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曾经出现过文化本位运动。所说“本位”，即承认中国文化的根本地位，在这个基础上吸收西学，开展文化建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统一，现代中国文化建设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摆正西学与中学在文化新组合中的各自应有地位。中学派坚持文化本位论点，并将这个观点在民族史学中得到最大程度的阐扬。文化本位运动发起于上世纪30 年代，类似这样的思想则由章太炎等人以“国粹”的名义首倡。由国粹“国光”论到文化民族论，再到本位论，拟可总览中国民族史观的前行道路。
一、国粹“国光”论
上世纪初，章太炎发起国粹运动，很可能这一运动与日本同名思潮确有密切联系。就是“国粹”名称也从日本传输于中国。不可武断这两个运动性质完全相同，但可以说都是值西学东渐，东方文化在如何保存发展自身这一大问题上的积极回应。当中国学界开始鄙薄本国文化，对自身传承信心丧失的时候，章太炎举起国粹旗帜，大声呼吁文化凋零将导致民族沦亡，热切期待“国光”重现。
上天将国粹付予，自我章炳麟初生而到于今，“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系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缺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
章太炎对天长叹，自觉天降大任，一个无以推却的“天职”落在肩头：承续国统，光大国粹。他获得如此的生命憬悟，激发无限的激越之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新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吾手，是则余之罪也！”中国之学“闳硕壮美”，倘若断绝己手，其“罪”难赦。[i]
章太炎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曾对为什么主张国粹思想有一个说明：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攸归。[ii]显见他宣传“国粹”，为要“同心戮力”，以达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目的，“国粹”与“革命”由此发生深刻的内在联系。他心中自有一个“文化天下”观，文化即是天下，“天下”先于国家。因有其文化，方有其“天下”，因有其“天下”，方有其国家，有其民族，有其种群。惟有文化的自觉，国虽亡将可以再起，族不灭将其永兴。他明言发动“国粹”运动的目的乃“以国粹激动种性”，“种性”是“民族之性”，民族的精髓与灵魂。此一精髓与灵魂有时会麻木与沉沦，要靠一样东西去激动与惊醒，就是“国粹”。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他设问：“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国粹？”接着自答：不是要人尊信孔教，而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广义上说，实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表述，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他批评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方人所差甚远，“因此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中国的长处，晓得中国的历史，即使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情，也必定风发泉涌。
他建言，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中国历史上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若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州，却无兵力，就到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iii]
笔者所思：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转型时，从社会与政治层面说，必须是“民族”的,必须做到民族独立，民族自觉，且拥有民族自决的基本权利。为什么反清革命具有历史的大意义，因为这个革命的目的，从最初意义上说是为了实现中国真正的“民族化”。
从文化与精神层面上看，一个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历程，必须打点它的精神行装，这种“精神”也必须是“民族”的。一个民族没有“精神”，将无法走好现代化的道路。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假定所有的精神全然是外国的，将因失去民族的自尊自信，被排斥于世界之林。章太炎在20世纪初就意识到“全盘欧化”的危害，就责成中国人认识建立民族文化的重要，并作了许多切实的努力，所以我们说他对中国文化建设有很大的贡献。章太炎将国粹作联系思考，认为阐发国粹，弘扬国光，要作的最大的工作是重视中国的历史。他对经学延续与发展没有说太多的话，恰将最大的希望寄托于史学的进步，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了国粹史学。应该说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最初形成与章太炎发端的国粹史学关系密切。日后中国民族史学逐成壮阔之势，国粹史学恰为其源头之水。
在章太炎对中国文化作正面肯定的同时，刘师培也对传统表示温存，通过实证史学的实践，成为著名的国粹史家，他明确将史学作为鼓动民族革命的号角干戈。
刘早年是一个激烈的反满革命派，与章太炎交往，且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参加过蔡元培的军国民会、暗杀团。他写过《黄帝纪年论》、《攘书》、《论激烈的好处》 等论文，宣传“排满革命”的民族文化思想。这时他手中的精神“武器”，是传统的“攘夷”思想。《攘书》（１９０３年）开首便说，“攘，《说文》云，推也”，“吾谓攘字从襄得声，辟土怀远为襄。故攘字即为攘夷之攘。今攘书之义取此。” 他又说，“豕韦之系世秉麟经，我生不辰，建虏横行，鉴于前言，扶植人极，炎黄有灵，实凭实式。黄帝降生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二月，刘光汉识。”鉴于时代的具体情况，刘师培以“攘夷”宣传革命是历史使然。这使我们想到日本明治初开时，维新志士也同样使用过这个历史口号，其在鼓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为后世所认可。[iv]
刘坚持黄帝纪年：凡是一个民族必须追溯其起源。中华民族之祖是黄帝，应以黄帝纪年。刘的思想存着一份爱国热忱，故对未来之中国抱着殷切的希望。他说：“吾远测中国之前途，逆料中国民族之未来，吾惟有乐观”，“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他还说：“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既醒之后，百艺俱兴，科学极盛，发明日富，今世界极盛之英德美不足与比也。”[v]
总之，章太炎与刘师培在建立民族史学方面作出重要成绩，用国粹思想作指针，打造中国20世纪民族史学思想基盘，为民族史学的精神发展，制定了路标。
二、文化民族论
每个民族都有“民族文化”，但很难说都可以成为“文化民族”。假如一个民族已舍弃自身文化，就称不上是“文化民族”。惟既吸取外来文化，又接续发展本国文化，方够得上“文化民族”的资格。一个独立的民族必是“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的前提是“文化民族”。这样，归根结底，要使本国成为独立民族国家，就要时时作文化建设的工作，确保本民族文化的健康传承、弘扬与再造。这样的观点被说成是“文化民族”论。五四时期，激进的批判主义思潮成笼罩之势，传统文化备受排斥冷落，作为“全盘西化”思想的反动——“文化民族”论应运而生。民族主义史学家没有与西化派成正面冲突之势，而是通过历史著述，曲折且又坚定地坚持着“文化民族”论，庄严地保护着自己的精神国土。
文化民族论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主要不在疆域的扩大，更不在武力的扩张，而在于文化的浸染与同化。文化决定中国民族的形成。
阅读陈寅恪史学著作，十分深刻的印象是他用文化民族思想诠释民族问题。他举史例为证，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区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vi]《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列举史例说：“夫源师乃鲜卑秃发氏之后裔，明是胡人无疑，而高阿那肱竟目之为汉儿，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他接着强调：此点乃是治中古史之最要点，“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vii]
何为民族？民族与以下诸因素：属于同一个种族（血统）；属于同一个文化（教化）；居住于同一个地域。陈寅恪提出的观点是，在这三大因素中，文化之教化居于首位，无论其属于什么血统，也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地域，皆以“教化”即文化，定其“民族”之属性。陈寅恪此种“文化”至上主义，形成他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理论支撑。最终成为他观史、治史的基本理论原则。据此我们也有理由将他的史学称为“文化民族”的史学。
在此之际，陈垣的民族“华化”论对文化民族论作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中国民族思想形成经过以下几个方面：天下观——种族——民族观——中华观。可以说，中华民族观点的出现，是中国人民族观的最高层次。陈垣提出了“华化”观点，正表达了他的中华观思想。
1924年陈垣写《元西域人华化考》。他考论西域范围：西域之名汉已有之，其范围随时代之地理知识及政治势力而异。汉武以前，大体自玉门、阳关以西、至今新疆止。此后随地理知识渐增，推而至葱岭以西，撒马儿干，今俄领土耳其斯坦及印度之一部。更进而至波斯、大食、小亚细亚也称西域。又具体论元人著述中所谓的西域：其范围也及广漠，“自唐兀、畏吾儿，历西北三藩所封地，以达于东欧，皆属焉。”[viii]
他说历史上有文化同化的现象，所谓华化即中国文化同化现象。他具体定义华化之意义云：在于“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 而在他的书中，华化即指西域人接受中国内地儒家思想，也包括接受中原文字、习俗等。
他论蒙古、日本、越南等华化不足为奇，“蒙古等文化幼稚，其同化华族不奇，若日本、高丽、流求、安南诸邦，则又袭用华人文字制度已久，其华化亦不奇。”[ix]然而，“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国，本有文字，本有宗教。畏吾儿外，西亚诸国去中国尤远，非东南诸国比，然一旦入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x]因此他所研究的华化，主要指本有自己宗教、文字地区如“畏吾儿、突厥、波斯”等接受中原文化的现象。
他论西域文化曾经若干的变迁。由袄教而佛教，而景教，而回教，“更唱叠和”。由此数百年，最后役于西辽，“受大石林牙之汉化，耳濡目染又近百年”。当元人还未据西域之前，大石林牙已经将汉族文明炫耀于中亚大陆。他引用耶律楚材《怀古百韵》云：“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他又据史说明，大石林牙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xi]西辽五主，凡88年，皆有汉文年号，可知其在西域必然使用过汉文。东欧至今称中国为契丹，与此很有关系。他还以元世祖忽必烈接受儒术一例说明，至元一代，华化更臻于崭新的时期。
华化问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华化”是世界罕有文明奇迹，对世界文化的进步与发展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华化首先发生在中国汉人区内。“华文化”的中心地在中原，属黄河文化，其对长江、珠江文化区浸润与同化成功，形成中国文化的主干即汉族文化。华文化的辐射还在继续进行着，进一步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使之纳入中华文化区内。由此“文化中华”最终形成，中国国疆版图之形成，主要不依赖武力，而是仁道自成，文教化育，“近悦远来”的自然结果。由此中国文化再越山涉海，向东方照耀，及至形成幅员辽阔的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在内的汉字儒学文化区，即现在所称的东亚文化区。陈垣对华化问题的研究殊有创见，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阐明了“文化中华”的思想，为共有伟大中华文化的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合，提供了历史与文化的依据。
三、文化本位论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里消失了”，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其特征。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已经渐渐不能算得是中国人了。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在世界里面已经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
以上可以说是文化本位理论的正式提出。从上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史学出现新阶段，民族史学家积聚在抗战旗帜下，明确将文化本位思想奉为治史精神。
这个时期民族史家的主要代表应推钱穆。他在《国史大纲》等名著中表达的历史观早已折射出文化本位论的鲜明光泽。
《国史大纲》原为一部抗日救亡,宣传爱国的国史教科书。9、18事变以后，南京政府指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京大学遵命由傅斯年召集北京大学教授讨论此事，最后决定由钱穆独立担任。由1933年秋起，钱穆开讲国史。战火绵延，讲学不辍。从北京大学一直讲到西南联大。同事中有陈梦家，曾听过钱穆的课，与钱穆过往也多，力劝钱编撰国史。钱动意，本其中国通史讲义，历时13月成《国史大纲》。
笔者将注意力置于扉页上短短几句话。此数语以“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开头，接下去说：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只算是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有知识的国民。)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xii]
此数语多次提出国民概念。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人，虽说是一个生物的人，但由于离不开社会，唯在社会才能生活，又是一个社会的人，必属于一个国家与民族。这样他就必须是一个国民。从国民观出发，钱穆继续演绎自己的观点：既然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就要了解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将不是一个合格的国民，一个有知识的国民。
他又说，了解是为了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一种温情，一种敬意。他又认为,要有温情与敬意,首先要有对于本国历史的“知”。所谓知，就是认识，只有认识才能产生感情。无识则必然无情。他举儿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说：“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xiii]
显然 ，这里钱穆先生重复了写作《国史大纲》的本意，即让人们得以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通过习史认识祖国历史、热爱祖国文化，以激动保种护国之心。每个国民都应了解本国历史，热爱本国文化，对祖国充满温情与爱意，只有兼具以上素质的国民多起来，国家才具有向前发展的希望。不然，国家将陷于弱亡之列，或成为一个“次殖民地”。
他批评当今之国人，“蔑弃”或遗忘国史，虽然也谈论爱国，但此种爱国又是如何一种的爱国呢。他辛辣地说，此种“爱国”实在是“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此，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没有。他告诉读者，“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
他将爱国心与宗教心作比较，信徒爱其上帝是由于他在宣教过程中，直接与间接加深了对上帝的了解。了解愈深则敬爱愈深。对于上帝无了解，不可能有爱的情感产生。事实上钱穆确以教士传教的心情作国史传播。他要人们以一种宗教心去爱自己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钱穆还提出“历史”、“历史材料”与“历史智识”的区别观。三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同一个问题，内涵却异。他说，然中国乃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中国之国民乃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民。何而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之智识。[xiv]
显然，在钱穆这里，历史的客观存在为“历史”，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全部过程是“历史”。至于历史的记载则为“历史材料”。“历史”已沉没在往日的烟海渺茫中，人们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历史。人们想通过“历史材料”管窥“历史”的“全豹”，但还是做不到。因为历史记载往往过于破碎，又总是搀杂诸代史家的一己观点，历史通过“记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钱穆认为最好的法子是通过“历史智识”来了解国家的历史。在钱穆看来，对于历史要作认真的思考，凡是思考过的历史知识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只有对祖国历史做深入思考后，才能够对祖国有真正的爱。
1949年以后钱穆定居于港台，此间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人生十论》、《中国现代学术论衡〉《朱子新学案》等。另有《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文化与教育》、《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十二讲》、《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等属文化史研究。
在此期间，钱穆进一步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他说：“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xv]余英时曾说：钱先生治学的“终极关怀”，“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xvi]正是从这种终极关怀出发，钱穆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本位的思想。
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事嬗递,因其深层内在历史精神的涌动。这种历史精神实质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xvii]研究历史发展大可从文化史角度切入，一旦掌握了中国文化精神的进程，中国历史来龙去脉亦大体理解不误。
钱穆一方面主张恢复中国文化精华，同时又主张不断发展中国文化，俾使适应日益发展的世界形势。“我们要根据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来打开当前一条出路，来寻找我们此后的新生，那决不是顽固，决不是守旧，那是生命延续之唯一原理”。他指陈：中国文化本来就处在不断进取变动之中。其变迁经过分四阶段：其一是上古至秦，国家形成，民族融合，中国人精神理想也在此期初成。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奠定期。其二是汉唐时期。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军事制度已经制定，中国民族精神出现共通境界，中国人个性境界也得以拓展、发挥。其三是宋明清时期。中国人个性精神进一步发挥，中国文化充分发展。这是中国文化的个性发展期。其四是清以后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民族共通精神与个性精神已经安排周到，所要做的是注意如何将精神与物质同一融合，进而关心周围物质环境，尽量改善与利用它，以协调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他说中国人常抱一种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多可融合协调和凝为一。”[xviii]
钱穆有《中国文化精神》一书。这本书是钱穆的演讲稿，讲的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出版时间是在1971年。他在序言中说：“我之生，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据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xix]他说自己民国元年即在乡村教书，此后任教大学,著述立论,皆因受国难之“鼓励与指导”。又说进行这样的演讲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xx]
他在此讲话第一节中说：想分两个方面讲述中国文化。一是知识问题，究竟中国文化是什么。二是评判问题，“究竟这种文化要得要不得，该发扬不该发扬。”[xxi]他说应该首先了解中国文化是什么,才能讲到中国文化价值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以及如何光大与改进。书中《中国文化的变与常》、《文化传统中的冲突与调和》、《文化中的积累与开新》等篇章都详细论证文化变动与更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阅读钱穆先生主要著作,领略其中思想,笔者已经意识到钱穆如何以对中国文化无限的挚爱深情,从事着艰辛的薪火传承的事业。正如钱穆先生后继,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所说:钱穆的一生“承担是沉重的,他生活在文化倾圯、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他有时很寂寞,“与当代的学术气候也有大隔,但他耐得住大寂寞,他有定力”[xxii]，终为中国20世纪新文化建设,落下一块重要的基石。
总体说来，中国民族史家先后提出“国粹国光”论—“文化民族”论—“文化本位”论这样三个前后相续的理论，而这三个理论依然可以用“文化本位”论统一名之。国粹国光论是这个理论的首发与开端；文化民族论则这个理论的阐发与发展。而当文化本位论最后面世，民族史学理论的完整逻辑架构也最终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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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癸卯狱中自记》。
[ii] 《民报》第十号，民意：《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
[iii]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号。
[iv]《攘书》，《刘申叔先生遗书》第二冊，台北華世出版社，1975版，第755页。
[v]署名无畏，《黄帝纪年论》(1903)，《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第275-76页；并收于《黄帝魂》，第1-2页，改题为《黄帝纪年说》。
[vi]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vii]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viii]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他说本编所论，乃是元之西域。
[ix]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x]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xi]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节录）,王元化名誉主编：《释中国》第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1页。
[xii] 《国史大纲》第1页,商务印刷馆,1996年版。
[xiii] 《国史大纲》第1页,商务印刷馆,1996年版。
[xiv] 同上第2页
[xv]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中外杂志》第38卷第2期,1985年12月。
[xvi] 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收录于《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0月,第39页。
[xvii]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出版,第6页。
[xviii]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北正中书局1969年版第162页,参见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序论》第444页。
[xix] 《中国文化精神》第1页。
[xx]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北正中书局1969年版第162页,参见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序论》第444页。
[xxi] 同上第2页。
[xxii] 金耀基:《怀忆宾四先生》,香港《新亚生活》月刊1990年10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