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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革命、制造革命和反革命 
作者:[邵建] 来源:[作者博客] 2009-10-22

陆寿筠先生按:下面是一篇好文章,发人深思。也许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没有错,错的是历史,它没有能及时地培育出足够数量和足够能量的、能坚持宪政信仰不移的社会精英队伍(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中都有,但不见得全是)。也许历史也没有错,因为这支队伍可能只有经过足够血与泪的浇灌才能培育出来。不知我们中国人的血和泪是否已经流得够多了?或者还必须流更多?但愿不要!


1905年以后的晚清政治格局,有三种力量在角力。一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是梁启超的立宪派,还有一个就是孙、梁所要共同对付的清政府。这三支力量,交互对立,无疑孙党是要革命的,梁党因坚挺立宪则属于反革命。至于清廷,在梁启超看来,它扮演的角色却是“制造革命”。

这里的革命是指以推翻现政权为诉求的武装暴力。梁启超并非不理解以暴力对付暴政的合理性,毕竟前有先贤的教义(如孟子),后有泰西的学说(如洛克)。他和他的立宪派所担心的乃是革命以后。在梁氏等人看来,革命既然诉诸暴力,即使成功,国家也会陷入长期的内乱和争斗(这正是辛亥以后的情形)。所以,梁氏在反革命的同时,力推君主立宪,不是推翻满清政府,而是以开议会的方式改造它。但,梁启超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困境:不在于他反革命,也不在于孙党闹革命,而在于清政府天天制造革命。于是乎梁启超两面作战,一边与孙党战,阐释自己为什么反革命;一边与清政府战,斥责其不断制造革命。前者不论,后者的代表作就是梁氏的《现政府与革命党》。

梁几乎开篇就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就清政府而言,“大小官僚以万数计,夙暮孳孳,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革命党为事。”看起来,梁启超指的是清政府的大小官员,但他的真正目标,却在于专制制度本身,是这一制度孳生了最后又必然朽蚀这一制度的大小官员。因此,梁进一步指出:“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之主品也。”

把腐败与革命径自联系起来,视腐败为革命的催发剂,这是梁启超的洞见。梁氏面对的腐败,远不是一般性的官员腐败,或者说在大面积官员腐败的后面,根本就是制度层面的政治腐败。因此,解决此一腐败,当从制度入手(而不仅是惩治官员),就成为梁启超的立宪之要。至少在梁看来,制度问题制度医,用宪法限制君权,并以议会分解君权,都是能够扭转时局的根本举措。在该文中,梁启超坦陈:“夫革命党所持之主义,吾所极不表同情也,谓其主义之可以亡中国也。”但,面对不思改革反以压制为能事的清政府,梁启超更痛陈革命党“所以迷信此亡国之主义,有激而逼之者也。激而逼之者谁?政府也。”

1936年,一位笔名叫素痴的读者在《大公报》缅怀梁任公当年的政论,提及的正是这篇《现政府与革命党》。此公认为梁启超对流血的恐惧,“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但他的悯世之心又“使他无法容忍现实政治的黑暗”。于是他两边陈词,既劝革命党放弃暴力,又劝清政府彻底改革,结果,两边都是“言者谆谆,听着藐藐”,以致局势日下。这位素痴先生已是30年后读此论,不禁“太息痛恨于盖世雄文的浪掷”。

为劝进清政府,梁文有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不洁之人,会生虮虱,因此他天天要杀,但虮虱是杀不尽的,反而越生越多。唯一的办法是“沐浴更衣,不授以发生之余地”。比喻过后,梁启超分别以日、俄为例,指出:“未当虮虱之方生,而沐浴更衣绝其源者,日本政府是也。当虮虱之既盛,而终日疲精神于扪虱者,俄罗斯政府也。”上个世纪初,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交战,结果日胜俄败。本来日俄两国都为君主国,而且俄大日小。小日本所以战胜大俄罗斯,从立宪派看来,主要是制度在其中起作用。日本虽小,但推行君主立宪,所以它战胜了依然是君主专制的俄罗斯。用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例子,梁启超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之道,也只能是立宪。至于那个比喻性的“沐浴更衣”,即是以立宪政治的“衣”更其专制政治的“服”。

梁启超的声音,革命党当然听不进去,它革意已决;但清政府后来不得已却听了进去。1906年,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他们提交给御前讨论会议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就是梁启超暗中执笔。清政府实实在在感到了体制危机,它最终被逼上了制度改革的道路,于1906年秋宣布“预备立宪”。然而,就在各省陆续成立犹如省议会的咨议局时,并且清政府也在朝廷中成立了类似后来国会的资政院时,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打断了立宪进程。革命终于抢先一步,走在了历史的前头。

时局如棋。晚清三方,革命的战胜了制造革命的,反革命的欲挽狂澜却未果。后人的同情,不在清政府,却在梁任公——所谓“雄文的浪掷”。可是,这浪掷之言,比如腐败催生革命、政治改革要趁早等,穿过弯曲的历史隧道,让后来者听了,依然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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