即，钱老通篇谈话所贯穿如一所一再提及一再强调的，“中国缺乏科技创新人才”这样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大问题。”

　　其二，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创新人才？

　　钱老认为，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大学不行，有问题，他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

　　其三，什么样的大学才能培养创新人才？

　　钱老最欣赏的，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他说，“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

　　其四，加州理工学院是如何鼓励创新的？

　　钱老兴味盎然地描述道，“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钱老还讲了一个故事，“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其五，中国大学的情况怎么样呢？

　　钱老对此作了评价和对比，“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钱老发问，“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其六，大学可以容忍怪异人才吗？

　　钱老作出肯定回答，并举一例，“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其七，专攻一门，不及其余，能成为创新人才吗？

　　钱老认为，不大可能。他以加州理工学院和自己为例，“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其八，钱老对中国大学的期望是什么？

　　钱老以下所言，可谓情真意切，语重心长，“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其九，钱老认为什么才叫创新？

　　钱老说，“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其十，钱老最后的希望是什么？

　　以下一段，是钱老在世说过也是留下文字的的最后一段话了，亦可算作这位在中国无以伦比的老人留给世人的“最后遗言”吧，“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读完钱老“临终遗言”，掩卷而思，不胜感慨系之矣。

　　我真希望，发自内心地希望，我们的政府领导，我们的教育部科技部的官员们，我们的大学校长们，都认认真真读一读且好生想一想钱老这份发乎肺腑的“临终遗言”吧。

　　走笔至此，我的眼泪，禁不住涌出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