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罗马帝国，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伏尔泰
   
    儒学，既非主体，也非代表，更不是核心。
   
    国学复兴，是个不折不扣的媒体用语。
    国学一词本身，尚且众说不一，加上不明不白的复兴，就更成了聚讼纷纭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学就是个不能用的词，国学复兴，就是个虚妄得一钱不值的空洞之说。
    平心而论，国学复兴一说，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文化在船坚炮利的开道下，整体性地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产生惊涛拍岸的巨大冲击。国学一词，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诞生。张岱年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1——当然，这只能是个大致的说法，什么叫中国本有的学术？佛学算不算中国本有的学术？草原游牧文明形成的文化成果，能不能纳入中国本有的学术？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处于一种被冲击的状态。先是新文化运动，后是战争，再后来，“文化大革命”，更是几乎将传统文化斩草除根（社会显性层面而言）。于是当中国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开始，渐渐回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社会形态，并日益呈现出某种崛起的姿态，——与此并行，中国传统文化再次遭遇更为猛烈、动荡、前所未有的冲击，——有人提出国学复兴，就不能视之为完全的空穴来风（当代用法意义上的）。
    而从另一方面说，这世上的任何一个名词，国学也好，复兴也罢，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像一套像待售的商品房一样，空间尺寸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章太炎在《国学概论》里，对哲学一词，也甚是不满，拿在手里把玩半天，左挑剔右埋怨的，最后，也只好无奈地说：今姑且用“哲学”二字吧。
    所以，关键并不在于名号的恰当与否，而是这名号之下，究竟装得啥玩意。
    从近一、两年的实践情形来看，国学的复兴并不让人感到鼓舞和乐观。“学术圈”的反对声、异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社会上人人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实际。而国家的当务之急，在于经济、外交和社会稳定（国家与国学的关系，甚是微妙而复杂，但国学若离开国家背景，复兴之说，更为渺茫）。广州一份主流媒体，刚刚登出一篇报道，说大学生觉得学国学太“奢侈”，太不切实际。所有这些，都可视之为国学艰于复兴的外部原因。而在国学内部，国学与儒学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杂关系，笔者以为，是国学复兴的最大障碍。
    也就是说，彻底废弃儒学，是国学复兴的必由之路。
    几点理由和说明如下。
一、儒学，说到底是门政治学
    有人说，儒学不过是一门学术、学问，怎么可能彻底废弃？说这话，如果不是出于一种了解的欠缺，那就是故意的视而不见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先生，在那篇名噪一时的《重估国学的的价值》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们认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所在”。2
    意识形态，从我们在校所受教育的结果知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层建筑，基本上可视为是国家政体的另一个代名词。
    儒学，从它最初的源头起，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或学问，而是一门与最高政治，与官场，有着天然紧密关联的安身立命术。所谓“学得尧舜术，货与帝王家”3，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4，说的无非都是与官家的买卖交易，和治民的本领。《孔子打劫了儒者，儒家打劫了中华传统文化》一文，已粗略勾画了儒的起源，先儒与孔子，孔儒结合等历史脉络，从中差略可以看出儒与官的天然亲缘性。而孔子本人，正是一个超级政治动物（这一点，成为其后至今，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心欲的原型），汉儒援孔入儒，孔儒“合卺”，更是大大强化了儒学的政治本性和御用功能。
    儒学的这一政治本性，其精义所在，即是朱熹《四书集注》不厌其烦，笔书不辍的“修身治人”四个字。也就是千年以降，一众文人知识分子的登龙术（怎么向上爬，并学会用最佳技巧坐稳位子）与统治术（让下民们心甘情愿，所谓“庶人不议”地安安稳稳接受咱家的统治，也即是所谓天道）。
    这样一种政治本性和御用功能，从西汉到清末，在意识形态层面，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挥了支柱性、钳制性的作用（尤以明清两朝为甚，至清康雍乾达至顶峰），成为历朝历代国家机器和统治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毛泽东有句名言，叫，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崇儒的。这话今天早已不说了，不合时宜了，其本身确也有火力过猛的偏激，难免引向玉石俱焚的暴烈。然而，却也并非无凭之语，——史实俱在。至少，从政治性能的角度说，在儒学的政治子宫里，在儒者们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行舍藏”的自慰声中，眉眼低瞟，欲舍难休的“官场情结”，是绝无可能孕育出今日中国所迫切急需的公共知识分子的。
    进而言之，恰如鲁迅对自己文章所作判语，愿这些文字速朽，因为它们活着，即证明中国社会的病症依然如故一样，儒学，作为一门政治学（若加个定语，可称其为实践政治学；若换个中心词，可称其为政治伦理学；总之，政治始终为其真正目的之所在），在今日中国的苟延残喘，蠢蠢欲动，并欲大行其道，正是中国现实社会，政治文化领域，某种相应的潜意识形态的残余显现与折射反应，表明中国现在所进行的改革事业，并不仅是针对近数十年社会实践的矫正与前进努力，而应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全面反思与探索。
    所以，谁要是认为，儒学不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以为，儒学不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汉赋？那您就弄错了。
二、儒学的根基已坍塌，核心已破碎，脊骨已断裂，残砖败瓦，徒有亡魂
    两千年来，归于儒学名下的典籍书目，可谓卷帙浩繁。其间种种学理、理念，也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但若剥繁为简，穷根究底，作为《四书五经》首篇的《大学》之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可视为儒学的根基所在。其中心实质，又集结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九个字（别名：修身治人）。这是整个儒学大厦的第一块奠基石，儒学学府的第一道入学拱门，也是儒学教导的终极目标和归宿，还是儒学严格讲求的循序渐进之内在逻辑的浓缩概括。抓住了这九个字，就像揪住了阿Q头顶的小辫子，轻手一拨，整个儒学头颅、身躯，就跟着滴溜溜乱转。
    如今，这块基石怎么样了？
    单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九个字，或许太简略、抽象了些，难以推开理解的天窗，那我们就不惮烦缛，抄一段《大学》原文如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请注意这些词语之间的逻辑链条，在儒学典籍中，经常性地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儒学的理念大厦，即建立在这么一种逻辑链条之上。
    章太炎在《国学概论》里，针对这套说法，举唐太宗的例子，说，他的治国，成绩却不坏——世称“贞观之治”，但他的家庭，却糟极了，杀兄、纳弟媳。
    其实，何须举唐太宗为例，只要问一声我们可爱的朱文公，试观古今天下，哪一位仁人君子，包括文公您本人，一步一趋，一步不乱，所谓“絜矩之道”，真正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博学的朱文公恐怕只剩有满头抹汗的份！——上哪找这么个角啊？
    别说找不到正面的，单说中国历史上众多青史留名的赫赫帝王，赢政，刘邦，杨广，李隆基，朱元璋，哪一个不是流氓加伟人的杂种？赢政囚母，逼杀仲父（有人说是亲生父亲），刘邦往儒冠中尿尿，杨广奸妹，李隆基纳媳成就“千古佳话”，朱元璋屠戮天下良臣忠将，直言：金杯同汝醉，白刃不相饶！在这些人物身上，何尝能见到一星半点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见到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他们比中国绝大多数帝王治国的成就、遗留，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小人比君子更易于成就事功，是中国社会亘古不变的铁律。
    所以，这样一块基石，打从出世那天起，就是极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式的，一迈入残酷的现实，即被证明、显形其虚幻，不堪一击的本质。
    客观地讲，孔子及其门徒，在春秋战国，社会动荡、剧变、转型之际，根据以往的文化积累和传承，出于理想精神，提出“修身治国平天下”，期以通过约束自己，再以约束他人，来求得社会的和谐、安宁，其动机蕴含着积极、进步的意义，在日后的历史岁月中，也不能说它没有起到一定的道德规范、导引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变异，这套本身存有先天不足的“修身治人”说，在强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力量面前，日益显露出支绌与虚妄。这跟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到了哥白尼时代，亚里斯多德的物体下落速度与质量说，到了伽利略时代，本也有近似之处，如果自然更迭出新，“修身治人”说，倒不失其历史意义。然而斗筲之儒死抱住先圣的骸骨不松手，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以至于作茧自缚，自欺欺人，垮坍也就是迟早的事。荀子的话说，“舍粹折无适也” （《荀子 儒效篇》）——除了破碎、折断，没有别的出路。
    假如说修身治国平天下，是儒学的根基，那么，泛道德化，所谓以德治国，以道德为横跨、网络个体存在与国家事务之纽带，就是儒学的核心灵魂。这个灵魂在两千年历史中，有个特别的名称，叫作：礼。
    关于礼的起源，王国维有过极精彩的考据。不过后人更关心的，似乎是孔子学说中，究竟是礼为先，还是仁第一。解答这个问题，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要回答它，不妨走入《礼记 礼运》，听听孔子本人是怎么说的：
    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政不正则君位危，……舍礼何以治之？……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蘖也，……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
    一上来就摆到天地生死存亡的境地，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实，孔子的学说中，礼，就是一件连帽带袜的套头长衫，如果不是为了饮食呼吸和看看脚底的路，估计跟裹尸布，也就没什么区别。至于仁也好，刑、杀（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见《礼记 檀弓下》）、义、智、信、勇、恭、敬也罢，统统都是这件套头衫里的东东。这不是说上述诸什就不重要了，但再重要，也得先是出发于礼，围绕着礼，承托着礼，归宿于礼。礼，就是一统它们的上帝，既是父亲，也是家园。
    而这礼，并非像我们今天想像得这么单纯而超脱，礼仪之邦，文明礼貌，以礼待人。礼，诞生于历史，植根于历史，也服务于历史。这历史有个特点和前提，按等级分布、排列，不可有些毫的僭越和淆乱。所谓天地君亲师，所谓公侯伯子男，所谓“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士元”（详见《礼记 王制》），否则，孔子就要悲愤地哇哇大叫：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 八佾》）了。
    但是历史，由豪强，英雄，群众共同推动的历史，终究没有理睬孔子的愤怒和跺脚，来到了我们眼前。让我们知道，原来等级制，并非是我们非此不可的选项。孔子如果还活着，他的心大概要彻底地碎了。反正，儒学的心，依附于等级礼制的理想国之核心，在二十世纪时代来临之际，碎了。
    至于说到儒学的脊梁骨，假如它曾真的有过吧，怒我直言，它的命运，似乎比孔乙己的腿的遭遇，更为凄惨。从王莽代汉，到王国维投水自尽，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改朝换代，我们就多少次听到过儒学脊骨的碎裂声。明清以前的例子，暂且不表，单说明季清初，一说起儒字，说羞骂丑之声，不绝于耳！——均出自儒家家门人士，非反对派的诋毁、诬陷。——那时，除了儒家自己，也没什么反对派了。写过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儒家哲学》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诱奸”这么个让人好不羞惭，近乎猥亵的词语，来名状当时儒者与我大清之关系。如果想对儒学的脊梁骨了解得透彻一些，我们不妨举两个事例。
    一是鲁迅《且介亭杂文 儒术》，引《元史 张德辉传》，“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
    笔者引这个例子，也许有人会觉得心欠厚道，其实，我只是觉得这个事例，怎么看，怎么有一种周星驰电影的谐趣。
    二是大清名臣李光地，他的一段述语：“臣观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叙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生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臣虽无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转引自侯外庐《乾嘉时代的汉学潮流与文化史学的抗议》）
    抱歉！引文长了点，然不如此，实不足以显示出脊梁骨的形状。
    ——多么匀称的两个五百年。
    不知从何时起，大概是作为国学复兴的先兆与前驱吧，率先复兴了一种新奇的论调，说儒学是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摧残的。现今的中国，大概正处于历史上一个奇特的喜剧时代，这不，“五四运动”摧残论，给已实在热闹得不行的中国剧场，又递上来一声爆笑，和一通欢快有趣的鼓点。某些中国文人的无耻与无聊，就像女人每月一趟的月事，隔段时间就会不请自来，登门拜访。
    从历史自身发展规律角度看，满清一朝对于中国历史，完全是一截多余的阑尾，只带来徒然的痛苦。明末三大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之后，中国儒学的最后一缕精魂，犹如“日忽忽其将暮”的凄美霞光，最终沉入历史黑暗的海平面。此后的儒学，基本只剩一堆徒具空壳的肉体。这一点，梁启超、刘师培的书中，不乏伤感的叹息。到鸦片战争硝烟四起，满清民国血腥嬗替，龚自珍、谭嗣同、章太炎一班打扫战场的战士，相继告别。王国维的自沉湖底，也就算是为一个太过漫长的精神幻相，画上了终结的句号。除了残砖败瓦，欺世盗名，儒学，已是屈原笔底的离散亡魂，徒唤难回。
三、区隔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归原儒学的本来面目
    很多年前，看到有人说屈原是儒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别扭和疑惑。现在，我敢肯定地说，将屈原列为儒家，是绝对的误判，这误判的根源，在于对儒学的误解。最常见，最习惯成自然的误解，是一看到说圣人，一看到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说贤士君子，说美德修养，节操追求，说仁义礼智信，就马上条件反射式地想到儒家，并立即“兵不血刃”将其统统归之于儒家了。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成功的催眠术。
    将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孔、墨、庄、孟、荀、韩、及孙武、公孙龙等一干姓氏，分门别类，最终定名为所谓道、儒、墨、法、兵、名、农、纵横家云云，始作俑者，通常归于《庄子 天下篇》，其后是《荀子 非十二子篇》，《吕氏春秋》，《淮南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最后由刘向《七略》和班固《汉书 艺文志》定调、拍板，扎绳、竖碑。在这一逐渐清晰、强化、固化的替先人“分家”、“分财产”的过程中，由中国（包括当时中国本义的周边广大地区）远祖先民，三皇五帝，特别是夏商周三朝，又特别是文武周公，——核心人物是周公，所开创的文明源流，文化成果，至此，如同祭祀天地、宗庙所用之羊、猪、牛太牢，被大卸八块，分入各家。
    这一点，《庄子 天下篇》说得很清楚，“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古之人其备乎！……其运无乎不在。……《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案：此《春秋》，指当时各国之《春秋》，非单指鲁国之《春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这段话的几点意思十分明确。其一，后世所谓的各家各派，曾有过一个共同的文化源头和母体，他们的学说皆本源于此，传承于此。二，《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各家各派共同的文化典籍和财富。三，天下大乱，政治分裂，是导致学术分裂的根源，缘由。共同文化之中，各取一端，衍变为各家文化，并各生壁垒，在各自的实践运用中，相互抵制。四，每门每派的文化，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易之说，都是有着很大局限性的一家之言，他们之间的相互抵制，致使大道不明，但他们自己，都坚信唯有自己的学说，才是正确的道理。
    从这里，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和班固的《汉书 艺文志 诸子略》，可以清晰看到一个事实，先秦时期，正在形成中的儒、道、墨、法、名、兵、农诸家，是一群无论起源、出身、地位，完全平等，谁也不具有特殊性的流派。他们既分担、传承着共有的中华文明早先成果，本身又在随后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华文明新的源头之一。第二，成长初期，共同文化的痕迹随处可见。《庄子 天下篇》中，满眼是圣王，道德，仁义礼乐，君子百姓（都是正面用语，非讽语、反语）。庄子本人，也是个颇有气节感的形象。老子讲无为而治，孔子也讲无为而为治，“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 卫灵公》）。有人会认为墨子与礼义仁智信无关么？只不过想法、说法跟你不同而已。《孙子兵法 始计篇》开篇即言：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因此，孙子就是儒将？或者，孙子也被“儒化”了？此类语句，诸子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它们是其作者为中华文明传承者的证明，而非是天下归儒的证据。所以，看到《离骚》中有“依前圣之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修绳墨而不陂”，就认定是屈原是儒家，这就只能是另一版本的指鹿为马了。
    如果说把先秦以前的儒，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相区别，还不是件太难的事，那要把儒学与秦汉以后的中华传统文化相区隔，其难度，就简直让人头晕目眩。不过，有了上面一段文字的了解与认识基础，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展开对于儒学联想的某种头绪：
    “国家精神可以定义为（虽是贬义，但很准确）使人们在感觉、行事和思考中，把任何既定社会的一部分都视为该社会总体的一种精神”。5
    一语中的。
    正像现今谈论国学复兴，不可能离开国家背景一样，儒学在两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力的建立、生发，其及本身最后的命运归宿，始终是和国家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联系，从外观上看，起自秦末汉初，一位叫叔孙通的儒生，和汉高祖刘邦达成一桩“装修合同”。随后，随着中国历史的不断展开，一些被后世视为标志的事件人物，断断续续登场：董仲书，汉武帝，白虎观会议，西晋的司马礼教，隋唐科举取士，两宋文人治国，元世祖悦而受之（儒教大宗师），永乐皇帝的《性理大全》，清康熙朝，程朱理学再次获得最高官方式复兴。
    这样一条皇亲化的脉络、线索，至少可以使我们萌生两点非常现实的遐想。一是借助最高统治威权的绝对主流，硬刀子、软刀子与鲜花、糖果同时并用，你不儒不礼？你非儒非礼？你腹诽儒、蔑视礼？轻则将你自然排斥于主流体制之外，让你喑然于今生，寂灭于后世，重则斩立决、杀无赦！从肉体上彻底销灭。——朱元璋在亲手编定的明朝重要刑事特别法《明大诰三编》中，直截了当地表示：“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其二，根据我们懵懂半生，恍然一时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世上任何的政权，出于自身考虑，必须活埋于己不利的历史真实，放大对己有利的声音、图像，造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江山一统、我武维扬的虚幻景像。试问，什么样的造势，造得过皇帝“御驾亲征”的效果？什么样的炒作，炒得过国家坐阵的“海市蜃楼”？于是，当今邀上俩老外，就可以称为国际活动，儒学，由国家最高元首钦定的意识形态，能不是国家级的主体、核心、代表么？至于那些“异端”、“杂碎”，甭管他们有着怎样不同凡响的思想与情怀，震憾与冲击，全都得沦为“默片”、“小道”、“野说”、“野狐禅”。
    这，算是儒学的外王之道吧。
    从外表到内在，我们不妨再来打量一下儒学的内圣之旅。
    内圣外王这个词，本来出自庄子，后来不知怎么成为儒学的人生标尺。春秋后期，道术为天下裂，各门各派的藩蓠、壁垒渐起，一些指桑骂槐，打情骂俏的话语，也就纷纷出笼。孔子还算斯文客气，只是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 为政》）并没有太多极端、激烈的门户之见。到孟子先生登场，风气为之一大变。开口、闭口痛骂杨、墨无君无父，等同禽兽！这多少也算是为日后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做了个清道夫式的开场白。此后，儒学一面借势明踹各家各派，发挥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与儒家的谦谦君子形象，倒是相映成趣），树立自己高大、正统的形象。唐代韩愈，一篇《谏迎佛骨表》，声泪俱下，义愤填膺，把佛学贬得一钱不值，祸害无穷，把自己诩为薪火相继的选民，花言巧语之下，儒学道统的概念，确是明朗了许多。顺势而下，这才有了北宋程颐那句牛B顶天的豪言：欲趋道，非儒者之学不可！6至此，由先秦散儒起头，把孔、孟堆放在神龛首位的儒学，发展到了它的恶性肿瘤晚期——程朱理学，成为包罗天地万象的大全之学，也就是外表鼎盛至极，内里虚败至极的崩溃之学。
    更令人叹服的，是儒学的内圣之途，还有它的另一面。
    韩愈一面骂佛以扬名后世，一面在骂佛前后，偷偷拜会佛教高僧，虚心求教。踵其武而后至的儒学大家，纷纷群起而效之。湖南学者罗焌先生所著《诸子学述》，有一段采自《宋元学案》的概语：
    宋之理学，原属儒家一流，亦时杂以佛、老之说。故其持论，虽斥诸子，而大旨多同九流。周子《太极图说》，疑本《老子》之无极；邵子《皇极经世》，近于邹衍之《终始》；张子《西铭》，以民为同胞，物为吾与，似与兼爱无殊；朱子、陆子辩论太极，往覆万言，有类名家之辩。
    本来，不同学派、学问之间，如切如磋，相互砥砺，是件很正常的事。慧远、陶渊明、陆静修虎溪三笑的故事，是多么美好的掌故佳话。可在这些阴阳两面的博学鸿儒手里，学派、学术交流，竟成为一桩偷鸡摸狗的勾当。
    诸儒辟二氏，谓其惑世诬民，若不可令一日容于斯世；而阴窃其说以自润，又何以服二氏！（费密《圣门定旨两变序记》，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好个若不可令一日容于斯世，好个阴窃以自润，多么形象而痛切！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作者费密既非佛家，也非道家，而是梁启超笔底正宗正统的大儒。
    儒学，就这样完成了它在中华传统文化史上主体、核心、代表的形象工程，将整个、全部的中华传统文化纳入到它的名下。中国，成了所谓的“儒化中国”。
    这也就是那句浅薄可笑，自鸣得意，“拿掉了儒学，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剩下什么？”（见梁启超《儒家哲学》）的根由所在。
    ——认识僭越了本体，就像外包装僭越了盒内实物，衣冠僭越了人身。
    ——代表凌驾了群体，循环往复演绎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永恒剧本。
    总之，片面，局部的形式，占据了实体，并以象征性的手法，覆盖了实体，进而是全体。
    马克思在他的一本书中，曾写过一个生动有趣的比喻，麻袋里的土豆。儒学，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声名卓著的麻袋，它用它最擅长的手段，把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好东西——当然，也有坏东西，不三不四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一股脑儿，统统装了进去。区隔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首先，就是要区隔儒学这只麻袋，和众多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土豆。——当然，也有歪瓜劣枣。这些美好、可爱、宝贵的土豆，并非注定只能装在儒学这只鸡皮鹤发的麻袋里。就像我们，并非只适合生存在礼教等级的国度里。
四、废弃儒学中介，直面中华传统文化
    有个阿拉伯骆驼的故事，曾入选中学英语课本。说的是一位旅人骑一匹骆驼，夜晚露宿，骆驼在帐篷外，先是伸进一只鼻子；后来，整个身子进来了；后来，它把主人赶出去了。
    儒学在叔孙通手里，借用刘邦的汉宫平台，第一回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其身份、作用，是纯粹工具性的，跟一台戏班子，并没有太大不同。随后，儒学渐渐展现它的政治潜能和天赋，由工具向实体进化，坐稳了皇宫的嘉宾席，成为固定不变的“嘉宾兼主持人”。随着儒学现实本体性的确立、强化、固化，儒学理所当然成为皇家社稷——也就是现在某些人眼里的中国——文化辨识、鉴别的底本校正器。
    从此，儒学，拥有了早年那帮一母同出兄弟难以望其项背的特殊身份——中华文化唯一垄断代理商和经销商。
    这是个中介性的角色。
    一切文明体的出现、建立、存续，都是中介性的——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这些文明体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诸如政权，国家，城市，宗教组织，企业联盟，军事团体，形形色色实体化的意识形态，包括爱情婚姻家庭，人们出于安全、效率、便利、享受、发展、理想的意愿、动机和目的，创立、维系它们，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它们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积累，又构成制约、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服务于人类，或者说，造福于人类，本应是这些文明体的天职所在，是一切文明体正当性的根源。
    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即已涌现大量以下思想、话语：
    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 庄公三十二年》）
    宋司马子鱼：祭祀以为人也。（《左传 僖公十九年》）
    邾子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 文公十三年》）
    …………
    清清楚楚表明了文明体与人之间，应当而正常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秦汉以后，以超强的暴力方式，被彻头彻尾地颠覆，首脚倒置了。
    那头阿拉伯骆驼，本来只是服务旅人的座骑、脚力，却以一种精细、阴险的智慧，一点一滴实现了主仆异位。
    儒学，也像是这头阿拉伯的骆驼，至今，依然占据着中华文化的帐篷，像个衰败却威仪不减的主人。而那真正的主人，倒需要诚惶诚恐，满怀敬畏地接受它的教诲和指引。
    这份教诲和指引，却不是免费的午餐。
    经济学上有条规则：交易是需要成本的。文明的形成，文化的创立，同样需要成本。这成本并非仅指物质消耗，还在于抽象价值的牺牲与付出。中国历史上几个短暂繁荣的社会局面，其实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方面的，至今仍在赎还，并将继续赎还的代价。只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在今天旅人游客们的喧闹声中，在啧啧欣赏、赞叹文明遗迹的同时，那曾经付出的代价，血与火与泪的代价，沉默的代价，精神与人性的代价，不知不觉已淡忘如洗。
    这其中，儒学与有力焉，享有其成。
    到如今，儒学，依然，俨然像一名园林管理处的管理员（官之一种），如果我们想要走入中华传统文化的苗圃、花径，我们就得在它手上购买门票，似乎我们只有通过它，才能获取我们想要的东西。
    还记得程氏子弟，章太炎笔下“自尊自大”7的伊川程颐，那句沾满山大王唾沫口吻的豪言么：欲趋道，非儒者之学不可！么？
    这就是儒家理学，舍我其谁的自信。
    ——莫非我们真得借助程颐先生的唾沫，方能翻开中华传统文化的书页？我们非得戴上一副“儒家”牌眼镜，才能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影院，欣赏一幕幕精彩、生动的中华历史文明吗？
    我们的回答：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认为，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唯一的巡航路线。
    我们不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儒家码头的私货堆栈。
    我们也不认为，儒学天然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永久代理商的资格。
    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正是儒学自以为是、不知所谓的酸腐、烘臭，阻隔了有心亲近中华传统文化人们的脚步，让人一见，即掉头而走。儒学自身的腐败，溃烂，早已祸及整个一直被它死死纠缠、拽住的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过，死的抓住了活的），使整个中华传统文明阻滞、混茫在新旧世纪的交接点，陷进了迷茫、痛楚、撕裂的历史沼泽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儒学不死，国学永无复兴之日。儒学，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纠结所在，成为国学复兴的最大障碍。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摈弃儒学中介，废弃儒学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垄断控制式认识论和解释权（解释权，是权力中的权力，是一切权力的顶峰与核心。儒学的阴魂不散，全仗于此），以平实、开放、好奇、尊重的心情，直接面对中华文明史，面对一个个生动、真实、丰富多彩的个体，重新加以阐释和解读。重新检视，无论是历史，哲学，还是诗歌、文学、音乐、艺术、宗教，还有种种曾被以各种借口湮没、扼制的民风民俗，发掘它们和我们时代的关联与价值。检讨中华民族因儒学而压抑、丧失的激情与想象。让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让晏孔孟荀，老墨庄韩，全都恢复他们本真的面孔和精神，焕发出新异动人的光彩。让那些曾经被迫隐姓埋名的人与事，让那些值得我们记忆和纪念的默默无闻之人，重新站到历史的黑板桌前。让屈原到王国维的历史，回复到它们本来的样子。将蒙在中华文明美味汤面上的儒学油垢，一撇而尽。
    让被儒学油毡布蒙盖的中华传统文化，让每一个独立、真实的生命体，直接照射在二十一世纪的阳光下。
五、结语
    ——虽说浸透了政治水分，散发着浓烈的政治气息，儒学本身，毕竟不是完整的政治实体。但尽管不是完整的政治实体，却不妨碍以另一个政治实体，来参照它的生存规律，比如，欧洲历史上的神圣罗马帝国。这好比儒学，从来就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儒教（宗教的教，非教育的教），但却不妨从宗教的视角，无论是佛教的，还是基督教的，来参照它名下所包裹的人与事。这跟我们并不生活在电影、电视剧里，却不妨用电影、电视的方式，来打量我们的生活一样。
    ——儒学与神圣罗马帝国，有一个共同特点，也是它们最大的特点：名不副实。儒学的名不副实在于，作为一条始终处于强烈充血状态的道德海绵体，它的历史，由头到尾，写满了不道德的故事。至于神圣罗马帝国，伏尔泰那句名言，说得简洁到位：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
    ——稀奇古怪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延续了近千年，不仅大大滞缓了德国由封建社会迈向资本主义，而且，使德国最终的这一历史转捩，付出了比英、法沉重得多的代价。德国日后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肇始国，不能说跟其身上浓厚的封建阴影，跟这段漫长而荒唐的神圣罗马帝国无关。
    ——儒学在中国绵延两千年，别的不说，单说中国历次遭遇的外患、国难，偌大帝国瞬间崩塌，几千万，几亿的人口大国，面对总数往往不及百万，甚至不足万余的敌国兵士，竟屡屡，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终因寡不敌众”的历史字样！我不知道，这跟儒学有没有关。
    ——梁启超在《儒家哲学》里说：中国专重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一切学问，无论那一时代，那一宗派，其趋向皆在此一点，尤以儒家为最博深切明。呜呼！好个专重人与人的关系！重出个什么结果？重出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重出厚黑学、潜规则，高深莫测，举世难与比肩。重出一盘散沙，非外难当头则自相残杀。
    ——还是斯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借用佛家“生、住、异、灭”说，形容社会思潮的兴起奄灭之流变，谓“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任公真是心肠柔婉之良善人。血之凝固而成瘀，真是说得太“发乎情而止乎礼”了，其实说破了，不就是败血症嘛。看来，说儒学根基，核心，脊骨云云，都还不过是皮外伤、心外科之属，远不如说败血症引发全身机能的败坏来得直接明了。
    ——高速变化的时代，正将中国，连同世界，带向一个道德事故频发地带。儒学，一以贯之以“道德专业户”自居的儒学，从空气中嗅到了阵阵传来的熟悉的气息，机会的季节又来了。叔孙通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精辟！不愧为开山大儒。可若追问一句，您守住了么？怕只剩有赧颜！说是守，其实不过是捂。捂个最多三两百年，甚至三几十年，就来一次清总账的“天崩地解”（黄宗羲语）。是的，群居社会需要道德，就像人要喝水，车要耗油，这不用您教我。可我就非得用您“儒家”牌汽油么？尽管您那说明书倒确实写得挺漂亮，可管用么？加得时候，挺像回事，一上路，就不灵了。——你们家人自己说过，“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费氏遗书 弘道书》卷中）——你看，要深山独处，否则，必不能也，这我哪还敢用？
    ——以为抱出一捆自己半通不懂的《十三经》，就可以在当今这个“道德沦丧”（这是一个近乎诬蔑的说法！恶毒的用词与语气，展现了“儒门”人士的另一副，——在我看来，是其习以为常的——本质嘴脸）的时代，耍弄“道济天下之溺”的把戏，这是儒学在21世纪的新版“黄粱美梦”。历史规律早已显示，道德之痒，决非道德之挠可以解决。与其相信什么装神弄鬼，不着调的《十三经》，不如把目光投向那些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正以汗水、生命奉献的无名氏们，那些农民工，农民，打工者，从商者，科技人员，公务员，领导者，那些单纯的大学生。尽管各个群体难免泥沙俱下，龙蛇混杂，但他们，是中国道德内涵真正的创立者和展现者。他们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情感倾向，是中国现在及未来，源源不断的道德原材料与基石。而他们，也一直在以自己最质朴的人性与良知，书写着本民族永续不辍、感人肺腑，感天动地的道德范本。
    ——但儒学，贪天之功以为己有，总想把这一切，全都归之于自己的教化。似乎若不是儒学的及时出现，中国人必定还在茹毛饮血，万一儒学一不小心呜呼哀哉了，中国又得退回到茹毛饮血，率兽食人的境界。真是何其岌岌乎若不可须臾失之！只是不知，在地球别的地方，在另一个时代，古希腊，中南美，北非，澳大利亚，英伦三岛，不幸未能沾承儒学教泽的夷居之地，这人是怎么活过来的。没有三纲五常，竟也可以活得快乐！自在！其乐也融融！
    算了，不说了。说够了，也说累了。唱了半天，还是唱不干净这城市的痛苦。这是崔健《北京故事》里的话。写了这么长，还是写不干净儒学的废气。已矣哉！就此歇手吧。忽然想起报上看到过的一个标题，正好移将过来，作为本文的结语。——那标题一想起来，就让人忍不住的莞尔。——原标题是这样的：儒学是门美好的学问，不能把它交到ххх这种人手里。我改了几个字，重新装修为：
    中华传统文化是辉煌悠久、伟大深厚的文化，不能把它交到儒学这种东西手里。


【注释】
1，《国学入门丛书 序》（中华书局）
2，《南方周末 新闻》（2005年5月26日）
3，流行的说法，应该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此句具体出处不明。
4，《杜工部集 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
5，[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第一章历史思想的相对性》，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页，刘北成、郭小凌译。
6，转见于罗焌《诸子学述 上编第五章诸子学之研究》，岳麓书社版第51页。
7，章太炎《国学概论》，中华书局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