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的历史考据

《左传》里有句著名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指国家的公祭仪式，“戎”是国家的军事行动或战争。即将到来的国庆大阅兵（大型庆典仪式），既是“祀”，也是“戎”，当之无愧的国家大事了。

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阅兵发生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夏朝建立的前夕。当时，中国北方的华夏部落首领夏禹，在现今河南省嵩县境内的涂山，与南方各部落首领会盟。在那次盛会上，士兵们手持各种用羽毛装饰的兵器，和着乐曲载歌载舞，这不仅是一种祭天的仪式，同时还欣喜地表达了对远道而来的南方各部落首领的欢迎。

到了春秋时期，阅兵活动开始频繁起来。最初的阅兵是以打猎方式进行的。军队列好阵势，最高统治者或长官在阵前先用弓箭射猎禽兽，然后检阅部队。当时，人们把这种活动叫作“搜”(意为春天里打猎)。以后，又发展为定期检阅军队或战车。检阅步兵每年一次称做“搜”，检阅战车三年一次称作“大阅”，检阅步兵和战车五年一次称作“大搜”。

古代统治者如此定期阅兵，其用意除了检查兵员装备情况外，主要还在向百姓示威。如春秋时晋文公认为“民未知礼(威仪)，未生其恭”，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另外，还有在战前或战斗间隙进行的不定期的阅兵，称“观兵”或“观师”。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在战前鼓舞士气外，更主要的则是为了向敌方示威。

阅兵这一名称，准确地说是从汉代才被正式叫起来的。在汉代，定期的阅兵活动常与立秋之日的“祭兽”活动一起进行，其中还要增加一些打斗的内容。以后，各个朝代都有类似汉代定期或不定期的阅兵活动。

清代时，按清朝典制，皇帝每三年在南苑举行一次大阅兵礼。清代宫廷画家金昆等人奉命所绘的《八旗阅阵图》里，对乾隆皇帝南苑大阅兵的盛况作了形象逼真的记载。八旗将士各着红黄蓝白等本旗阅兵礼服分阵排列，号角高扬，军旗猎猎，一眼望不到尽头，其场面极为壮观，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场面宏大、威武雄壮的乾隆阅兵图。

在西方，“阅兵”这个词，来自拉丁文“paro”，原意就是：我准备着！这是军队的一种礼仪。早在古代埃及、古代波斯、古代罗马时，就经常有阅兵式。古罗马时期，军队远征回来，都要举行阅兵式，庆祝凯旋，并修建凯旋门。后来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凯旋门，是拿破仑时代修建的，为了走过他取胜的军队。

集体主义美学的迷思

文化学者朱大可说：“阅兵是古典战争时代的创意，它是强大的武器系统和强大的士兵集团的双重表演，表达着征服、规训和服从的语义。此外，通过整齐划一的步伐和节奏，模仿高度机器化的运作，还能制造一种集体主义的美学魅力—大型团体操的效应也是如此。”

“团体操”这个词很有意思，只是，只有将它与上世纪前半叶的那个德国女人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拍的《奥林匹亚》中的团体操相联系，才能说明问题。画家陈丹青评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说：里芬斯塔尔并未因第三帝国的失败而完全消失，她的游魂，至今仍然有效。

《奥林匹亚》是奥运会的纪录片，但是传送和回荡着的仍然是一贯的强意志美学，或称权力美学。什么叫权力美学？一言以蔽之，就是将政治生活审美化。这种审美旨趣，不是在艺术中加入政治的色彩，而是将政治生活艺术化，按照本雅明的说法，“人的自我异化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人们把自我否定作为第一流的审美享受去体验。”

大约是在2003年春天到秋天的时候，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通过朝鲜驻中国大使馆的批准，获得了赴朝鲜采访的签证。采访的对象是朝鲜政府指定的大型团体操中的两位小体操运动员。这次西方人史无前例地深入朝鲜人家庭的采访记录，却以《State of Mind》（国家精神）来命名。这就是西方人眼里的“超级”团体操，甚至包括“超级”阅兵。

以上肯定有不少过度诠释的内容，而且团体操和阅兵不能完全混淆。团体操是文艺，文艺被一体化，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但阅兵是军事仪式，在军事传统里，军队的一体化是天经地义的（所谓服从为天职），是军队的基础功能。

但军人身着笔挺的军服、雪白的手套、锃亮的马靴，在一个步点中行进时，透出的美感更有杀伤力，因为在团体操的集体主义的美学之上，又勃发出庄严的崇高感。莱妮?里芬斯塔尔里程碑式的纪录片恰恰是拍阅兵式的《意志的胜利》，画面威武雄浑，大气磅礴，整饬严密，撼人心魄，在记录片的历史上至今没有人敢说自己的拍摄技巧超越了她。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教授曾说过，他从来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完整地放给学生们看，因为看过这部片子后有超过60%的学生成为纳粹追随者，其余的40%只需要再看一遍即可同样达到这种效果，最优秀的演说家加上最优秀的鼓动家配上最为世人激赏的记录片，海啸般的冲击波没有几个年轻的生命能够抵挡得住。

里芬斯塔尔被自己缔造的美学力量遮蔽了一辈子，以至于她在70多岁时都不能顺利地举行一次摄影展，她跟媒体说：“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因为像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这样的文化人一直对这种美学保持着警惕：“莱妮被平反为美的祭师，并不见得是好现象……莱妮不是一般的唯美派那样浪漫地玩人类学，她的作品的力量，会引导我们不知不觉间接受了各式各样有害的宣传。”这在中国当代社会走向现代化、走向个体的觉醒、走向公民社会的过程中的语境下，文化学者们的过度诠释，或许是对历史的防卫过当，但确有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