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早期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大幅贬值。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大量购买美国的资产，这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的外汇资产最终被美元贬值的浪潮所吞食，全球美元持有者都在承受贬值的损失。日本从1965年起一直保持对美国的顺差，美国利用对话平台要求日本在钢铁、农产品和家电关税方面的让步，美国人成功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美国人利用这一高级对话平台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等等。简单地说，日美战略对话模式就是“施压模式”。而今天，中国持有美国公债的总量已经超越日本，跃居榜首。再用这种“施压模式”对中国还管用吗？

　　贸易和经济领域中的“施压模式”形成于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即如果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出口依赖大于美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美国对中国而言比中国对美国更显得重要，那么话语权较多地落在美方手上。为什么前4次保尔森的SED每次召开，人民币汇率就要大幅度升值来予以回应，这相当于给保尔森和SED某种气氛上的激励和示好。但第五次SED让“保尔森铁律”失灵了？其主因无疑是美国陷入了罕见的金融危机动荡中。中美贸易依赖也开始发生“对称性”转变，尤其是中美两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特别是在机械和运输设备上的贸易互补性大规模增加。最近，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速要远远高于中国对美国出口，形成“非对称依存度”的逐步平衡。（《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真的不能继续盯住美元的政策了。买入美元，发行固定数量的人民币，这种发展模式在美元稳定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美元的信贷扩张已经结束，全球进入了“去杠杆化”的痛苦调整，其核心就是“去美元化”。中国很难继续依靠美元的信贷扩张来支持规模扩张了，发展模式必须改变，这也是中国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唯一选择。

　　一直以来，保守主义在美国盛行，其最大的特点是经济上主张绝对的“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完全不干涉经济事务，经济上自由发展。美国民众的储蓄率低，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因此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来讲，美国在向全世界借钱投资和消费，维持其高质量的生活。这样就形成了美国出现问题，全世界都遭殃。中国如果不想蒙受损失，当然可以全盘抛售这些“垃圾资产”，但这样做一定会遭到美国的强烈抗议，甚至指控你是“非法的”挑衅举动。专家们甚至认为，目前不应低估这场始发于美国、并逐步扩散到全球的危机对美国软实力、欧盟未来发展、战争或冲突可能带来的影响。的确如此，如今的美国，“新麦卡锡主义”正在抬头。与20世纪麦卡锡主义不同的是，这次的“麦氏”主义不仅仅来自政客们的煽动，而是来自公众的自觉，连一向自立于政府之外的、代表社会良知的新闻舆论界都自愿卷了进去，这尤其可怕。“新麦卡锡主义”是美国社会为了整合力量、排除国内各种政治阻力和舆论阻力，逐步进入全面战争状态的必然前奏，也可以说是病态的危机化反应。因为这样做，美国才能顺利地动员起更大的社会力量，维护它的货币霸权。

　　如何化解潜伏在中美之间的战争危机呢？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对称战略”。不管债权人（中国）还是债务人（美国），都需要从对方的利益着手考虑。形成相互制衡的动态对称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继续增加美国国债持有量是处理中国人民财富的正确方式。因为中国已经拥有近两万亿美元外汇存底。这些储备的每年要损失将近2000亿美元。这是中国经济中最大的自我浪费。如果把这笔钱花在老百姓身上，远比以这种方式浪费或者借给无力使用的美国人更为明智。在过去，以农民工为主的廉价劳动力形成的主因就是：我们可以压低粮食价格，这样劳动力的成本就低。但是这样做实际上是压低我国农民的实际收入，也就是说我们在用我国农民的实际收入补贴我们的出口。之造成的后果是我国的自身消费能力被大大削弱。这种错误的经济模式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完全可以说是自我浪费。现在我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补贴农业，按照现在的2万亿外汇储备，拿出4000亿美元也不为多，因为这本来就是中国农民应当得到的。因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应该停止增长，最好是降下来。中国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花掉这部分收入，包括发放先进、消费券和支持农民创业，实现更为稳健、更为均衡的增长。中国的储备现在已经足够多了，继续囤积美国国债对中国财政上真的没有实质意义了。

　　没办法，要怪就怪华尔街那些投资银行家的“血雨腥风”将美国和全世界带入了一片混沌吧。其实人类社会的治与乱、稳定与失衡，同样是社会发展前进的根本原因，没有不断的否定甚至否定之否定，社会就会停滞；没有生产关系的变革，就不可能有生产力和经济的更大发展。人们的生活何尝不也是如此，守旧、一成不变、没有矛盾就不会有生活的多姿多彩，死水一潭是不会有生命的蓬勃与生动的。

　　对称且协调的结构就是来自于和谐与平衡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