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那段语录人人耳熟能详，然而很少有人问过自己，什么是“巨人的肩膀”？我刚才想了一下，所谓“肩膀”，大概该是“为后人的研究和思考提供基础”，而所谓“巨人的肩膀”，则是“为后人的研究和思考指出了崭新的方向，开辟了新的道路”。整个科学研究就是“叠罗汉，搭人梯”，所有的人都站在其他人的肩膀上。但一般的研究者的肩膀上只能站上个把人，只有巨人的肩上才能站上全人类或起码是整整一代科学家。
对科学家、思想家和学者来说，要有宽窄不一的“肩膀”，当然必须做出重大发现，或是提出某种重大的思想、理论与学说，使得后人可以利用他们作出新的发现，用今日话语来说，科学或学术发现或是某种新思想的价值，在于它们的“可持续发展性”，亦即后人可以在那基础上盖出什么样的建筑来。如今科学或学术研究已经成了社会化大生产。一般的研究者作出的发现，也就是能让他人再在上面砌上一两块砖，而大师则能提供一个墙基，不世出的天才则能让后人在那地基上建起一个美轮美奂的宫殿来。
新的发现或思想之所以能起到这种作用，是因为在得出这些发现的过程中，作者使用了某种革命性思路，建立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因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换言之：手段比成果更重要，“怎么想（或怎么研究）”的意义大于“想出（研究出）了什么”。
例如哥伯尼的日心说，在现代人看来不但没什么了不起，而且根本就是错误的——谁都知道，太阳并非宇宙中心。但它的革命性意义，是彻底颠倒了当时的人的宇宙观，整个改变了时人的视角，告诉大家，人类所感知的那个世界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世界，换一个视角就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图景。从认识论上来说，它的意义永远不会过时。
又如拉瓦锡用实验推翻了“燃素说”，揭示了燃烧的本质。这发现如今不过是初中生的必备知识，但它与伽利略的一系列实验一道，奠定了实证科学的基本思路：所有的假说都必须经过实验验证，始能上升为“定律”。
再如牛顿之所以伟大，倒不光是他做出的一系列发现，而是他向人类显示，使用数学原理去穿凿大自然，竟能证明星体运动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运动受的是同一力学原理的支配，藉此将全宇宙统一在一起，建立起一个宏大、完美、包罗万象的统一体系来。
又如康德对他的学说非常自豪，号称自己在哲学领域里实现了“哥伯尼革命”，这一点都不假。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他的哲学思辨直接秉承哥伯尼，同样是告诉大家，人类所感知的那个世界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世界，而总结出来的所谓“客观规律”未必也就真是“客观规律”，不过是逻辑思维为自然界武断立法而已。
再如马克思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虽然被实践证明毫不可行，灾难无穷，用理性来检验也是破绽百出，无法成立。但他毕竟提出了崭新的“唯物史观”思路，虽然它不能成立，乃是典型的线性思维，但在他之前毕竟没人想到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以通过考察社会生产力去考察社会制度。因此，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抹煞的。
因此，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思维方式。
明乎此，则不难判定民国时代的大学者们的贡献如何。似乎可以说，民国时代虽然是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唯一思想空前活跃、学术繁荣的短暂时代，但繁荣的主要还是学术而非思想。没有哪个文人提出过原创性的思想。因此，那是一个没有思想家的时代。但出了许多大学者。那个时代的学者的最大贡献，是在清代朴学考据基础上引入了西式思维方式，作出最大贡献的就是王国维先生。第一，他作出了许多重大学术发现，殷商世系的考证就是同代人绝对无法逾越的。第二，他建立了许多崭新的研究方法，给同代人乃至后人以巨大的启迪，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探索道路。这就是他留给后人的“肩膀”。
相比之下，陈寅恪、钱锺书等人可能聪明绝顶，学问渊深，但我实在孤陋寡闻，不知道他们留下了什么“肩膀”，可以让后人站上去。
在我看来，民国时代的学术繁荣前提，当然首先是乱世使得政府失去了干涉学术研究的权力，学者因而享有相当于西方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但直接原因则是西学东渐：大学者们学来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再将之与清朝原有的汉学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因而推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学术成果。说到底，他们取得的重大成就，统统都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结果。这儿的“体”说的是“思维方式”，这儿的“用”说的是研究对象，也就是“用西方思维方式研究中国课题”。
蔡元培将这点说得很清楚。他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的序言中指出，该书的特长，第一是使用了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这其实都是西方的研究方法，并非古已有之。冯友兰已经在其自述中承认了，在胡适之前，中国连部哲学史都没有。他没能直接说出的是，古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搞研究。
古人所谓治学，唯一有三分近似西方学术研究的，只有清代的汉学，也就是通过训诂、校对等考据手段，证明史料或典籍的可靠性。这精神倒是跟西方的实证精神暗合。可惜古人不懂西式系统的治学方式，于是所有的研究心得都以注疏经典的方式零碎给出，也就是在某本经典中夹进注解，有的是技术性的，如列举前人对经文中某个字的全部解释；有的是阐述性质的，亦即在注解中夹入自己的理解；有的则属于考据性质，说明该段是后世谁谁窜入的，并非原著。
不管这些注疏的性质是什么，研究者都绝对不敢自己写篇论文或是专著出来，系统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或是建立某种新的学说。孔子是“述而不作”，后人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则是“注而不作”。比起战国时代诸家蜂起、纷纷著书立说的繁荣景象来，国人在秦汉以后经历了可怕的智力大倒退。其所以如此，乃是崇拜儒教圣贤使然：连至圣先师都是“述而不作”，后世小子何人，岂敢著书立说？
这结果，便是所谓“国故”完全是一堆混沌不明、真伪难辨的大杂烩。不熟悉国故的读者不妨去看看金庸的《侠客行》。金庸没有意识到也绝不会承认，那伙在洞里苦苦琢磨图解注疏的侠客剑士干的事，其实就是秦汉以后学者们的“学术研究”：
“白自在诵读壁上所刻注解：‘庄子说剑篇云：“太子曰：吾主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
垂冠，缦胡之缨，短后之衣。”司马注云：“缦胡之缨，谓粗缨无文理也。”温兄，“缦
胡”二字应当连在一起解释， “缦胡”就是粗糙简陋， “缦胡缨”是说他头上所带之缨并不
精致，并非说他带了胡人之缨。这个“胡”字，是胡里胡涂之胡，非西域胡人之胡。 ’
温仁厚摇头道：‘不然，你看下一句注解：“左思魏者赋云：缦胡之缨。注：铣曰，缦
胡，武士缨名。”这是一种武士所戴之缨，可以粗陋，也可精致。前几年我曾向凉州果毅门 的掌门人康昆请教过，他是西域胡人，于胡人之事是无所不知的。他说胡人武士冠上有缨， 那形状是这样的……’说着蹲了下来，用手指在地下画图示形。”
金庸没能写的，是另一大笑话：古人不知道可以像鬼子那样，在文章末尾或是页面末尾加脚注，直接就把注解写在经文里，于是后人的注疏在传抄时常常窜入正文，变成了经文的一部分。
任何一个敢承认事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种东西，只能称为原始材料的杂乱堆集，绝对不配称为学术。可在鬼子打进来以前，竟然也就从未有人系统整理过这堆大杂烩，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让它稍微有点条理，也才能有点学术的起码样子。
用冯友兰自己的话来说便是：
“秦汉以后封建哲学家们，在讲述自己思想的时候，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总是用注解古代经典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表面上看，似乎后来的思想在古代已经有了，后来人所有的不过就是对于古代经典的不完全的了解。在我们班上，讲中国古代哲学史，就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
当时的学生真是如在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出头绪。当时真希望有一部用近代的史学方法写出的中国哲学史，从其中可以看出一些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一点系统，以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当时也有翻译过来的日本汉学家所写的《中国哲学史》，但都过于简略，不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的书出来了。他用汉学家的方法审查史料，确定历史中一个哲学家的年代，判断流传下来的一个哲学家的著作的真伪，他所认为是伪的都不用了。这就是蔡元培所说的他的书的第一个特长：证明的方法。
用这个方法，他把三皇五帝都砍掉了。一部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这就是蔡元培所说的‘扼要的手段‘。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中国封建历史家的与哲学史有关的著作，从《汉书•艺文志》一直到《宋史•道学传》，都是以儒家为正统，其余各‘家‘，或被认为是‘支与流裔’，或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胡适废除了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无论哪一家哪一派的哲学思想都是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蔡元培所说的‘平等的态度’。这是这部书的思想性。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反映了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潮流。
蔡先生所说的这部书的第四特长是‘系统的研究’。所指的大概是，用发展的观点，研究哲学流派的来龙去脉。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本来是注重用发生的方法。上面已经说到，杜威曾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胡适在当时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但是限于实用主义的真理论。至于发生法，他很少提起，不过总是受一点影响。蔡元培所看见的就是这一点影响。
我在当时觉得，胡适的这一部书还有一点特别。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
胡适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蔡元培所说的，写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两层难处，并不限于写中国哲学史。无论写哪一种专史以至通史，都有这两层难处。第一种难处是材料，第二种难处是方法。写一种中国的什么专史以至通史，必须掌握封建历史家所掌握的那些材料，还要有能力对于这些材料作精密的审查，严格的取舍，取精用宏，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是需要掌握方法，不是和封建历史学家那样，选抄编排，而是要分析史料，并将分析所得综合地叙述出来。就这两层说，这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要求。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还要求在散漫的历史事实之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
大概在1921年左右，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到美国考察，来到纽约。那时候我在纽约。在一次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蔡元培说：‘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交了一个朋友，会点石成金。随便一块石头，只要他用手指头一点，那块石头就变成金子了。那个朋友对那个人说：“你要多少金子，都可以点给你。”那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的那个手指头。”’蔡元培说：‘你们在这里留学，首先要学的是那个手指头。’那个手指头就是方法，当然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在清朝末年，严复算是比较懂得西方哲学的了。但是他的精力主要用在翻译，没有来得及用那个手指头研究中国哲学。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
冯友兰在此指出的是传统学术的致命缺陷：真伪夹杂、琐碎冗赘、毫无系统、政治价值观干扰学术，而胡适则对症下药，用西方的实证精神，使用传统的朴学手段，将后人附会的三皇五帝砍去，直接从有著作传世的老子孔子讲起（“证明的方法”）；撇去大量的垃圾与繁琐考据，只把理论要点总结出来（“扼要的手段”）；用发展的动态眼光考察古代思想的流变趋势，从整个思想史的角度去梳理各家学说，使之取得类似西方学说的系统性（“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埋首于无穷的无聊注疏中，去揣摩“缦胡缨”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研究中摒弃尊孔孟为正统的传统权势观念，排除政治观点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平等的眼光”）。
这些方法在今日看来毫不足奇——连研究生都知道该怎么写科技综述，哪怕是小学生，写作文也知道先要有个写作提纲，说出来的话才不会天一句地一句，然而在那个时代却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为国人大刀阔斧开辟出了个耳目一新的新天地。自此之后，中国人才学会了怎么做研究，怎么写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科技史，等等。有趣的是，如今学习国学的人只可能从这些书籍入手，却“数典忘祖”，压根儿不知道这是鬼子的搞法，古人从来就不懂这一套。
这就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整理国故”口号的涵义，也就是用西方治学方法，去整理前人留下的大批良莠夹杂的文字遗产，这就是他留给同代人以及后人的“肩膀”。可惜如今国学捍卫者们至今不知：不使用鬼子那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以西式科学手段整理国故，那堆东西不过是体积比较壮观的垃圾而已。由此可见，“巨人”们是否留下“肩膀”是一回事，后人是否知道使用它们是另一回事，而越是国学的卫道者，就越不知道如何使用前人留下的肩膀。
在这点上，孔教的卫道者们倒确实忠于道统，盖此乃孔教最醒目的特色。然而仅凭这一点便可得知，他们的捍卫必然只能是事与愿违的感情发泄。老芦无知，还从未听说过一种感情现象可以载入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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