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朝野和论界时隐时现、时起波澜的一种思想。而它最集中地成为一种思潮、一种理论、一种运动，则是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逐渐形成的，并在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政党——中国青年党——的指导思想。我们一直在政治上对它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因此对于它的学术研究也几乎没有什么关注。它究竟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的代表，是“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的“极端的反革命派”1，还是“继承中国海通以还历次改良运动”的“又一次‘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伟大的改良运动”2 呢？无论如何，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一个有其特色的流派，对于它曾经经历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探讨，是值得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分析的。本文试图就此作一个初步的尝试。

　　一、“国家主义”与少年中国学会

　　二十年代在中国兴起的国家主义思潮与少年中国学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在海外研究少年中国学会的某些论述中，把国家主义派看作少年中国学会的正式继承者，是“少中”的延续发展，这却不对。这可能与“少中”的一些重要成员后来都成为国家主义的党派--青年党的领导人有关，与少年中国学会(Young China Association)和青年党(Young China Party)这两个名称的联系有关，也与“少中”中不少成员后来倾向于国家主义的政治态度有关。即便如此，把少年中国学会当作国家主义和青年党的前身也不正确，正如把少年中国学会当作共产党的前身并不正确一样。“少中”学会内包含着后来成为这两个政党的领袖人物的许多人，而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两派的争论也是后来导致“少中”分裂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也正是学会内部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探索、追求经过相当时候的发展而最终明朗化的结果——这个结果又是当时中国整个思想界和社会的某种潮流、倾向的反映。因此分析在少年中国学会内和中国社会上国家主义思潮的形成发展及其理论论争，对于我们理解当时中国整个社会思潮的倾向和历史选择，都是有益的。

　　自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日起，学会内就一直进行着关于宗旨、目标、方向的讨论和争论，也可以说，“主义”之争几乎贯穿学会的始终。但它的意味，却不能作过于特定的狭义理解。他们的种种争论，包括最后的“主义”之争，主要的含义在于，是否要信奉并标明一种主义，改造中国应该靠政治革命还是社会改良，知识分子应该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还是要认同一种主义，少年中国学会应该积极介入政治斗争还是坚持学术研究和社会改良运动。与“少中”历史相始终的“主义”之争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研究“少中”的论述，大都把这个“主义之争”简单化为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争论（只是褒贬各偏一方），这从“少中”史上来看是不准确的概括。“少中”的最后分裂，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从结果倒过来看这个论争史过程，就容易突出、夸大了它对学会整个过程及其最后分裂的作用。实际上，“少中”会内的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在“少中”史上只占很小部分——在巴黎会友中是从1923年才开始的，国内则更迟些，直到在1923年召开的“少中”第三届年会（苏州大会）上双方会友还是友好合作，一致通过双方都同意的共同宣言的。

　　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关于国家主义的讨论很迟才开始的原因在于，尽管曾琦、李璜等人，早就有此思想倾向，但形成一种明确的政治观点的表达、政治路线的选择，也还是需要经过相当的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酝酿；另外，在早期的一些初步讨论中，会中已有不少同人，包括作为学会发起人的王光祈，出于种种原因，明确表示不同意“国家主义”的提法。例如，王光祈曾说，“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这个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他坚决反对“近世流行的国家主义--侵略的或和平的”国家主义都在其反对之列。3 这种言论似乎表明王光祈在“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思潮中是倾向于某种程度的“世界主义”的，但其实，与其说这些话表达着一种“世界主义”的认同，不如说它表达着一种对进步的认同。在那个时代，许多看起来是对世界主义的热情向往的观点、理论，其实要表达的并不是对自己民族的否定，而是对进步的急切向往。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是考虑到这种学会内的大倾向，为了不致太早陷于很伤感情的争论，曾琦等人一直回避在“少中”内部打出国家主义的旗帜。以至于直到1921年底，当“主义”之争已很激烈时，王光祈竟然还认为，“本会初发起时，尚有二三主张国家主义之人，经三年来之酝酿，亦皆慨然弃其主张。故今日会中虽不标明主义，而各人信仰，起码亦系社会主义。”4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种有趣的现象：虽然国家主义派的大多领袖人物都来自“少中”，但在学会的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杂志上，讨论国家主义的文章却相当少，直到第四卷的后几期才出现，而在这仅有的几篇相关文章中还包括恽代英、萧楚女反对国家主义的文章。而且，在《少年中国》所登载的会员通信中，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等重要的国家主义派人物也几乎很少与其他会员讨论这个问题。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打出国家主义的旗号进行争论是被共产党人“逼出来的”。认为国家主义、共产主义之争始终存在于“少中”的几乎全过程是一种误解，这个论争只存在于“少中”七年历史中的最后两年。在此之前，曾琦、李璜等人固然有某种国家主义的理论倾向，但王光祈和会中其他不少同人的保留和反对态度对其形成了制约，使这种倾向的发展得到延缓。南京大会上“主义之争”的激化是学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学会同人中急于以政治革命手段来改造中国的意见（包括国家主义、共产主义两派）越来越压倒了坚持学术方向的意见，这时，“国”、共两种政治倾向的争论才激化起来。由于学会成员的立场态度急剧政治化，这样就把政治上的道路选择、主义选择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少中”同人面前。在政治道路的探寻和选择中，共产主义派首先迈出了步伐，由于不同意它们的观点和选择，曾琦等人也加快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步伐，这种政见之争，政党之争，意义是超出“少中”学会以外的，是中国走什么路的大分歧。在这个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中（尤其是在青年党成立之后），“少中”只是分战场；然而，这也就已经足够使学会走向最后的分裂和解体。“少中”最后两年活动的历史，最后两三次年会的经历，只是这个斗争的一个侧面反映。由于国家主义派的主要核心人物，也都是“少中”的重要成员，因此，国家主义派和青年党的活动继续以“少中”为依托，而共产主义此时派则更多地移到会外，更多地致力于共产党自身的活动和当时正在方兴未艾的国共合作的实际政治斗争，无暇更多地顾及“少中”的会务。这样，在最后的两次年会及这段时间的会务活动中，国家主义派占了上风，成为主流，以至于从后人看来，似乎青年党成了“少中”的发展和延续。而实际上，虽然国家主义派把持了“少中”后期的主要会务，但国家主义派的政党——青年党--与少年中国学会又并没有任何理论上、组织上的直接延续关系，理论上无论国家主义派、共产主义派，都只是“少中”会员中的一部分作为个人继续其思考和探讨而形成的结论，不代表整个学会的理论方向，组织上更与学会无关，而且其性质根本不同，一个是纯粹的政治派别，另一个则是具有复杂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味的青年文化团体，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两者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事实表明，“少中”同人原先在学会内部尽量不讨论政治性太强的问题的共识是正确的；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双方就此展开的争论不但确实很伤会友感情，并且还迅速激化，以致于势同水火，势不两立，很快就导致了学会的解体。

　　二、“国家主义”的正式提出

　　“国家主义”的提法早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出现，并且在寻求拯救危亡的出路的种种讨论中成为一种经常出现的提法。例如，梁启超在世纪之交写的《答客难》中就有如下议论：“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5 其后，邵力子、于右任等人又提出了“神州国家主义”，欲以此“澡雪国魂，昭苏群治，回易众听，纪纲民极”6 这些“国家主义”，主要是唤起国人的民族自救意识，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意思。到民国初年，国家主义的提法更加流行，甚至于不少党派把它写入自己的政纲之中。例如，共和党的政纲中就有“保持全国统一，采用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植国民进步”之语；而进步党政纲中也有“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 7 的主张。在这些提法中，“国家主义”一词，是强调国家统一，政府有力，以谋求整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在清末民初两个时期，国家主义，都有优先强调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含义。正因此，它在二十世纪初的思想探索和论争中是经常见之于时论的。但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内部逐渐产生和成型的“国家主义”，则与上述那种泛泛而言的国家主义不同，它是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追求和运动方向而提出来的。

　　按照陈启天后来所写的《国家主义运动史》的界定，这一“最近的国家主义运动发端于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 为什么在这时正式开始“提倡国家主义呢？总说一句，是迫于中国的实际需要。”8 陈启天把它概括为四条原因：“第一，从民国八年到十二年新文化运动的结果，虽将一切旧思想，旧制度和旧礼教打碎得干干净净，使思想界全陷于一种无政府的态度，但是立国不能不有一种中心思想做团结全国人民的工具。中国究竟用什么来做立国的中心思想呢？”9 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平民主义、三民主义都被他们认为行不通，“所以才选定比较合于国情而且已经有数十年历史的国家主义来提倡。”第二，当时军阀混战，使他们感到过去那种“不管政治，以社会运动相标榜，全在文化学术和教育上用功夫”的观念行不通了，“我们再不出来管政治，政治更要来辱我们。我们再不出来设法唤醒全国人民来管政治，政治更要来害人民！”10 第三是欧战后的国际形势以及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所受的屈辱表明，要想“改造中国，使中国在国际上站得住”，“要将一个不独立和不统一的国家变成独立和统一的国家，须得实行国家主义才能成功”11。第四，就是要反对共产主义。“五四运动以后因思想界的大解放，共产主义得以输入中国。一般青年因好怪好新的缘故在思想上不免盲目的承受”，包括“少中”会员中的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毛泽东、刘仁静等人先后都在学会内宣传共产主义，并在1921年“少中”的南京年会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自此以后，我们渐渐发觉共产党这个怪物，要在中国闹起大乱子来。……我们要救中国，要唤醒青年不受共产党的骗，更不得不一面提倡国家主义，一面反对共产党。”12 综观陈启天说的这四条理由，就可以明白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基本判断。首先，他所说的第一条，表达了由于旧文化、旧价值的崩溃所引起的民族文化精神认同上的危机——由于“一切旧思想，旧制度和旧礼教”的失落，中国缺少一个民族意识形态的凝聚中心。这确实是当时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而“国家主义”是在晚清终局、世纪相交之际的风雨飘摇的情势下国人企图立以凝聚人心一面旗帜、一个口号，而且，在当时那种民族衰败、国家危亡的形势下确实对于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以此来作为实现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的“中心思想”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虽然这个国情似乎仍然没有变，然而时代变了，于是，数十年前对于唤醒国人、增强凝聚力可能起相当重要作用的国家主义，在二十年代，却由于时潮中已经出现了更令人神往的方向, 或者说，更令人信服的改变中国现状的“主义”，而变成了一种令人侧目和疑虑的东西了，这一点，国家主义派似乎始终没有清醒的意识。第二条，则表明了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黑暗现实是如何把一些原先置身政治之外，一心想通过文化改造的途径来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推上了相当激进的政治道路。第三条，则可以看出，在对外关系、世界格局中中国作为一个弱国所遭受的屈辱，也是刺激国人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主义观念的重要原因。这一条，应该是国家主义之强调“国家”的最有力的理由，表达着受凌辱的民族对“强国”的强烈渴望。然而对于国家主义运动而言，从政治上看，第四条却是他们最重要的原因。虽然国家主义派始终标榜反对军阀、反对列强，但它作为一个明确的运动和组织的兴起却确实是首先针对共产党，是在与“少中”会内的共产主义倾向和学会外的共产党的活动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在看来，共产党、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国家主义者们恐怕始终未得其详（在他们中间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最多、批判最力的李璜，在其论辩文章中也有许多不得要领的话），他们对它的本能的疑惧和仇恨却首先是由苏俄而来——这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自近代以来对沙俄的强烈戒心有关。另外，就是共产主义这种理论的世界主义色彩和它拒斥传统文化的倾向在国家主义者们那儿引起的戒惧心理。

　　以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形成以后，于1923年12月，在巴黎秘密组建了中国青年党，对外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两年后才正式公开名称。1924年9月，曾琦、李璜自法归国，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国家主义派的机关报。此后，国家主义派“在积极方面发挥国家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消极方面反对列强、军阀、共产党、国民党联俄容共，以及教会学校等，很能得到爱国青年的同情。”13 其组织还扩大到全国各地和海外一些地方。国家主义派自称在这一段时间里，在五卅运动、万县惨案、汉口惨案……等反帝爱国运动中他们都积极参与其间14。而实际上，他们在这期间做的最多的工作倒是在理论方面，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专著，如曾琦的《国体与青年》及《国家主义与中国青年》、《五四运动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之学理的根据》、《国家主义者之四大论据》等著名讲演，出版了两集《国家主义论文集》、还有李璜的《国家主义浅说》余家菊的《国家主义概论》，余、李合著的《国家主义的教育》、陈启天的《建国政策发端》、《国家主义与近代欧美教育》、常乃德的《国家主义小史》，陈、常合著的《国家主义运动史》等等, 不一而足。这些，大部分是以少年中国学会或与之有关的名义进行的。国家主义派此时宣称他们已经“完成国家主义的系统理论”--“在原则上以国家为前提,在实施上以事实为根据”的,不像共产党一样“从外国去抄袭过来”15 的系统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主义派的大部分理论工作，都是在1923年下半年以后开始的，1924年曾、李回国前后到1925、1926年间发展得较快，由这一点看可知，一，共产党成立后活动的加强是促使他们加快自己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此时两者间的分歧和斗争已经更多的是两个政党、政派间的思想分歧和理论斗争，已超出“少中”本身的范围。因此，我们下面就侧重对这时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思潮的国家主义的“系统理论”来作一个全面的研究、评析。

　　 三、“国家主义”的理论体系

　　应当说，“国家主义”是一个未必系统但却相当庞杂的理论。为了建构这一理论，使其尽量系统化并具有说服力、感召力，国家主义派几位主要的理论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了大量的努力。他们建构自己的理论所依靠的思想资源主要有二：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二是西方近代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前者所占的份量在表面上看来略少，仅限于对传统经典有限的征引，但在思维方式、文化心态和价值认定的潜在层面中却起主导作用。后者在表面上看来是主要的，其中包括对西欧、北美、乃至东南欧和亚州一些国家近代以来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成功的的追述和总结，也包括对西方近代思想家理论的介绍和运用。

　　首先，他们这样定义“国家主义”：

　　曾琦说：“国家主义者何？在一定领土以内，其国民团结一致，以内求本国之进步，外御异族之侵凌者也。”16 这么说似乎稍嫌空泛。李璜的定义则比曾琦进了一步。他根据法文辞典Nouveau Larousse（《新拉卢斯辞典》）和 Larousseuniversel （《拉卢斯大辞典》）中的解释，给国家主义下了四条定义：

　　“国家主义乃是对于其所属的国家而特有的一定的志愿。”

　　“国家主义乃是被压迫的国性的政治上的要求。”

　　“国家主义乃是疾视一切所有不以国家的旧信仰为根本的学说。”

　　“国家主义乃是反乎国际主义而言。”17（各定义法文原文略）

　　这四条定义，后来为曾琦所完全接受，表明他也注意和努力以外来思想资源充实自己的理论。在一年后的阐释国家主义的学理基础的两次讲演中，他一字不改地照引了这四条定义，并给每条加上自己的说明，使其意义更为明确：第一条，所谓“一定的志愿”，“例如中国人无不愿中国强盛,朝鲜人无不愿朝鲜独立,此种志愿,即国家主义之精神也.”；第二条,“国性者，全国人民之共通性也。例如法国人好自由，中国人好和平，皆国性之表现也。凡一国家被他国压迫，而其国民誓死以图反抗，此种反抗即为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为反抗压迫而起，盖其性质原为自卫的而非侵略者也。”第三条，“国家主义虽重进步而恶守旧，然对于本国传统精神之优良者，必须保存而光大之。例如我国社会素重道德，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此种传统精神，必须存而勿失”18 因此，要反对“重物质而轻精神，为金钱而丧人格”19的唯物史观。各国“因土地历史关系，必有其特殊的制度”、“万不能以他国习尚制度强行诸本国，我国从前维新家照抄日本制度，今日共产党照抄俄国制度，皆违反国情，为国家主义所不容者也”20。第四条：“国际主义即大同主义，此种思想，原为我国孔子所倡导。……此种理想，非不高尚，特就世界之情势论，要未可一蹴而跻耳。……”列强“不以人类待我，吾又安能与之讲世界大同？此时唯有力图自强,俟本国完全独立自由后，再进而谈大同，庶不为人所笑耳”21。借助于李璜所翻译的法国辞典上的定义，曾琦把自己对国家主义的定义明确了一些，总算表述了一些特定内容--其中有他对现实的思考，有他对孔子和儒学的坚持和附会，也有对唯物史观的偏见，对苏俄制度和共产党的敌意和反对。

　　然而最给国家主义者感召和激励的还是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这段时期西方国家主义理论上的发展也是他们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反法战争中，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鼓吹国民精神的《告德意志国民》一文感召下出现的德意志民族的兴起和国家的统一，和在玛志尼领导下“以国家主义号召一切”，进行反对神圣同盟的斗争的少年意大利运动，更是他们所乐道和神往的。当年少年意大利运动的成功在全欧都激起了反响，出现了“少年波兰”、“少年德意志”、“少年瑞士”等运动，“到20世纪初年，土耳其青年党成功，玛志尼的精神更传到黄色民族间来了。”22 这一段历史是少年中国运动的精神启示的来源，更是国家主义者们津津乐道的。同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们所认同的“国家主义”，更多的是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随着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而不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在欧洲肆虐一时的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对此，他们以后更是一再明确加以区别——可惜，由于“国家主义”这个字眼本身的缘故，他们所做的区分和解释总是很难为人们所接受。

　　国家主义理论家们也关注到了自19世纪以来国家主义在学理上的发展，他们认识到，“近一世纪以来，国家主义在学理上及事实上都是有很大变化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从自由国家主义到统制的国家主义。当18世纪末叶正是自由思想弥漫的时候，各民族的国民运动也只以争自由争独立为目的”，其代表就是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但绝对的自由终是空想”--美国独立后各州“之间叠起纷扰”，南北战争以后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法国革命“虽以自由为号召”，但其后却不断出现专制，“到现在还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最大的一国。”此外，“德国以后起新兴的国家，仅仅三四十年便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便是靠运用极精密强干的手段的缘故。”日本也是如此。这些都让人觉得，“统制的国家主义比自由的国家主义更证明是较适合于现代的时势了” 23。这些事实引起学说理论的变化，“因此到十九世纪未年，约翰弥尔，斯宾塞一派的自由政治主义已不能盛行，而伯伦知理-派的干涉政治主义为一般政论家所采用。在经济学上，亚丹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为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经济学所战胜。这是近代国家主义的第一个大变迁。”24

　　“第二个重大的变化是把国家的机能发展得越大了。在十八世纪欧洲国家和今日的中国一样，国家的职权是很小的，除了政治、军事、外交是国家政府应管的事以外，其余一切都可任人民的自由；但十九世纪以后的国家则不然，人民大部分的生活，几乎都受国家的支配”，包括就业、分配、财产、日常生活、婚姻、生育、等等，“国家政府权能的增大，是近代国家主义的又一个大变化。”25

　　“第三个重大的变化是把单纯的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变为以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原素共同组成的国家。”如美国、瑞士都不由单纯的民族构成的。“自从物质文明发达，交通进步以后，许多不同的民族，只要利害相同，都有团结为一种国家之可能，这个趋势是我们值得注意的。”26 从这些分析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二十世纪将比十九世纪更为国家主义的”27，因此，中国要跟上世界潮流就得采取国家主义。同时，从第一条还可以得出的启示是，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强大统制力的中央政府；从第二条得到的启示是，这个政府必须十分注重自己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政策，力求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而第三条给予的启示则是，要坚持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些启示，后来国家主义派分别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的各项政策主张中。

　　西方国家主义的历史和学说的发展是一回事，中国的现实状况又是一回事。按照中国当时所面对的现实，是否有接受和实行国家主义的必要和可能呢？曾琦以《国家主义者的四大论据》一文，提出了他的看法，来论证在中国采取国家主义的必要。这四大论据是：

　　“（甲）就世界大势论”：曾琦概述了欧洲自1871年普法战争以来的重大事件，包括法、德之间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争端，一战后法国的扩充军备和德国战败后的复仇准备，得出结论：“‘国家主义’潮流，既蓬勃于世界”，无论是号称五强的美日法英意，还是战败的德国，还是“共产主义”的苏俄，都热烈“服膺国家主义”。如果说它们是“强国志在侵略”，那么弱国也一样需要国家主义：波兰、爱尔兰、土耳其，乃至印度，朝鲜，无一不“信仰国家主义而跃然兴起矣”——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强国是“图扩国权”，弱国是“图复国土”，“故吾人无论从何方面观察，皆不能不承认‘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国家主义极盛时代’”28

　　“（乙）就本国情形论：今日我国之情形，一言以蔽之曰：‘内不统一，外不独立’而已。因内不统一之故，于是各省督军据地称雄，拥兵作乱，形同藩镇，势等寇盗。因外不独立之故，于是关税不能自立，司法不能完全，财政频遭干涉，外交亦受牵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宣传国家主义，“使国民明了国家根本立足之点所在，使全国国民尽能透切了解国家主义之真意而信仰之，使尽人都有为国效力之爱国观念，对内则具铲锄国贼之决心，对外则有一致抵抗之勇气，夫然后可以永保我国之独立与自由。……土耳其最近之成功，即吾人极好之先例。”以中国目前情形看，“‘共产’不合国情，‘无政府’理想太高，万不能实行于中国。国家主义乃为救时之良药，此则余所深信不疑者也。”29 这一条应当是曾琦的论证重点，他对中国黑暗现状的概括和抨击是对的，但是对于这种“国情”的认识，各派并无歧异，异见存在于对“救时良方”的论证上。

　　“（丙）就社会道德论：一国之社会能秩然有序而日趋进步，全赖有最高道德以维系之。……在昔君主国家以忠为教，忠君即其最高道德也。民主国家之最高道德在爱国”，“今日中国社会之所以陷于混乱者，即由专制而入共和，守法之观念已失，爱国之信条未成，无最高道德以范围一切，一般卖国贼乃敢于横行无忌耳。……故吾人非讲‘国家主义’不足以救中国之亡。自消极言：凡破坏国家者，国民应群起而诛之。自积极言：凡为国家建设者，国民应群起而助之，使不肖者有所忌，而贤者有所劝。此就社会道德论，吾人不可不提倡‘国家主义’者也。”30

　　“（丁）就人类本性论：爱国为人之良能，合乎人心，顺乎自然。……人类之有今日，均由‘国家主义’御外治内之功，故揆‘国家主义’之本义，原极和平而无弊。人苟自爱其国，推而至亦爱人之国，则‘国家主义’未始非‘大同主义’之阶梯，此孔子所以有国治而后天下平之论也。31

　　“综上所陈四大理由，吾人可得一结论曰：国家主义者合国情而顺潮流之主义也。国家主义者，救中国惟一之良方也。欲中国政治上轨道，外交占优势，社会得安宁，当以‘国家主义’ 为宗旨，以全民革命为手段，合四万万人之力，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立定大计，以实践国民天职，贯彻民主精神。”32

　　就曾琦提出的这“四大论据”而言，虽然洋洋洒洒，貌似雄辩，但其论证相当片面不足。国际国内形势当然是首先必须了解的，但曾琦笔下的“世界大势”，是把20世纪初广泛兴起的民族主义潮流与德意日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混为一谈，牵强解释；对军阀混战、内乱外辱的“本国情形”的概括是对了，但把这种黑暗现实的根本原因归之于国人缺少国家观念，认为只要提倡国家主义使人民“透切了解”和“真意信仰” 国家主义，就足以解决问题，至少是一种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错误。至于以社会道德论国家兴亡，更有不足。当时，中国的社会道德沦丧确实是加剧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缺少“最高道德的范围一切”也应当是点到了要害，但这种根本价值认定的失落导致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期的混乱失序在中国已经历过多次，它有极其复杂的原因和机制，决不是靠人为地提出一个口号、灌输一种所谓信仰或信念就能药到病除的。它有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原因、更有制度方面的根本问题，决非曾琦所希望的提倡“最高道德在爱国”、“人类本性在爱国”所能解决的。从后两条论据来看，只能说，曾琦的议论更多地是政论、是策论，不是理论。他的理论资源，即使以当时的标准看，也似乎过于陈旧。

　　在自信作了相当的理论铺垫后，曾琦提出了他收拾时局的关键命题：“中心思想与中心人物”： “今日中国之国事，曷为扰攘十余年而不克底于定乎？”其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曰：无‘中心思想与中心人物’而已。夫一国之有‘中心思想’，则国是所由以定者也。一国之有‘中心人物’，则国民所望而趋也。”33曾琦以中外历史为例，列举了“中心思想与中心人物”的伟大历史作用，进而指出：“夫一国无中心之思想，则众论纷纭，而莫衷一是。一国无中心之人物，则民心惶惑，而靡所适从。古今中外，罔不如是。证诸今日，其例尤显。国事之坏，岂徒然哉。今欲求国乱之底定，期国基之巩固，惟有先努力于中心思想之制造。有中心思想，然后中心人物可得而出。”34 他说这些时俨然以中心思想、中心人物自命，至少以创造这个中心思想为己任。不管曾琦本人极其思想最终是否成为中国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他提出中心思想、中心人物这个命题，应该说是有见地的，点到了问题的要害。近代中国，在种种困顿窘迫之中，时时缺乏的、渴求的、呼唤的，其实正是这种能够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的中心思想和中心人物。每一个时代确实都需要一种能把握时代精神和历史任务的中心思想，都需要有能具有权威和号召力的中心人物。可惜的是，需要并不等于就能够有。理解其所应具备的条件也不等于自身就能符合这些条件了。另一位“少中”会友、国家主义者余家菊写过轰动一时的《领袖学》，但他并不就能成为领袖。曾琦谈“中心人物”时，则是想成为“中心人物”的，几乎在他的所有论述中都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气势和自我期许。可惜他的理论资源陈旧，正如他自己引用龚自珍的诗所说的；“药方只贩古时丹”，不足以解决正经历巨大变革的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他以主导潮流自许，结果却背乎潮流方向，以致于他和他的“国家主义”始终就没有成为中国的“中心思想和中心人物”。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国家主义的理论家们在形成其理论的过程中，已经做了很大努力，试图将其复杂的理论理出一个头绪，一个系统：要有尽可能完整的定义，有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依据，考察了国家主义理论在西方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和发展，分析了它对中国国情的适合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应实行国家主义的论据，并由此进而提出，应当把国家主义确立为中国当时的中心思想，用以范围人心，团结国民，鼓舞民心士气。这一步步推导中，似乎不乏其内在逻辑——尽管基本上是一种主观的逻辑。同时，曾琦等人还自觉地、当仁不让地要把这种规范人心、指导思想的工作担当起来，以此为已任。应当说，当他们进行这些理论思考时，确实体现着他们对民族和国家的强烈责任感，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能因为他们对其他党派的政治态度而影响对其探索的真诚作一种历史的客观评价。

　　四、“国家主义”的理论失误

　　“国家主义”的理论看来未必不系统，也未必没有道理——它对中国的现实还是作了认真的分析的。那么为什么它在历史实践中却终于失败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理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的、策略方面的、中国历史和现实方面的，这些方面的因素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国家主义”理论的最终失败。

　　我们不能说国家主义的理论全无是处，包括它的基本的口号和政治要求，如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等，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都曾得到不少人的赞同，而且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始终如一的要求和目标。从这一点上看，“国家主义”显然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一部分。然而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却坚决拒绝使用“民族主义”的提法，而且反复论证了他们所提的“国家主义”之比“民族主义”含有更为确切的内容。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看，至少在字面上，“国家主义”应该是比“民族主义”更准确地表达了当时积弱、衰朽、面临瓜分危险的老大中国的人心中对一个统一、强大、繁荣、独立的新国家的向往，但是人们还是愿意接受“民族主义”这个字眼，以它来表达自己对一个强大国家的诉求，这里头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首先，从学理上看，正如国家主义理论家们所指出的，19 世纪以来，“国家主义”有三个重要变化：从自由的国家主义到统制的国家主义；国家、政府的权能更加扩大；国家从以民族为基础变成以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为基础。而恰恰是国家的这种学理和事实上的变化使人们在现实中接受它的同时，在心理上对这种“统制的国家主义”更抱着一种戒惧心理。同时，也由于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影响，使得无论是信奉它的人还是反对它的人都不敢公然宣称国家是社会的主人，而必须承认国家为社会、民族、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原则——而“国家主义”这一表述则无助于这样一种认可，于是它就不被认可。实际上，即便在欧洲历史上，似乎也只有在18－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在战争和纷扰中形成、并且经常面临外敌入侵之际（如费希特时的德国），人们才认同国家主义这一表述；其后，随着近现代国家机构的确立成型，它与社会处在一种对立位置上的事实更使人们再也不愿意接受国家主义这个字眼所可能隐含的对国家机器肆虐的认可。

　　其次，是一个理论语境的问题。“在常常以接受者的取舍决定立说者地位的近代中国”35 一个政治口号能否站得住，关键并不在于它在文字上有多少的蕴含，而在于它所表达的政治理念是否能比较容易地为民众所认同，即民众从这个口号中所理解和接受的东西，以及它是否易于产生感召力和鼓动性。从这个角度看，“国家主义”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大都已包含在更为中国民众所接受的“民族主义”这一口号中，国家主义派借“国家主义”这个字眼所要表达的某种针对中国国情的特定内容（如国家机器强大、国家统一、国力增长、凝聚力增强、民族精神振作，等等），不但没有能够体现更大的说服力以使人觉得应该放弃“民族主义”而接受它，相反，在近代中国民众的心理感受中，“国家主义”倒有可能更容易出现歧义。“国家主义”个词在中、外文中产生的心理感受差别很大。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家天下”的传统，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家”首先不是意味着领土、主权和人民的权利，而是意味着统治和压迫人民的王朝和政府--而在当时就是徒具近代国家形式但却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民国”政府。这个政府在人民心目中不但不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代表，而且恰恰是人民所反对、革命所要打倒的。近现代史上的革命斗争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指向了这样的“国家”和政府吗？这个现实以及中国人心中对“国家”的特殊感受，使“国家主义”的口号在中国民众的心里遇到了严重的认同障碍，在号召力上远远不及“民族主义”--在民众心里，“中华民族”是他们所认同的，代表着她的历史、文化、光荣和尊严，而“国家”，则是一帮腐败无能的贪官污吏的代表，是他们所厌恶痛恨，要打倒推翻的。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是国民一想到“学者”和政客们所要求自己认同的“国家”就充满了失望和厌恶的情绪的时代。

　　第三，从世界上看，从普法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主义”一直都是德意志军国主义的一面旗帜，这使得“国家主义”与德国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政策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俾斯麦，兴登堡到希特勒，这一条线索确实存在，贯穿始终。尤其是希特勒的“纳粹”，更直接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号（也有人建议译成“民族社会主义”）更使国家主义臭名昭彰。虽然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在二十年代进行他们的宣传时纳粹并未上台，但“国家主义”这个提法的德意志色彩是隐然存在的，这对于中国的国家主义的传播也是非常不利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陈启天在发表《何谓新国家主义》一文时就谈到：“自欧战结局以来，文人谈士莫不痛诋国家主义的流毒可以扰乱世界之和平，可以摧毁人类之文化，可以杀伤好生之人类，可以消耗无数之金钱，可以混乱宇宙之真理，可以恶化国民之心理，几若国家主义为万恶之所归……”36然而他们还是指望通过给“国家主义”加上一个“新”字，重新定义，“并将民主主义的原则融摄在内，成为一种新理论”37，来避免这些问题，认为这就可以与军国主义色彩很浓的“旧”“国家主义”区别开来了，这真是天真的想法。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家主义”这个名词的德意志色彩是很难洗掉的，更何况在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为患的欧战刚刚给人以惨痛记忆的时候——在此之后，纳粹的上台，二战的爆发，更是使“国家主义”在宣传上经常面临一种尴尬。

　　第三，思想资源方面。国家主义派在理论上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一个自己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他们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背景是传统教育所形成的儒学观念；尤其是被视为国家主义派的精神领袖的曾琦，虽然是他们当中最有气势的一位论说者，文章颇见功力气骨，可惜从价值观，到思考和表达的模式都太陈旧，把他的许多文章当作“上神宗皇帝书”之类的策论看不失为好文字，但作为现代政论，尤其是以这种腔调与马列主义论战，就有点可笑了。他的思想资源太落后，连始终佩服他的左舜生后来也这么评论他的诗文：“慕韩的诗是志士之诗，而非诗人之诗；他的文是策士之文，而非文人之文。”38 而其论敌的评论就不这么客气了，共产党人萧楚女尖刻地挖苦道：他是《新民丛报》式的文笔和李鸿章的“以夷制夷”与张之洞“中体西用”两大传统思想的组合。国家主义的最重要理论家当推李璜，他在留法期间对西方的历史和现实都有比较认真深入的考察和了解, 对西方文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都有相当的造诣，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及国际共运的历史也有相当的了解，但他却没有摆脱“博物学者”式的治学套路，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余家菊、陈启天等人虽然在理论上也多有著述，作了很大努力，但除了在他们所专长的教育学理论方面之外，他们对西方思想和理论的理解看来是有隔膜的，时时流露出儒学传统对其思考的明显影响和囿束。以这样一群两顾于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学者、文人的组合，以他们那既想守持旧传统又渴望强国的价值选择，以他们那既想反帝、反军阀又坚决反俄、反共的政治态度，国家主义派在立论辩难中经常终处在矛盾和尴尬中是在所必然。于是，他们在论战中的前后不一，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很容易被对手一逮一个着，比如，萧楚女那篇名文《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中，就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此不必赘述。萧楚女对他们的评价是：“说《醒狮》知道‘有系统地提出绝对的国家主义来抵抗共产主义’这话未免太恭维他们了！他们哪里能够有系统？我们只略微在这五十期《醒狮》中一加检查，便已找出他们无数的矛盾，简直千疮百孔。”39 一种理论，如果让对手挑出这样的毛病（而且确实也有这样的毛病），那它是很难长久站得住的。

　　第四，政治实践和策略上的失误。国家主义派摆出一副独自力反所有潮流的架势，既反国民党，又反俄、反共，这在当时国内社会思潮欣然急进的大形势下，他们是很难赢得人们广泛的理解和同情的。他们在政治态度上四面树敌、四处出击，但在政治力量上却无所凭籍：提倡“国家主义”却没有国家政权为后盾，没有军队和武装；提倡“全民革命”却没有全民革命的手段，没有群众运动的基础。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找到一种实现自己目标的社会动员模式。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各持一端（政权和群众），没有给国家主义派留下多少空间，他们只好采取了极为陈旧的儒生办团练加策士说诸候的方式，其失败是一种必然。从直接原因上说，就是清流论政，书生治国，以学者的方式干政，全不知政治舞台的游戏规则。虽然曾琦以“慕韩”自名，以相才自许，但他不幸生活于二十世纪，又不幸面对中国当时那种狗肉将军式的武夫割据的现实（这种军阀割据与战国群雄全然不是一个档次，根本不能相比）他的策论政治完全派不上用场，他的游说诸候也全都心血落空。

　　国家主义派早已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的理论也成为翻过去了的一页，几乎再没有引起后人审视和评价的目光。今天看来，我们至少要肯定一点：在那军阀混战，外患频仍，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举国都在焦急地寻找一条出路的时候，他们也为探索一条出路奉献了自己的积极思考。他们试图用国家主义的口号，用提倡国家意识来唤起民心，整合社会，挽救积弱，渐至复兴；他们既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又反对劳资冲突、贫富悬殊的西方资本制度；既有选择地认同中国传统中有价值的一面而力图保存之，又有保留地赞成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愿意吸收；大体上，则倾向于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旗号的、俾斯麦加社会党的社会政策（但这不是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不妨视之为对“第三条道路”的一种初步探讨（虽然他们并未以“第三条道路”为号）。 “国家主义”在中国，由于其种种特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很快成为失败的历史，时过境迁，它的那些理论、思想似乎也失去了意义，不被视为中国现代史进程中所积累下的一项思想资源，不再吸引后人审视的目光--这或许是它后来很少为论者重新提起的主要原因。由“国家主义”所产生的政党--中国青年党--至今还存在，而这个“主义”已成陈迹，这是它的悲哀。中国现代史上曾经活跃过的许多思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至今都还在引起人们重新思考和研究的兴趣，其实，“国家主义”应该算是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一部分。而且，它首先提出的一些提法，如“攘外安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全民皆兵”、“纸老虎”等，后来在中国都曾风行一时（不过都换了论主），重新审视和评价一番“国家主义”，不是全无意义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