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惩治腐败、治理国家的社会政治哲学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人治，一种是法治。这两种哲学在中国古代的代表者分别是孔子和韩非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人治或“仁政”。儒家思想从性善论出发，假定每个统治者都是仁人君子，从而把他当作绅士对待;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他们会像照看他们的孩子们_的利益那样照看人民的利益;主张人民应该对政府官员予以绝对的信任，并给予他们以先限的权力，而不必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因为自己的权利由政府和官员们代表并给予保护。法家思想则相反，它从性恶论出发，主张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以阻止统治者将不正当的企图付诸实施。很明显，前者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后者是近代西方人的观点，也是韩非子的观点。正如韩非子斯云，我们不应该期望人们的行为端正，但是我们应该能够防止他们的行为出轨。两种思想径渭分明:前者崇尚道德，后者崇尚法律。
    韩非子极力否定“父母政府”的观点。他说:“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这已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著者注)，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在他看来，“父母政府”、“父母官”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即使是父母也未必能够成功地管理自己的子女。期望统治者热爱人民像热爱自己的子女一样，是不理智的。他冷静幽默地问道:孔子以自己硕大的仁义聚拢来多少贤人弟子呢?他在千千万万的人民中只聚集了70个贤人，这不是清楚地证明道德的无用吗?期望所有的统治者都像孔子那样以道德行事，期望所有的子民都像孔子的70个门徒那样喜欢道德，这难道不是很不理智吗?他的这些话对那些道德崇尚者无疑是一种淡淡的幽默和轻轻的挖苦。
    韩非子虽然生活在2100多年以前，但他对他的那个国家的腐败现象的描述以及对于腐败原因的分析与今天仍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把当时官府的腐败和人民对腐败现象的淇然归答于法律保护的缺乏和制度的不完善，直截了当地认为政治体制有问题，因而人民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他说人民的所有麻木产生于缺乏“公开的和公平的法律”。在法制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具有公共精神，关心社会和国家事务，他就会有危险。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里之的态度。他说那时官吏的腐败实际上是受到鼓励的，因为没有刑罚。他说:“国地虽削，私家富炙。辜成则以权长垂，事败则以富退处。”如果对贪婪腐败的官吏没有惩罚，那么，要求人们不贪婪，不腐败，这是对人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他还说，正因为缺乏制度，人们升迁要靠他与某党派、某要员的关系，于是他们的精力要放在社会应酬之上，而不可能放在如何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之上。韩非子的这些话虽然是2000多年前说的，但是，今天我们读起来觉得何等深刻!何等亲切!
    韩非子认为，为了使社会得到有效的治理，应该建立一个任何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得违犯的法律制度。他认为，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套科学而完整的法律制度能够取代任何个人的偏好和私人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近乎西方的平等观念，一位真正的法家。与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教义相反，韩非子宣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不能辞，勇者不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林语堂是韩非子法治思想的鼓吹者，他在其成名之作也是代表作《中国人》中辟专门章节批判孔子的“仁政”，提倡韩非子的法治。他说，根据韩非子的观点，政治贤明的开始在于抛弃所有道德上的陈词滥调。他指出，那些道德崇尚者们应该看到我们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一直在重复那些道德上的陈词滥调，却没有能够改善国家的道德状况，以产生一个稍微廉洁、稍微美好的政府。人们发现，这些道德鼓吹者们在鼓吹道德的同时却很少提倡法治，更不会真正实行法治。他们这样做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如果倡导并真正实行法治的话，人民就会说:“那么好，我们将控告你，把你送进监狱。”所以，林语堂十分赞同韩非子的思想:如果我们能早一天停止谈什么道德，早一天讨论如何实行严格的法治，我们就会早一天惩治腐败，早一天得到清明的政治。
    在韩非子的眼中，儒家思想的荒谬是昭然若揭的。然而，几千年来，孔子却一直被称作道德思想家，他的懦弱的道德说教一直被尊崇为治理社会的“政治”理论，甚至在今天还有人鼓吹要把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现代化的伦理墓础，这真是命运同他开了一个奇特的玩笑。如果这种观点能行得通，我们满可以依靠汽车司机自觉的谦恭礼让去调节纽约百老汇大街的交通秩序，而无须红绿灯了。任何有点头脑有点常识的大学生都会看到，单纯依靠所谓道德力量、用孔子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府总是世界历史上最腐
败的政府之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官员们比西方的官员更堕落。一个简单而无情的奉实正如林语堂所说的，如果你把这些官员当作正人君子，正如中国人一直做的那样，结果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会成为真正的君子。然而，如果用监狱相威胁，正如西方人所做的那样，那么，十分之九多的人会成功地使老百姓相信他们是仁人君子。结果你至少得到了一个表面上廉洁的政府。即使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的东西也是值得争取的，这是中国早就应该争取的，这是韩非子两千多年前的忠告，也是林语堂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忠告。
    根据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以及对西方国家管理社会的经验的思考，林语堂针对当时中国官员腐致严重而又缺乏法治的现实曾大声疾呼: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这使我想起了民间传说的“要给贪官准备一百口棺材”的话。如果此言不假，那么，我们将看到法治思想在我国确立的希望。
    笔者之所以撰此短文呼唤韩非子并推崇林语堂，不仅有感于目前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官员腐败现象，而且有感于不绝于耳的道德说教，有感于多如牛毛的(干部道德教育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