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要有纪律。没有纪律的军队就很难打胜仗。今天商场就是战场。政府和企业的管理都要军事化，要有象军队一样严明的纪律。这个纪律就是会计制度。
我认为，我们国家的现行的会计制度有着严重的制度性缺陷，是不足以支持未来的经济发展的。因此，需要进行系统的改造。
本文将就我国会计制度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展开讨论。
1， 预算制度
1.1 没有预算就等于没有会计，没有经济管理
现代社会，不论政府还是企业，会计制度的建立，首先就是要确立预算的权威。有了预算以后，才可以去收入和支出，才可以入账。没有预算的，就不可以收入和支出，也不可以入账。通俗地说，买酱油的钱，只能入在买酱油的预算中收支和入账，不可以在买醋的预算中收支和入账。俗称“买酱油的钱不可以买醋”。没有预算的事情就绝对不允许做。这就是会计的工作原则，也是最重要的财经纪律。如果以军队纪律来比喻，这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政府和企业的预算，就相当于军队纪律中的“指挥”。有了这样的预算，才需要会计，才会有管理。否则就不是会计，也没有管理，而只是有人在记帐。
在传统的意识中我们只知道没有钱就不能用钱。而预算制度要告诉我们的是即使你有钱，但是没有预算，就不可以使用。比如说在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当政的时候，国会没有及时通过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就曾经导致相关的联邦政府机构停止工作，甚至美国驻全世界各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都发不出工资，暂时关门。这些政府机构不一定没有钱。可是他们即使有很多钱存在银行里，也不能使用，因为没有预算，没有被批准使用。如果用了，就是违法行为，就要受到制裁。
预算制度是最基本的财经纪律。纪律和法律是不一样的。法律不会规定你只可以做什么，而只会详细规定你不可以做什么。在法律面前，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行为都可被看成是合法的行为。可是，纪律是规定你只可以做什么。在纪律面前，除了规定可以做的，就都是不可以做的。
军队纪律中，最基本的纪律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受到上级指挥的军事行动都是违反军事纪律的。
在会计制度中，最基本的纪律就是预算。没有经过预算批准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都是违反财经纪律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只有这样做了，经济活动才是可以被预先控制的。预算就是计划，就是控制。不进入预算的活动，就没有资金支持。即使有了资金来源，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更不可能使用。这样，计划才有了严肃性。预先的经济控制才会成为可能。
因为只有这样做了，经济活动才是可以被随时检查的。一切收入和支出都被列在相应的预算下，才可能在执行过程中随时检查。对预算执行情况的了解，就是对工作进度的了解。对预算的总结，就是对工作的总结。
因为只有这样做了，经济活动才是可以被信任的。预算是事先的公开的制定的计划。预算管理是对执行者的监督和管理，是对每一个执行者个人意志和个人行为的约束。只要预算管理被严格执行了，经济活动就可以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中，得到计划者起码的信任。
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社会的分工合作越来越广泛。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从单干到合伙制，又从合伙制到股份制，一国公司发展成了跨国公司。各种社会组织也都出现了复杂的经济活动。怎样管理呢？怎样做才能在分工合作的各方之间建立起必要的信任？怎样做才能让社会公众相信自己的政府，让企业的董事会相信自己的经理团队，让各种社会组织的活动公开透明的展开？这一切，都要依靠会计工作中的严格的纪律，靠严格的预算制度。
没有预算制度，就没有计划，就没有管理，就没有信任。我们的社会就会处在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就是一盘散沙。
不能执行预算的会计，就不是真正的会计。那样的会计只是在记账，是旧时代的帐房先生，而不是现代社会政府和公司里的管理者。帐房先生做帐，唯老板之命是从。不听老板的话就会被开除。现代社会的会计有全社会统一的工作规范。他们为上级或雇主提供专业服务，同时还要约束上级或雇主。他们是有社会责任的。按照全社会统一的规范工作，就是他们的社会责任。玩忽职守，不尽社会责任的就会被取消会计资格。
从西方国家的历史来看，没有预算制度，就不会有现代经济，也不会有未来稳定的经济成长。预算制度，是西方国家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在管理制度上最伟大的创造。这应该是我们必须具有的现代经济管理的常识。西方国家，企业的技术革新，市场开发，管理改进，都是在严格的预算下展开的，既受到预算的支持，也受到预算的约束。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小到社区管理，大到政党政治，议会辩论，总统选举，围绕的中心就是预算，所有的结果最终都要在预算上落实。没有需要通过预算来实现的实际利益，没有实际的好处，所有这些社会活动的动力就都不存在了。中国人喜欢从道义和政治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西方人喜欢从实际的经济利益的角度来思考，并且建立制度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因此，中国人要求政府首先要有好人当政。西方人首先要求政府遵守制度。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如果不能理解预算制度，就是只学了皮毛，忘记了根本。
用这样的视角来重新观察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挫折都是来源于没有预算制度。秦朝为了抵御匈奴，修建长城，建设国防，难道不应该吗？可是，修长城修出了了一个孟姜女。孟姜女要哭倒长城，反映的是没有预算约束的国防建设会导致比外族入侵更严重的破坏。结果是秦朝二世而亡。隋朝为了发展经济，修建大运河，难道不应该吗？可是大运河的修建让社会不堪承受，说明了不受预算约束的经济建设很容易让社会走上经济崩溃的道路。结果是隋朝灭亡。新中国建立以后，经济建设“过热”一次次把整个国家送上崩溃的边缘。用现代经济管理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因为没有起码的预算约束。再看看近些年来，各级政府的那些臭名昭著的“政绩工程”，都是在漂亮的政治口号下，不受预算约束的祸国殃民的行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管理制度上有根本的改造。这就是认认真真的一丝不苟的向西方学习，在我国建立起严格的预算制度。
1.2 我国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预算制度的国家
严格地说，中国全国上下，从政府到企业，都是没有预算制度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在会计制度上承认“预算外资金”的合法性的国家。在预算中没有的或者不足的收支常常可以在预算外入账。而在预算外入账的项目就可以不受预算的约束。这样一来，预算管理就等于完全虚设。这就如同在军队的管理中承认有两套纪律。在正规的纪律约束下违反军纪的行为到了另一套军纪下都可以被看成是功劳。可想而知，这样的军队就会是一支什么纪律都没有的军队。因此说，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预算制度的国家。
1.3 只要有预算外资金就不会有法治
什么叫做预算外资金？从来没有法律上的依据。预算外资金的出现有着极大的随意性。承认预算外资金是中央政府为了鼓励各级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业增收节支而采取的措施。哪些资金可以成为预算外资金，以及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权限，都是通过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规定的。今天的预算外资金，到了明天只要中央财政部一个通知就可以“纳入预算内管理”，就不再完全是预算外资金了。所以，预算外资金年复一年，其真实含义都是不一样的，既不能预先制定计划，也很难有对执行过程的跟踪和检查，更不可能得到任何一方的信任。
二十多年前，预算外资金的总额就已经几乎与中央财政的机动资金总额相当。在多年来预算外资金不断地被纳入预算内管理之后，到2005年底，预算外资金的总额还有5500多亿，平均到全国十三亿人口，每人400多。（很抱歉，虽然现在已经是2008年，可是我在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只能看到2005年的资料。）
全国人大每年开会，都要讨论和通过财政部做的国家财政预算。可是，有这么大一笔资金既在政府的掌握之中，又完全在财政部的预算之外，也完全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外，你还能相信人大会议真的在体现“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定权威吗？你还愿意人大会议去相信财政部的报告吗？
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业，每年都在制作大量的财务报表，以反映他们的财务状况。可是，有这么大一笔资金游离在政府和企业的预算管理之外，你还能相信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预算和执行预算的能力吗？你又怎样来评价那些“正式报表”的真实含义？都说会计不要做假帐。这些不都是合法的假帐吗？即使你十分愿意承认这些帐都是真的，你又能从这些账目中看到多少真实的情况呢？
我们的会计数据是社会实行法治管理的事实基础。可是，有那么大一笔资金不在正式的会计报表之中，不在正常的监督管理之中，经济生活中依法办事的事实依据又在哪里呢？社会实行法治管理的基础又在哪里呢？
任何国家都有政府官员腐败的问题。但是，象中国这样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出现文官腐败导致王朝覆灭的就只有中国了。中国有二十四史，文官腐败是每一个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直到今天，文官腐败还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西方国家政党轮流执政。但是，对政府的预算管理的制度是不变的。经验证明，西方国家这样的预算管理是有效的。在这样的制度下，政府文官的腐败行为基本上被控制在了个人行为的范围中，不至于成为危及国家命运的心腹大患。我们国家由于自古以来就没有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执政者虽然也想有个廉洁的政府，但是根本做不到。现在中国的政府腐败早已经不是某些官员的个人行为，而是各级各部门的集体行为。从法律上来说，属于集团犯罪。集团犯罪的普遍存在，反映的是我们在社会管理的根本制度上的重大缺陷。如果不能通过建立严格的会计制度来避免政府文官集团的腐败，中国法治的实现就会遥遥无期，历史上王朝更迭的惨剧就会在今天重演。
1.4 承认预算外资金是把最低级的行为方式引入了官场
预算外资金是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小金库，是“私房钱”。承认预算外资金，就等于承认了小金库和私房钱的合法性。不仅如此，还等于就承认了假公济私的合法性。这种私房钱的做法反映的是中国历史上旧家庭里面婆婆和媳妇之间，小姐和丫环之间的十分低级的金钱行为。用这样的行为方式治国，不闯祸就怪了。
我们现在的各种社会怪象中，最大的怪象之一就是市场上充斥着上级命令下级的官场行为，官场上充斥着讨价还价的市场交易行为。从现代管理制度的角度来看，其制度根源，就是预算外资金的合法存在。
任何国家，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的行政体系中只能贯彻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否则，就不可能有步调一致的队伍，更不可能有行政效率。现代西方国家再讲民主，也不会让市场交易的行为在行政管理中有任何地位。行政管理就是要军事化。不服从命令就是犯法，就要受到惩罚。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从建军开始，就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缴获要归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都是不留任何余地的军队纪律。想在这里谈交易是白日做梦。
在预算外资金这样的私房钱的诱惑下，各级政府部门的计划制定和执行都成了与上级讨价还价的交易过程。各级政府部门的小媳妇心理，丫环心理，不可能不日益滋长起来。这种制度引导着各级负责人“人在曹营心在汉”。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上级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了上级，官就没得做了。可是，“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想把日子过舒服了，上级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办好了公事，可以保住饭碗，办好了私事，有了预算外资金，才能有吃有玩。这不是小媳妇和丫环的心理是什么？
预算外资金，是各级各部门工作人员增加收入的重要资金来源。堂堂中国政府的公务员们增加收入要靠预算外资金，说出来简直难以让人相信。可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这在客观上形成了贪官和本部门工作人员在利益上的一致性。贪官们只要把本部门的工作人员照顾好了，他们的罪恶就很难被发现。即使遇到上级来检查，本单位的干部员工也能够众志成城，一致对外。任凭胡汉山又回来几次，任凭鬼子们常常进村，也定叫你们空手而回。逮着机会还能打你个人仰马翻，让你损兵折将，尝尝老娘的厉害！谁说婆婆厉害，难道小媳妇跟婆婆斗气，就不能占几回上风？谁说小姐威风，丫环也能把小姐给气个半死！
中国旧家庭中，婆婆和媳妇，小姐和丫环之间，时常会有一些涉及金钱的行为。但是，这都是一些非常低级的交易。公开和公平的原则在这里是不可能得到体现的。可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不正是以这样见不得人的方式在进行吗？以这样的小人心态，来执大国之政，乱相丛生是必然的结果。
想想也真叫人心寒。政府工作人员的正当利益竟然需要依靠在各部门建立私房钱来保证，甚至常常需要贪官来照顾。在中央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或许还有一点合理性。现在政府财政收入每年增长速度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不能再说困难了吧？难道我们的政府就不能堂堂正正的来关心自己的工作人员，在正常的政府预算中为他们多考虑考虑？如果连自己的机关工作人员都安抚不了，这样的政府还怎么治理国家呢？预算外资金的那些收入不也是来自社会的吗？为什么就不能列入正规计划，编入正式预算，让大家安安心心的使用呢？
1.5 预算外资金是部门所有制的经济基础
现在“部门所有制”已经是阻碍中央政府政令通行的顽症。中央的命令，令不行，禁不止。政令不出中南海，常常一出门就被淹没在部门利益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部门所有制会闹到这种地步？难道没有制度上的原因？古今中外，有政府的地方都会有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也都会有自身的利益。可是哪里有象我们国家这样猖獗的？其制度原因不就是现在的财政体制，就是预算外资金吗？
是中央政府给了各级各部门拥有私房钱的合法性。可是，同时也保留了剥夺这种“合法”权利的“合法权利”。什么样的资金可以成为预算外资金都是中央的行政命令来规定的。今天可以的，到了明天说不可以就不可以了。在财政困难的时候，中央鼓励各级各部门多有预算外资金。可是，下面的私房钱一多，中央就常常会以加强管理的名义，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这就形同婆婆对媳妇的巧取豪夺，小姐对丫环的再次剥削。其结果只能是更加强化各级各部门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预算外资金早就已经被本部门的员工看成是自己的血汗钱了。如果预算外资金总是被上级白白的拿走，“纳入预算内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还如何向本部门的工作人员交待？大笔的血汗钱，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有了，冤不冤啊！这“没用的”部门领导还会有什么威信？长此以往，不极力维护部门利益的官员还如何能在官场生存下来？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忠心耿耿一心为公的干部还能有多少成长的空间？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有史以来西方国家注重的就是制度，我们国家历来注重的都是政策。现代西方国家不论谁上台，政策上有多大变化，任何在朝或在野的政党都难以改变象预算管理这样的根本制度。西方国家所有的政府政策都是在制度的约束下制定的。这样的制度就成了对当政者行为的约束和对在野派既得利益的保护。不符合制度的政策设想从一开始就会被看成是不切实际，不可能实行的。我们国家虽是一党执政，可是却没有稳定的制度。政策的制定是不受制度制约的。不符合当前政策的制度都会自动废除。过去曾经一度红头文件满天飞，现在人人谈法治，导致作为政策的“法律”大量的颁布，都是以政策来代替制度的具体表现。政策又都是通过政府部门来协商制定的。一项政策如果不能在政府部门利益的交易中得到承认，就不可能变成政府的政策。政策多变而没有可靠的制度来保护既得利益，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就势必愈演愈烈。有时极力维护本部门利益的政府官员的行为，在社会看来是犯罪，在本部门内却是英雄。长此以往，政府部门利益的膨胀是必然的，政府的政策把维护政府部门的利益作为最优先的考虑是也必然的。嘴上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一定会逐步变成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的利用权力为自己服务的文官利益集团，变成社会稳定的最大的敌人。不改变这样的现状，不建立稳定的会计制度的权威，执政党维护社会根本利益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预算外资金的出现和迅速膨胀，部门所有制越闹越凶，都是当今社会人人可见的活生生的例子。
预算外资金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即使我们承认预算外资金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今天也已经不能对它产生的恶果再继续熟视无睹了。取消预算外资金，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是或早或晚都必须做事情。
2， 会计责任制度
2.1 现行的会计制度是没有责任的会计制度
会计工作，责任必须清清楚楚。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的责任是不清楚的。一笔钱支出后，留下的文件里常常有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的签字。这些签字意味着什么？是签字的每一个人都要对这文件中的每一个细节负责？还是因为大家都签字了，法不治众，就谁都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了？
一个负责人，特别是高层的负责人，要签字的文件有多少？这些文件放在面前，如果他们不签字批准，可能会影响工作进度。如果他们签字批准了，哪一天要他们为文件中的错误负责，恐怕几十个脑袋都不够杀的。
这样的会计制度显然是是非不明的。在这样的制度下，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完全没有把握，常常甚至连自己是在立功，还是在犯罪，都没有办法判断。在这样的会计制度下，任何人的错误都会追究到单位的总负责人。负责人害怕承担责任，就常常需要想办法为所有的人解除责任。包庇坏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2.2 会计工作中应有的责任制
实际上，每个人的责任是应该分开的，也完全是可以分得开的。
比如说，一份工厂的采购账单送到会计部门。首先，是经手的采购员必须签字。采购员签字所承担的责任是保证这份账单是真实的，而不是假造的。同时，采购员还确认了生产材料的工厂是已经被核准的，以及采购价格是合理的。如果事后发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就要追究采购员的责任。
然后，是采购科长要签字。采购科长的签字首先是对于采购员的身份的确认。其次，是对账单上供货工厂和材料价格的再次确认。同时，还是对采购所针对的项目的确认，让会计部门知道这笔支出应该在哪个项目的预算下列支。如果账单是假造的，只要采购科长签字时不知情，就不需要承担责任。这时，会计就有了做账的全部依据了。
接着，或许总经理还要签字。总经理的签字只是表示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为的是在整体上把握工作进度。最多，是对采购科长的资格或权限给与一次再确认，表示他的签字有效。对于账单中出现的价格和其他方面的差错，总经理只要签字时不知情，就没有责任。
最后，会计部门做账，经手的人也要签字。这个签字所承担的责任又不相同。首先，是经手人要按照政府的规定，为每一笔开支做标准的会计分类。是办公用品，还是水电费，或是机票船票，等等。如果买的是项链首饰等个人物品，就显然不能入帐，谁批准也不行，因为违反国家法令。其次，是经手人对支出做预算项目的分类。买酱油的钱不能入帐到买醋的预算中。如果发现预算中的资金不足，那就不能支出和入账。前面不管有多少人签了字，钱也不能付出去。这时，即使有总经理的签字，也不算数了。或许公司的银行账号里有很多钱，但是没有预算，或者预算不足，相关的支出就全部停止。一直要等到新的预算出来，才能入账。会计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果不能遵守会计的原则，就要被追究责任。
建立这样的会计工作责任制并不困难。一旦建立起来了，就能受益无穷。西方的大公司，工作人员像走马灯似的经常变换。可是由于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清清楚楚地，每一个岗位，都有人指导，有人监督。会计责任制度落实到了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情上，落实到了每一件事情的每一个环节上。一环扣一环，秩序井然，所以怎么换人都不怕。在财务管理上实行这样的责任制度的单位，在中国还十分罕见。
我们国家现在显然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责任制度。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怪现象。国营单位凡是遇到上级部门来查帐，单位里的有关人员都会特别紧张。因为一旦查出了问题，谁也脱不了干系。于是，从领导到办事员就只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了。这无疑只对那些真的做了坏事的人最有利。
可是，在很多私人公司里就不是这样。私人公司的老板会花很多钱，雇用专业人员到公司来查帐。查得越细越好。查出来的问题越多，钱就花得越值。因为很显然，对于私人老板来说，这是有好处的。在责任清楚的单位里，公司的会计部门的负责人也希望能查出问题来，甚至发现制度上的问题，好在将来改进工作。他们对自己有没有做坏事，心理清清楚楚。只要自己没有做坏事，就不怕查账。查出问题，也只会是别人的问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3， 发票单证：会计的原始凭证从哪里来
会计做账，凭空是做不出来的。做账的原始凭证就是发票单证。收钱时，自己给别人出发票。付钱时，别人给你出发票。
因此，发票的真实性就备受注意。发票如果是假的，会计工作的质量就全都打了折扣。可是，如何保证发票是真的呢？
西方国家，很少听说过政府部门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去杜绝假发票。在美国，印有连续编码的空白发票在文具店就可以买到。公司自己印发票也不受任何管制。开出的发票上也不需要盖章。而在中国，工商局统一印制发票还嫌不够，还要有八十位数字编码的十二种颜色套色的增值税发票。这哪里是在印发票？这简直比印钞票还复杂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假发票越禁止越猖狂。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提供假发票的广告。看来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地下产业了。
在如何认可发票这件事情上，美国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首先，在美国，任何公司自己印制的发票都是可以接受为正式的会计做帐的原始凭证的。因为，任何发票都必然包括开发票的单位的信息。这样的发票是做不了假的。原因很简单，作为开出发票的单位，这发票就是他们收入的记录。开出去的发票越多，就证明他们收入越多。收入是要交所得税的，他会乱开吗？当发票被怀疑作假时，只要到开出发票的单位去查证就可以清清楚楚了。公司每年都要向政府报税。为了报税，每年的发票都按照发票编号排列，装订得整整齐齐保存着。在使用电脑的单位里，都一定会有电子版的发票清单，开出发票的日期金额都清清楚楚的记录在案，随时备查。辨别发票的真假一点都不费劲。在美国，查证发票非常容易，制作假发票又是重罪，自然就没有什么人会去做了。
我们国家现在税务局印制的发票，有的只有固定金额，却没有任何出具发票的单位的信息和日期，这才真是为需要假发票的人提供了方便。发票应该是收支行为的记录。发票只应该发生在收支过程之中。唯有如此，发票才是可以相信的，才能成为会计做帐的原始凭证，成为经济管理的事实基础。怎么说，政府也不应该把发票印好，早早的就卖给企业。很难想象，这些完全不是在收支过程中产生的没有出处又很难事后查证的“发票”怎么能够被看成是发票，怎么能够在法律上得到承认。政府有关部门的法律知识真是需要补补课。总不能“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连常识都不顾吧！我们国家假造发票那么容易，那是因为官方印制的“真发票”就具备了假发票的全部特征。这就难怪真假难辨了。
其次，在美国，银行资料一直被认为是最真实最有效的财务依据。历史上的西方国家，银行资料对政府是严格守密的。现在已经完全做不到了。美国的税务局和联邦调查局可以非常容易地从银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任何公司和个人银行账号上的信息。美国的大银行对政府的配合也已经从不愿配合改变到了积极配合。我们国家的银行从来就唯政府之命是从。利用银行资料来核实各单位的账目，一点困难都没有。
可是，非常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财务做帐的方式使得会计账目与银行账目上的资金往来几乎完全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这种计划经济年代留下来的陈旧的做帐方法，与今天的实际生活实在相隔太远了。现今世界，谁还能离开银行的服务？人为的让会计做出一套和银行资料无法连贯起来的账目，不是在和自己为难吗？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会计工作中建立严格的预算制度，在会计的工作流程中建立能够落实到每一件事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人的责任制度，再加上能够搜集到确实可信的会计原始凭证的工作方法，做到了这三点，我国的会计工作的质量就有了起码的保证了。
4， 革新财政会计制度的方向和条件
4.1 高度中央集权的各级各部门独立核算的财政体制是改革的方向
革新会计制度，已经刻不容缓。离开了预算管理，其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会变成空中楼阁。没有预算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基础，当前的一切社会改革都不会有坚实的基础。任何改革的设想和方案就都只会是避重就轻的，避实就虚的，和纸上谈兵的。
建立严格的预算制度，建立责任清晰的会计工作流程，获得可靠的会计原始凭证，这些都是一个完善的会计制度所必需具备的。我国建国虽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可是至今为止，会计工作离这些起码的要求的任何一项都还有很远的距离。
可是即使我们做到了这一切，也只是为下一步的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些条件基本具备了以后，我们要实现的更高的目标应该是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的各级各部门完全独立核算的财政体制。
所谓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是指政府的各级各部门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都必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目标，都必须在中央财政部门的直接监控之下。没有一分钱的收支可以在这个监控体系之外。所有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都是对上级完全公开的和透明的，也是对社会完全公开和透明的，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的。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的体现，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体现。
所谓各级各部门完全独立核算的财政体制，是指的所有的预算都由政府的各级各部门根据当地和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独立完成，只要不违背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不与中央制定的全国发展和对外竞争的战略目标冲突，他们的预算制定和预算执行就应该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又要高度集权，又要独立核算，是不是相互矛盾？实际上当然会有矛盾。但是完全可以做到。现在世界上的跨国公司都是采用这样的管理体制。跨国公司的遍布世界各国的分公司的账目对总公司和董事会是完全公开的，同时又都是独立核算的。这才保证了分布在各国的分公司能够在公司总部的统一领导之下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这应该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样的做法也是我国历史上成功经验的总结。
比如，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在西柏坡。那时的中央军委就实现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几百万军队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中央军委确定各个时期的战略重点，在全国战场上调兵遣将，胜利领导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是同时，全国的各个根据地，解放军的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又都有极大的自主性。他们都要自己解决军备，自己确定作战计划。中央只给他们发命令。除了命令以外，什么都不可能从中央得到。每一粒米，每一颗子弹，都要自己想办法。自己养活自己，别指望别人来救你。打了败仗也要自己承担全部后果。事实证明，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充分的独立自主，这两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两者相结合，威力无穷。
再比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高度的中央集权就表现在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在全国通过政府的行政体系层层贯彻，得到切实执行的。这些年来，各地政府的独立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因此才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遇到的各种困难。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因地制宜的办法只能在当地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与社会各界协商才可能产生出来。
当然，反面的教训也有很多。
比如，我们长期实行的预算外资金的制度，不仅损害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也使政府各级各部门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
再比如，中央政府一纸命令，全国齐步走加工资，就是错误的做法。各地的政策应该各地政府自己去制定。即使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全国也有十类工资区，各地的工资政策也不一样。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中央政府的领导应该体现在方针政策上，而不是要在老百姓面前和地方政府抢着做“好人”。这样的“好人”要留给地方政府去做。地方的事情办好了，老百姓自然会说中央领导得好，需要这样去抢吗？
还有，目前关于劳动法的执行，是中央政策的又一个败笔。翻开劳动法，其中抄袭外国法律的痕迹处处都是，却很少有中国自己经验的总结。劳动法公布多年了，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这本身就说明了其中有很多问题。我国的法律应该兼顾社会各方的利益，而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要去代表谁，反对谁。否则还会有和谐社会吗？你代表了这一方，就能不代表那一方了？别人有事还是要来找你，你也不能不管。这样的事情，各地自己去处理，比中央制定统一政策强制执行有效得多。乱发号施令的结果只能是自找没趣。去年，2007年，是有史以来工薪阶层，特别是低工资收入的农民工工资上升最快的一年。今年强制贯彻劳动法，工资反而升不上去。这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谁的命令也没有用。抢着做“好人”也是有风险的。结果常常是好人没做成，还要遭人骂。
总的来说，一个好的制度一定是既能做到权力高度集中，又能给予各级政府和企业充分独立性的制度。反过来，一个坏的制度一定是既不能有效实现统一意志，维护整体利益，又处处为社会的生机勃勃的正常发展设置障碍的制度。
4.2 藏富于民的大政方针是革新会计制度的前提条件
藏富于民的大政方针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生活反反复复，历经不知道多少磨难以后才产生出来的最重要的财政政策的根本方针。这个根本方针被中国的历代最高统治者看成是治国之宝。我们今天讨论国家大事的时侯对此仍然绝对不可以有一丝怠慢。即使我们在其他方面都做得一丝不苟，只要在这方面略有失误，就会满盘皆输。
会计制度，只是一种工作制度。完善的会计制度并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这就象军队有了严格的纪律并不能保证一定打胜仗。要想打胜仗，还要有正确的战略和战役部署。如果没有好的财政政策，会计制度上的单兵突进的革新，不仅很难有实际的进展，甚至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更严重的失败。
任何国家的政府部门都有要扩大自己权利的天然倾向。会计制度的改革必然会对政府的各级各部门充分授权。这样的充分授权无疑会强化他们扩大自身权利的倾向。西方国家依靠政党轮流执政，国会监督来制约政府。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共产党永远执政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对于政府行为的有效约束主要来自执政的共产党的政策和各级组织，以及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的社会力量。如果党制定的政府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发生了错误，如果执政党本身就放弃了藏富于民的指导思想，如果执政党只把政府的财政收入看成是“自己的”，却把社会资金看成是“别人的”，如果执政党的政策就是在不断的鼓励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越多越好，政府的部门利益就会泛滥成灾，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横征暴敛的政府行为就会在今天重现，成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根源。我们国家近二十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年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几乎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这绝对不是政府工作的成绩，而恰恰说明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已经背离了藏富于民的根本方针。这更不能证明执政党的经济政策的正确，相反应该提高警惕，要仔细的看一看执政党的现行政策中是否存在着方向性的错误。
我们国家的政府工作的始终不渝的目标应该是为全社会谋利益。因此，社会对政府经济工作的评价，不应该看政府自己的财政收入增长了多少，而是要看政府为社会经济的稳定成长做出了多少努力。所以，中国的历朝历代政府，尽管做得有好有坏，都把“轻征薄赋”，“藏富于民”作为最基本的治国方针。令人担心的是，这样重要的治国的根本方针已经被我们今天的社会遗忘了。从执政党，到政府，到学术界，再到社会舆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把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看成了好事，很少有人对此保持警惕，更没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
从眼前来说，如果建立起了严格的预算制度，巨额的预算外的资金就会全部纳入正规预算来进行管理。根据目前预算外资金的规模，政府预算中的机动财力就会增加一倍，甚至更多。这笔庞大的资金，处在预算外状态，作为私房钱藏在千千万万的小金库里，还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就全部涌入市场。可是，一旦进入到了预算中，就可能立刻变成巨大的政府购买力。如果会计制度的革新让这笔庞大的资金突然涌入市场，对于社会的经济稳定来说将可能是如同海啸一般的不可阻挡的破坏力量。如果真的这样，政府本身就会成为破坏自己制定的宏观经济控制政策的罪魁祸首。
因此，取消预算外资金的革新的前提就是政府必须放弃一味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经济政策。政府的预算必须紧缩再紧缩。执政党必须承担起应有的领导社会的责任，领导全社会对各级政府部门的预算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全社会的最杰出的经济管理人才都要在监督政府财政收支方面做出贡献。全社会的老百姓都要来支持执政党行使对政府的这种领导权，支持专业的管理人员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否则，就可能闯出天大的祸来。如果我们的政府没有能力在革新会计制度的时候紧缩政府的收支，如果我们的执政党还没有为把政府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做好精神准备，会计制度的革新就不会为当前的经济成长带来任何好的影响。这时，我们就只能等待，一直等到执政党领导政府重新确立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一直等到执政党，政府和老百姓都明白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才能去革新。否则，我们就一定会满盘皆输。
4.3 管理工作要有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是对根本利益的认识。
会计工作是管理工作。管理工作，是很细致的工作，是在做小事。可是为了把小事做好，一定要有战略思维。制定工作制度时，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全局观念，有长远打算。要首先能从大处着眼，然后再从小处着手。
政府财政的根本方针就是藏富于民。会计工作的根本制度就是预算管理。这些都体现了社会的根本利益。为了一时的需要，而在这些根本问题上产生动摇，就是在犯战略性的错误。
会计工作一定要强调集中统一的管理。建立预算制度，就是为了集中统一的管理。承认预算外资金，否定严格的预算制度，就是从小处着眼。以小恩小惠来调动积极性，就是不顾大局，没有长远眼光。以破坏国家的根本制度来显示政府部门的权威和领导人的个人权威，其结果只会是法纪松弛，让中央的命令，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这样下去什么权威都会丧失殆尽。
会计工作一定要有严格的责任制度。充分授权，不等于没有严格的责任制度。以不讲清责任，来表现对下级的信任，实际上是在害人，害己，害社会。
会计工作，权利一定要下放。不充分授权，就会是死水一潭。怕下面犯错误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不给下级独立核算的权限，什么事都要上级批准。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刻刻都表现出对下级的不信任，事事处处都在给下级拖后腿。功劳都要归功于自己，错误都要推给下级。这样的制度和风气不转变，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这些都反映了指导思想上的问题。
今天的会计制度已经由来已久。这说明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管理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就缺少战略眼光。好象一说到做经济工作，就非要讲眼前利益，斤斤计较，才算尽到责任。现在都说要反对不正之风。其实这些才是真正的不正之风，是所有不正之风的根源。
上面差之分毫，下面失之千里。不正之风泛滥是因为指导思想出了问题。端正风气，要从端正指导思想开始做起。第一步，就是要有战略思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