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北京《环球时报》刊登了王达三先生关于“不宜笼统提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一文，笔者基本赞同王文于中日文化观念的描述或剖析：日本思想文化尽管吸取了东亚大陆的因子，但日本文化的确是“自成一体”的，中国人勿自作多情说日本属儒家文化。日本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一书说：“在日本，儒学作为一种‘思想’是被接受了，但并没有进入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日本观念的主心骨是“神道教”，日本不仅有它独立的地理体系（日本列岛），也有它独立的历史体系及观念体系，此当详察。

1392年结束日本南北朝分裂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虽15世纪初接受过明庭的册封，但自16世纪末丰臣秀吉发动对东亚大陆的征服战争起，中日之间就开始中断政治外交，明清交替及清庭主中国时亦如此，这一断一直断至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即明治维新时）。日本古学派鼻祖山鹿素行1669年着《中朝事实》，书中的“中”并非指中国，而是指日本。这其中的意味与瓜葛，读者略加思索自当明白。（日本本州岛西部向称“中国”，日本贵族自称华族，此亦汉语“中华”观念的一个翻版。）

近数百年来，日本思想界尤政治界，的确是极力否认自己属“中华文化”，不仅否认，而且极力谋建日本的“中华”体系。这种自我体系的谋求其实在400年前的丰臣秀吉时代就已完全显露了，山鹿素行“中朝”一称不过是这种谋求在学者层的一个反映而已。而明治维新后日本不但“脱亚入欧”以自立，而且开始着手将朝鲜、琉球等从大陆主导的中华秩序完全剥离出，乃至要彻底征服中国，这种剥离、征服工作与“大亚洲主义”、“大东亚主义”的日本式经营不过是丰臣秀吉置于日本天皇名义下的一种“大一统”思想政策的延续，更是日本神道思想文化中“八纮一宇、万世一系”之民族主义的现实反映。

我另外想谈的是，日本为何不宜严格列队儒家文化除因它以神道为核心的历史叙述及人文观念是自成一体，除因它自有它自己的“世界主义”、“中华主义”主张，更重要的是其实日本根本未得儒家文化的精髓或要义。儒家要义无疑是“仁义”二字，翻《论语》就不难明白。按儒家的思想，“仁”的要义是爱和爱人，换现今时髦词即“人道主义”；“义”的要义是合宜与正当，换今时髦词即“正义主义”。以人道主义、正义主义的“仁”和“义”观日本人的人文，其实很多日本人并没有真正达到儒家文化的标准，尤其日本人的政治思想和对外观念离仁义并重的儒家文化相差尚远。

二战给人类的最大灾难其实是人道主义大惨剧。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于华沙下跪谢罪，实代表着战后德国政治领袖对纳粹德国的完全否定，代表着德国民众的人道主义觉醒。勃兰特等于纳粹战争的忏悔和谢罪不是基于片面的时政之需，而是基于人道，基于良知，基于对人类基本伦理底线的趋同与持守，这才是真正彻底的反省与忏悔。反观日本，不少民众及政治领袖依然将人道主义之心淹没在了国家主义的“靖国”旗幌中，并不时上演出一场场“神社行”的所谓壮丽画面。

无法同步于二战后全世界对纳粹战争的人道主义反省，日本自然就无法摆脱二战魔咒，反而只得继续在国家主义旗帜或光环下竭力抹杀南京大屠杀或吆喝东京靖国神社。日本“国家主义—人道主义”的神社荒诞，不正是儒家说的“忠—爱”矛盾的一个反映么？但儒家何曾主张或支持为了国家可不惜反人道的暴行或强力？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反仁道的人是什么人？反仁道的道是什么道？日本固然象古代东亚一样尚“礼”，美焕的古礼、新礼无处不在，但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是人的根本，也是儒家文化的根本，更是现今所谓“人道”、“人权”的身心之本。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人文”似不属于儒家文化，也未曾被儒家之文“化成”过。这样说其实并非实指日本国民个个都没仁道或人道，而是说日本主流如果完成了“人道—仁道”的觉醒，那么他们将如德国一样普遍地反省“二战”，甚至反省那个主“忠”的日本“国家伦理”文化——这个“文”和“化”，在日本源远而流长。

日本新首相纠山由纪夫主张建构“东亚共同体”和主张“自由、平等、友爱”（据说他个人生活品格“尚忍”），胡适则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按孔子思想，宽容需要忍耐，忍耐是对自己的克制，自立自达，克己复仁，此是人道的首要维度。纠山由纪夫多少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上层政治的一些转变，但道路依然很漫长，这漫长道路于东亚世界及日本，都应是“福”而不是“祸”。

然内省自讼、反求诸己，以儒家思想的核心——仁道主义、正义主义之尺度观诸东亚大陆内部现象，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