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Economy内蕴的演变、定型及汉字译名的多歧 “经济”转义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成为国民生产、分配、消费的总称，又兼有节约、合算之意，始于近代日本人以它充作英语economy的译词。economy一词从希腊文οικουομικοδ演变而来，西元前4世纪，希腊思想家色诺芬著《经济论》（οικουομικοδ），其中希腊文οικου作家庭（家族）解，υομοδ原意为法律或支配，二者组合，意谓“家族管理”。这便是西方文化中“经济”一词的始源。至近代，economy具有经济和经济学两重含义，十九世纪英语国度有人提出，经济学加ics词尾。而作为学科名称的economics（经济学），其前身是法国早期重商主义者蒙特克里田1615年出版的Political Economy一书，可意译为“政治经济学”，谓其所论已超出家庭生活、家族管理范围，而广涉社会治理、国计民生问题，包含政治内容。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穆勒、马尔萨斯等都采用此一词语。如李嘉图1817年发表代表作，书名即《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马克思写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巨著《资本论》，副标题也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由于西语economy有兼容政治的趋向，日本人在寻求其汉字译词时，挑选了“经邦济国”义的“经济”。文久二年（1862）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典》，首次将economist译作“经济家”，将political economy译作“经济学”。稍晚，旅日美国传教士黑本（J.C.Hepburn 1815-1911）庆应三年（1867）编纂的《和英语林集成》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用“经济”对译economy。同一年，日本学者神田孝平（1830-1898）翻译英国义里士著Outlines of Social Economy（1850年刊行），用《经济小学》之名出版，也以“经济”对译economy，并在序文中介绍，西方政科分为七门，其第七门为“经济学”。堀达之助等编纂的《英和对译辞书》将economics译作“经济学”。福泽谕吉1868年在庆应义塾讲授美国弗兰西斯·威兰德的经济学说，课程名称译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来福泽据此撰《经济全书》，给“经济学”下定义。福泽的弟子小幡笃次郎的译著《英氏经济论》更从多侧面界定“经济学”。明治六年（1873）林正明将福赛特夫人（1833-1884）的著作译为《经济学入门》，明治十年（1877）永田健助将同书译作《宝氏经济学》。自此，日本人普遍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脱离了中国古典词原意。日本经济史家山崎益吉说： :众所周知，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经国安民，是《大学》八条目之治国平天下论。……近代以后，经济的真实意义被遗忘，单纯讲追求财物和合理性，而失去了本来面目。1 明确指出，今用“经济”一词已抛弃“经世济民”古典义。 1 山崎益吉：《横井小楠的社会经济思想》序章，（日本）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 中国最早的economy汉译，是京师同文馆1860年代末设经济学课程，定名“富国策”，以英国人福塞特（H·Fawecett 1833-1884）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为教材，1880年该书汉译本名《富国策》，由同文馆印行。英国新教传教士傅兰雅1885年翻译钱伯斯兄弟的Political Economy可直译为《政治经济学》），定名为《佐治刍言》，“佐治”与“经国济世”同义；书中将“经济学”表述为“理财之律学”。1886年，入华英国新教传教士艾约瑟（1823-1905）将英国人杰文斯（W·S·Jevons 1835-1882）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汉译，取名《富国养民策》出版，将经济学译为“富国养民学”。陈炽（？-1899）1896年著《续富国策》。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学者和来华传教士曾用“富国策”、“计学”、“平准学”、“理财学”、“资生学”、“轻重学”、“生计学”翻译economy及economics。清朝学部审定，将其译名定作“富国学”。梁启超1896年开始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和“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目。如他该年在《时务报》刊发的文章说：“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此时梁氏并用“资生学、理财学、经济学”。1899年梁氏撰《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称：“故其之争也，……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将“经济”与“政治”对称，其“经济”已不是经邦济国义了，他对此解释道：“用日本名，今译之为资生”。可见梁氏对日本人将economy译作经济，并不完全认同，而更推崇“资生”。1901年严复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撰《译事例言》，批评日本将economy译作经济，严复另译为“计学”，并说明理由：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经济既嫌太廓，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 严氏还在1902年与梁启超的通信（载《新民丛报》第十二期）中论及“计学”一词的来源：“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陈昌绪也采用“计学”一词，将译作命名《计学平议》。 1902年梁启超编写一本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小册子，书名定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在严译“计学”的基础上，将经济学译为“生计学”。可见严氏、梁氏一直不愿认同“经济学”这一学科译名。 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保留“计学”名目，并对计学下定义：“论生财析分交易用财之学科”，而没有设立“经济学”词目。

（三）由众名纷纭到定格“经济”

清末民初economy的译名，有来自日本的经济学，传教士翻译的富国策，中国人自译的平准学、计学、生计学、轻重学、理财学，众词并用，莫衷一是。这些词语多出自古典，如“理财”典出《周易·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宋以后成为流行语，王安石称当时的患贫，是因为“理财未得其道”（《临川先生文集·上仁宗皇帝书》）；南宋叶适有“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之论（《叶适集·财计上》）。后来economy译名定为“经济”，与汉译日籍（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强劲影响力有关。1903年日本人杉荣三郎（1873-1965）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编写《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教坛上开讲“经济学”，使今义的“经济”和“经济学”得以普及。1903年商务印书馆译印日人持地六三郎的《经济通论》；此后，1905年王璟芳译日人山山夸觉次郎的《经济学》；1906年王绍曾编辑山山夸觉次郎讲述的《经济学讲义》。然而，与其他日源新语迅速在中国传播不一样，“经济”一词直至辛亥革命仍未被中国人广为接受，原因即在于此词的新义与古典义相去甚远，又无法从词形导出该新义。

“经济学”一词在中国取代其他译名，与孙中山的提倡颇有干系。孙氏1912年8月在北京作《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批评》讲演，论及economy的译名时说：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盐渔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之原理，成为有统系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

在其他场合，孙氏也讲过类似的话。此后，经济、经济学成为economy和economics的通用译名，包含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内涵，与古典的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义分道扬镳。然而，经济学与富国策、计学、理财学并用，延续了一段时间，中国第一位留美经济学博士马寅初（1882-1982）1914年所撰博士论文，便不用“经济学”一词，而用“富国策”、“计学”，表现出对“经济学”这一译名的保留态度。大约到193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及经济学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接受并通用。马寅初后来的著作，也命名为《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战时经济论文选》、《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等等。

二、既放弃古典义亦不合西义的“封建” 如果说，对译eonomy的“经济”，从古典义（经世济民）转变为现代义（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虽然生硬、勉强，但在西文系统中，eonomy已推衍出politcal eonomy（政治经济学）一类短语，兼具政治内涵，故与“经济”的古汉语义存在某种相通性，因而以“经济”对译eonomy，尚差强人意。而以古汉语词对译西方术语，在意义传递过程中发生较大偏误的，则首推“封建”一词。

（一）“封建”本义：封土建国 “封建”本是一个内涵明确，并未引起歧义的概念。中国古来即有的“封建”一词，始见于《诗·商颂·殷武》的“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说文》云：“封，爵诸侯之土也。”“建，立朝律也。”指帝王以爵土分封诸侯，分茅列土，授土授民，使之在所领有区域建立邦国，所谓“封国土，建诸侯”。商代已开始分封诸侯，而“周初大封建”（武王第一次大封建，周公第二次大封建）使封建制大规模展开。这种封建制与宗法制及等级制相为表里。《左传》关于封建制有两段名论： 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1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 周公伤夏殷二朝因疏其亲戚而导致灭亡，故广封亲戚，以屏障周室。这“封建亲戚”的原则便是“各有分亲”的宗法制。周初封国数量其说不一，大约在数十到数百之间，但以王族姬姓为主却是肯定的。《荀子·儒效》说，周公摄政间封国七十一，姬姓占五十三，即所谓“亲亲建国”；也分封有功异姓，即所谓“贤贤表德”。《史记》称，周封五等公侯，姬姓者如伯禽（周公子）封鲁，康叔（武王弟）封卫，以肯定“亲亲之义”；异姓者如姜太公封齐，以表扬“勤劳武王”。被封诸侯在封国内有世袭统治权，世袭方式则依宗法制规定。周天子是各封国诸侯的“大宗”，作为“小宗”的被封诸侯对周天子必须服从命令、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力役。战国时列国以食邑分封功臣贵胄，但其在食邑仅有征收田税和工商业赋税的权力，而无世袭统治权。与此同时，秦国等诸侯国开始推行郡国制，以强化君主集权。秦统一后，进一步以郡县制取代贵族分封制，《汉书·地理志》称：“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当然，这里所说“不立尺土之封”也未免绝对，从出土秦代文物上的铭文可以得知，秦代仍有“列侯”、“伦侯”的分封，不过其权力已大为削减。汉初曾广封同姓和异姓王侯（据《汉书》的《王子侯表》、《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载，汉代共封王子侯408人，列侯283人，恩泽侯112人），并给予“掌治其国”的权力。这些王侯很快成为与中央朝廷相抗衡的割据势力，汉王朝在尝到异姓王和同姓王离心以至叛乱的苦果之后，遂削减诸王侯治国之权，“使藩国自析”，到武帝时，“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3，这便是只能效忠于皇帝的“食封贵族”。此后，列朝一面仍对皇亲国戚和功臣宿将封侯赐土，一面明令王侯们“食土而不临民”，即只对封土拥有经济权，而没有政治权。即使如此，列朝仍往往出现尾大不掉的藩王作乱事件，连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达于极端的明朝，也在建文年间发生燕王朱棣策动的“靖难之役”，宣德年间发生汉王朱高煦的叛乱，正德年间发生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因而列朝每有“削藩”之举，并把郡县制、流官制视作强化中央集权的命脉所在。 从“封土建国”一意论之，“封建制度”在秦汉以降即已退居次要，郡县制度则成为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选举、科举制，流官制一起，大大削弱了世袭性、割据性的贵族政治，从而维护了帝国的一统性，并使中华文化在两千年间成为具有真实意义的统一文化。这是诸侯割据、封臣林立的中世纪欧洲、日本，土王如云的印度所不可比拟的。唐人柳宗元（773-819）《封建论》称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大势使然，赞扬秦代开端的郡县制曰：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王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柳氏对于“封建”和“郡县”两种制度的生成机制及其优劣，作了精辟论述，使“封建”词义更为明确，世代沿用不辍。

（二）Feudalism的含义：分封建邦 西方的“封建制度”（Feudalism）与中国古来的“封建”在概念上有切近处。 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制度Feudalism，是罗马时代的社会组织与日耳曼蛮族的军事组织揉合而成的。罗马帝国境内原有许多贵族和大领主，他们世袭占有庄园，驱使奴隶耕种劳作。日耳曼蛮族南迁以前，各部落有“战友团”，首领与部属间以荣誉、忠义相维系。蛮族南迁后，在原属罗马的广袤土地上建国称王，又将土地分封给各战友团首领，并赐公、侯、伯等爵位，谓之“分封”；公、侯、伯等诸侯又将分封所得的采邑分封给属下的武士，并赐予子、男、骑士等爵位，谓之“次分封”。在这种社会体系中，皇帝或国王高踞最上层，中间有各种爵位不等的世袭贵族，最下层的是人数众多的农奴，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封建制度。当然，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中国商周时代的封建制度又有歧异，前者以契约关系为前提，故可称之“契约封建制”；后者与宗法制紧密相联，故可称之“宗法封建制”，而且秦汉以后“封建”变为“郡县”，但宗法制却延袭下来，故秦汉至明清可称“宗法专制社会”，却不宜于称“宗法封建社会”。 严复对中西“封建”义有准确把握，他翻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名《原富》），把feudalism译为“拂特之制”，是音译。以后严氏翻译爱德华·詹克斯的《政治制度》，将feudalism意译为“封建制度”。严复认为，中国自唐虞以迄于周，两千年间皆封建时代，与西方的feudalism十分相似，二者可以类比，故他将feudalism译为“封建”。1920年代末，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主张周代中国为封建社会，春秋之际，封建制度开始分解。陶氏又在1929年新生命书局出版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说，西周曾有过“封邦建国”制度，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而置郡县”。这都是在“封土建国”义上使用“封建”，并与西方的feudalism相对应。同期瞿同祖撰《中国封建社会》，仍在古义与西义的统一上使用“封建”一词。 领主分封是农耕文明的一种普遍现象，除中国殷周实行封建制、西欧中世纪实行封建制以外，日本在12-19世纪也建立了由地方上的世袭军事贵族（武士）分享权力的封建制度，与9-15世纪的西欧封建制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与中国秦汉至明清的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君主制差别显著。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封建主义”（即“封建制度”）的解释是： 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词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封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权利。1 西欧各国及日本的中世纪社会，大都实行这种意义上的封建制度。西欧及日本中世纪文化的若干特点，如王权旁落、主权分割、等级制度、武士传统、骑士精神、人身依附、复仇观念等等，便从这一意义的封建制度派生出来。而中国秦汉至明清的官僚郡县社会，其特点则是王权至上、中央集权、流官制度、考选制度，等等，与世袭封建社会大相径庭。 正因为欧洲中世纪和日本的“中世”与“近世”都是在领主制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分封制社会，而日本人自古代以来即从输入的汉籍（《左传》、《史记》等）中汲纳了“封建”一词，故在明治时期译介西洋历史学论著时，将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形态Feudalism翻译为“封建”。此一译名是恰当的，既切近欧洲中世纪与日本幕藩体制的社会制度实态，又沿袭了汉字词“封建”的原义。日本汉学家安藤彦太郎在《中国语与近代日本》（卞立强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说： “封建”这个词，在中国本来是指存在着诸侯的周代的制度，从秦始皇推翻周朝，废“封建”，置“郡县”，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一直到清末，中国基本上保持了“郡县”的中央集权制。江户时代的儒学家理解它与幕藩体制相似，在日本也使用了“封建”这个词。所以在德川幕府倒台、进入明治以后，这个词就变成了“ feudalism”的译词，应该说是极其自然的。……明治以后，这个“封建”的词又通过留学生等反过来传入中国。由于中国原来就有周代的“封建”这个词，难免要产生一些混乱。 诚然，“封建”这一符合欧洲中世纪和日本中世及近世历史实际的译词，传输中国以后，在特殊的历史氛围里走进了意义误区。

（三）“封建”的意义迷失

自20世纪初叶，一批汉译日本史学论著（包括教科书）传播中国，中国史学界开始将欧洲中世纪称之“封建社会”。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史学也致力于对国史作时代分期，如梁启超粗略地“分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时至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在社会性质大论战中，一些史学家仿效欧洲历史分期模式，将中国的中古（秦汉至明清）称之“封建社会”。如朱镜我、潘东周、王学文、李一氓等“新思潮派”，不赞成陶希圣等的“新生命派”及严灵峰等的“动力派”将“封建”作古典义诠释（封邦建国），而对封建社会作新的解说：封建社会的特点是“封建领主或地主对农民施行一种超经济的压迫，甚至使农民失去身体上的自由”，这里的“封建”已脱离“封土建国”的古典义，也不同于西语的Feudalism的契约分封义，而泛化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参见伯虎《中国经济的性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0页）1940年代以降，史学界以《联共（布）党史》划分的“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为模型，套用于中国历史分期，将中国的中古时期称之“封建社会”，虽在起点上有“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的分歧，但秦汉至明清被划入“封建社会”则几成定论。

近半个世纪来，我国史学界所通用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用所有制和阶级关系作为判定标准，指由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主要份额，以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自然经济是这一制度的特征，农民和地主构成这一制度的基本成员，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是这一制度的主要社会矛盾。这种概括，颇能对秦汉至明清的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阶级关系作总体性把握。然而，问题在于，将这种历史形态称之“封建社会”、“封建制度”，既不符合“封建”的古义，也与“封建”的世界通用义相悖，因而既有碍于阅读古籍、理解古事（如唐人柳宗元的名文《封建论》，其“封建”二字如果以今日中国流行义去理解，该文就无法读通），也给国际学术交流带来不便，在大陆学者同外国及台港澳学者对话或互阅文章时，也常为对“封建”概念全然不同的理解而徒生误会。近半个世纪来，日本史学界开展关于“封建制与近代化进程”的讨论，其“封建”均指“分封”，认为这种中古的分封制为近代化的生成提供了某些先决条件，因为，封建制在本质上重视法律的权利和义务，多少助长了近代法的成长；封建领主专注于土地所有与地租的征收，故商人、制造业者比在专制政治社会有更多的活动范围和保障，等等。这里的“封建社会”是指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的那种领主分封制，而“专制政治社会”则指中国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这显然是将秦汉至明清排除在“封建社会”之外。可见，术语内涵之异1，将导致整个论述的歧途发展。

我国史学界大半个世纪以来，围绕“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但始终未能获得众所公认的结论，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封建”等核心概念尚未厘清，以致各说各话，如主张西周封建论的范文澜就是在古典意义上使用“封建”；而主张战国封建论的郭沫若则是在今天流行意义上使用“封建”。而在没有统一的、精审的术语的情势下展开的学术论战，是无法获得共识性结论的。

一个概念的内涵，古今有沿有革，中外也会各作不同的理解，这都是正常现象，但一个广为使用的概念，总要谋求共识（或接近共识）才便于交流。旧概念赋予新含义，既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新义要以古义为基点，并与国际通义接轨，起码要顾及两者中的一个方面。如果与古义、国际通义两不搭界，这种“新义”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形而上学”的畸变 以古汉语词对译西洋术语，组创新词，发生偏误的又一突出例子是“形而上学”。

（一）含义类似“哲学”的“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上学”本是中国现代翻译家在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tameta ta physica（拉丁文metaphysica，意谓“在物理学之后”）确定汉译书名时创造的一个新词，将其作为哲学的代称。这是一个准确的对译。 该书是亚里士多德研究“第一哲学”的结集，他把物理学称之“第二哲学”。该书之所以名为“在物理学之后”，是因为公元前1世纪，安德罗尼柯编辑亚里士多德这部论“作为有的有”或“有本身”的著作，置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故名“在物理学之后”。中国译者将“在物理学之后”译作《形而上学》，显然受到中华元典《周易》的启示。“形而上学”作为一个整词，是现代翻译者的创造，然其主要词素却来源于《易·系辞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对于《周易》的这段话，朱熹的诠释是：“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阴一阳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谓也。”认为阴阳变化的法则无形，属形上之道；阴阳本身有形，属形下之器。可见，中西古哲把具象世界称作“器”或“物”，有具体形象；把具象世界的运行规律、法则称作“道”，在具体形象、器物之上。因此，“形而上学”约指讨论规律、法则的学问。以《形而上学》名亚里士多德的“在物理学之后”，是确切的，既与中华元典的古义相通，也与亚里士多德论著的本义切近，读者能够顾名思义。此外，还有将“形而上学”指研究感官不可达到的东西，即超经验的哲学，其研究对象是神、灵魂、意志自由等。人格主义代表思想家鲍恩1898年成书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柏格森1903年成书的《形而上学导言》（Introduction à la Metaphysique）,海德格尔1935年成书的《形而上学引论》（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都是在此类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Metaphysics)。 这些“形而上学”译例，与“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中国古典义相通，读者可以从“形而上学”词形推导出这种词义来，故亦为合理的译名。 中国现代翻译家采用“形而上学”一词，直接承袭了近代日本的译业遗产。早在1873年，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在《生性发蕴》中已用“形而上学”表述希腊文“超越身体（或自然）”的学问，他还用“超理学”翻译它。西周在同文中说：“超理学家……研究所谓的形而上之理。”20世纪初，留日学生将日译汉字词“形而上学”传输回中国，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已列“形而上学”条目，释文为“形而上学是就考究形而上之对象（即实在）对于考究形而下之对象（即现象）言。” 民国初年，“形而上学”一直以哲学的同义词使用。如1923年11月13日陈独秀作《科学与人生观序》（刊于《新青年》第三期），在论及社会科学的分类时曾说：“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并在括号内对“哲学”作说明： 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学的哲学。 陈独秀在这里准确地使用了“哲学”、“玄学”、“形而上学”三个近义概念。足见192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们把握了“形而上学”一词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