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和“文明”的区别在于“化”和“明”的不同：“化”是变化，文化永远是一种开放的动态有机系统；“明”是智慧，文明本身就是人类理性认知状态的创造物。各种族非理性的宗教信仰、生存欲望、不同的社会环境迫使该群体形成的生活习俗和心理定势等出现差别，致使各种族内部的共同生活经验愈差愈远，于是形成不同的传统文化。人是文化的动物，宗教是文化的灵魂，而理性则是文明的标志。这些种族以各自的共同生活经验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又以各自的思维方式进行理性创造，出现不同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社会伦理价值观念乃至经济和政治制度，这就形成不同的文明。各民族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是必然的，世界上自古至今还找不出一种传统文化是没受过外来影响的。各民族的内部共同生活经验形成各自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它们相互交流的发展变化过程又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各民族创造的文明实际上是其民族文化随时代发展的产物。各民族的文明活动及其发展变化过程的轨迹形成不同的历史，历史不仅表征着过去，也命定地深刻影响着各民族的未来。
理性思维和制造、使用工具大概是类人猿进化成人最原初的必要条件，以美、欧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将人类原初的工具理性发展到极端，反而忽略了人类的价值理性和社会正义问题。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信仰创造万物又高出万物之上的唯一神――上帝，使人以上帝的意志将地球上的万物作为统治和征服的对象，这种人与宇宙万物二元对立和统治世界、唯我独尊的权威感给人类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造成生存危机。《圣经·创世纪》奠定了西方文化“人类中心论”的特征，它认为人类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出的，并代理上帝统治世界。上帝要求人类“你们要多生子孙，让他们充满大地，制服大地”。《旧约·摩西十诫》更以严格的一神教信仰排斥和消除了人类宗教信仰的多种神灵，上帝成了人类主体主义、价值本位主义乃至侵略性的权力意志主义的偶像，是为战争的双方服务的象征性符号标志。特别是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家发起基督教神学的世俗化过程，不仅使上帝濒临死亡，而且使神灵从一切存在领域被驱逐。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基督教文化对自然界的“脱魅”（disenchantment）或“去神圣化”（desacralization），使传说中的各种精灵都销声匿迹，森罗万象、生机勃勃的自然界由此失去神圣性，变成没有情感的纯粹实在的“运动着的物质”。科学将自然界的各种生命活动都当作物质运动进行数学化、符号化、程式化、实证化的处理；宗教和哲学也在“去神话化”（demythologization）中接受唯物论理性思维的审判，自然界从而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基督教神学世俗化的“脱魅现象”使上帝只关心人的灵魂得救，而忽视了人的肉体和宇宙中的亿万生灵，人代替上帝成了宇宙的主人。这样，以资本为原则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演变为一种以人的权力意志为主体的文化，地球上的生命都成了人类的“奴婢”，而整个地球也沦为人类创造经济增长神话的原料库和制造厂。人类对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崇拜使之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拜物教，人类本身在追求利益至上和资本的扩张中也被迫机器化和工具化，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终于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人和自然的疏离导致地球的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与之相伴而来的人和人之间的疏离则导致社会的精神危机和心灵变态。在整个社会日益市场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商品化的世界里，被异化了的人类也越加孤独和寂寞，从而造成“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上的风行，这就难怪萨特（Jean-Paul Sartra）惊呼“他人是地狱”，霍布斯（Thomas Hobbe）甚至断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人是凶恶的动物，人对人像狼一样”[[i][xvi]]。人们不难看出，被资本无止境地推动着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本质上就是一种最富有侵略性的“狼的文明”。
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延续数千年的儒家文明和美、欧资本极权主义的“狼的文明”在历史、传统上截然不同，而是一种君主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的“羊的文明”。儒家的“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几千年来造就了一种极为驯服和温良的国民性格，他们终年牛羊一般为供养官僚阶级而辛勤劳作，俯首听从官方舆论的教化不敢有异议，并时刻准备为“忠君”、“爱国”像羊一样去慷慨赴死。儒家文化自周公旦奠基开宗之时便是一种教化臣民维护君权的社会伦理型文化，周代将域内各州的州长称作“州牧”，即视管理百姓如驯牧牛羊的“牧民”之官。《礼记·曲礼下》云：“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逸周书·职方》云“王设其牧”，凡世守其国邑者，通谓之“牧”。人们不难看出，家长制官僚政治体制下的各级官吏不过是君主的“牧羊犬”而已。在这种官僚政治体制下，尽管历代开明君主不乏“为民”、“爱民”的承诺，但那充其量仅是孔、孟“王道”和“民本”思想而与现代“民主”观念判然有别；虽然在政权交替上也可由“世袭”被迫依尧舜古制“禅让”给新君主，但即使选定接班人的禅让制也和现代“宪政”体制根本不同。儒家“羊的文明”造就的是君权专制的“臣民社会”，而不是母系氏族公社人类最初的“公民社会”。鲁迅先生有言：“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南腔北调集·谚语》)保护君主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政治的稳定历来是儒家“羊的文明”的重中之重，儒学及农、医、天、算等科学的发展皆是为了君权统治的大农业国的稳定，就连国人引以自豪的陶瓷、雕塑、茶、酒、丝织、绘画等也大多是供帝王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家长制官僚政治体制最高统治者的眼光永远是向内的，政权稳定压倒一切，只要外来的狼文明不威胁他们的政权，羊文明就绝无向海外扩张殖民地和掠夺资源的侵略意识。中国版图的扩大皆是野蛮民族的狼文明不断被同化的结果，在封建王朝强盛时期的君主甚至把没受羊文明教化的边远地区和海岛视为“化外”主动放弃主权，连郑和七下西洋也不是为寻找殖民地而是短时期向外宣扬皇威，闭关锁国是羊文明自我保护的一贯政治理念。马克斯·韦伯在考察了大量文献资料后发现中国是一个“和平化的世界帝国”，孔子的儒教是“和平主义的、以国内福利为政治取向的”，“入世的、纯粹敬畏鬼神的”，没有“海外殖民地关系”的，“秩序的理性主义”。他说：“静态的经济生活的压力，使得中国的战神从来无法得到像奥林匹斯诸神那么崇高的地位。中国的皇帝亲行耕作的仪式，他早就是农民的守护神，也就是说他早就不再是一位武士的君主了。纯粹的大地神话信仰从来就不具有支配性的意义。随着文官当政，意识形态自然地转向和平主义。”[[ii][xvii]]这一语道尽了儒学文化是“羊的文明”的本质。
中国的道学文化和儒学文化不同，虽然它也是激烈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文化，但它决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一种以弱胜强消弭战祸的世界主义文化。孔子见老子归而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列传》)老子是孔子心目中的“龙”，显然老子的道学文化，正是“龙的文化”。中国先民在母系氏族公社期间创造出龙的图腾，是中华民族原始宗教智慧的结晶。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这充分反映了道学文化的特征。龙文化能偕时变化，包容异方，既能变为狼文明或羊文明，又能化为大陆文明或海洋文明，且能集中东西文化的优点于一身，体现了人类各民族的最高智慧。母系氏族共产制的原始公社是人类最初的“公民社会”，由此奠基的道家龙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普世的文化。老子是中国的哲学之父，也是世界的哲学之父；老子是轴心时代中国的自由神，也轴心时代世界的自由神；他的“安、平、太”的社会理想实际上是原初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有趣的是，西方一些有敏锐洞察力的哲学大师，也早已预见到中国文明纠正西方文明弊端的作用。早在20世纪20年代，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华讲演时说：“我们文化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产业主义。这种制度在早年的时代，虽然带进许多物质上科学上的进步，然而只能引到破坏的战争的路上去。”“中国实含有这类的性质：有艺术的意思，有享受文明的度量。缺乏这类的性质，暇豫就要变了无意味，中国将来引世界于进步的阶级，供给没有休息将发狂痫以亡的西方人民以一种内部的宁静，全赖在这点特性上。不特中国，即是世界的再兴，也要依靠你们的成功。”[[iii][xviii]]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晚年也意识到，在原子能时代要把地球上的国家统一起来，传统的武力征服已很难做到。要避免人类集体自杀，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他在1975年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将来在文化上“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iv][xix]]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在百岁高龄时也有类似看法。能够实现西方哲学家这种期许的，只能是道家“龙的文化”。
在第二轴心时代到来的时候，中国开一代学风的伟大思想家魏源、严复、胡适，特别是孙中山，把目光投向了老子的道学文化。1850年1月3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写给《新莱茵报》的《国际述评(一)》中，预见到古老的中国正处在社会政治变革的前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v][xx]]真正实现了马克思这一政治预见将“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写在城门上的人，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继承了中国道学文化的思想精髓，将“德先生”和“赛先生”引进中国，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既纠正了西方政治的弊端，又切合中国的国情。从此，历代帝王奉行的“民本”思想被超越到“民主”政治的水平，《建国大纲》也否定了父权家长制官僚政治而展现出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现代宪政体制的蓝图。在近代史上，孙中山先生代表着中华民族迈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潮流。可惜那个时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家终究难以摆脱数千年来儒家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徘徊在《建国大纲》的“训政”阶段。直到1958年元月，当代新儒家学派的先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曾检讨中国以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虽有天人合德的心性之学可以使中国人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但却在君权专制传宗接代的官僚政治积弊下没有自觉成为“政治的主体”；虽有民主思想的种子，但没能建立现代民主宪政体制。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利用厚生”的实用科技思想，但缺少西方文化“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在自然知识领域没能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他们认为欲改变中国政治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必须在儒家心性之学的“内圣”中开出自由、民主、科学的“新外王”，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宪政体制，这就成了新儒学文化半个世纪以来难以挣脱的怪圈。显然，新儒学文化的价值观并非无有现代性，但它必须以割除儒家家长制官僚政治的毒瘤，建立起现代民主宪政体制为前提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只能将儒家官僚政治贪污腐败的缺陷和西方文化高消费、破坏生态的缺陷勾连在一起，形成儒家封建型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腐朽状态。在一个价值观支离破碎，缺乏长远的精神寄托的社会里，缺少革命性的新儒学文化是无法提供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动力的。
需要指出，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实际上是不受民族和国界限制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本来就是属于全人类的。现代高科技的成果虽然大多兴起于西方，但这并非意味着高科技成果的应用必须服膺西方人的文化价值观，相反，现代科学的发展却正需要向东方文化汲取营养。西方文化中这些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都可以从中国古老的道学文化中寻找到源头，只不过在以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父权家长制官僚政治的重压下，没能发扬光大。我们要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只要将道学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就很容易将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科学精神嫁接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砧木上。
道学文化源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以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因其自然崇拜，故能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从而保持天人互动的生态平衡。因其生殖崇拜，故能生生不已、化化长存、新新不停、穷通变久，以生命哲学为特色。因其女性崇拜，故能守中致和，知进知退，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是一种以“反”为动以“弱”为用的哲学；是一种行欲圆而志欲方，外温润而内坚刚的“南方之强”的文化。因其祖先崇拜，故能天人合德，攸久无疆，“子孙以祭祀不绝。”（《道德经》54章）道学不仅是取象于《易经》中老阴的“坤”卦，而是以“乾坤”为体，故既能自强不息又能厚德载物。道学不仅是取象天一生水、内阳外阴的“坎”卦，而是以“坎离”为用，故能水火既济、周流六虚。道学之道，以无为本，以因为用，以反为奇，以化为术，无成势，无常形，立俗施事，开物成务，拨乱反正，救亡图存。道学是真正强者的哲学，而不是弱者的哲学。道学是积极的学说，而不是消极的学说。道学是关怀社会人生的哲学，而不是脱离人类实践的玄谈。道学不是隐士哲学，不是庸人哲学，不是无所作为的哲学，不是与世无争的哲学。道学是以弱胜强的智慧之学，是共存双赢的济世之学。道学文化是拯救世界的文化，是改变地球船航向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文化，是海纳百川的文化，是弃旧创新的文化，是开拓前进的文化，是积极进取的文化，是无往而不胜的文化，是走向未来大同世界的文化。道家之学，贵与时偕新。中国当代新道家，就是为创新、弘扬道学文化而忘我奋斗的—批志士仁人。我们不把当代新道家限定为学术界搞理论研究的学派，更不把新道家和新儒家对立起来。当代新道家万分尊重新儒家学者为重构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并将新道学文化看作是对新儒学文化的继承和深化。
《庄子·天下》云：“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一就是道，就是在母系氏族原始公社时期人类文明的起始点开创出来的“内圣外王”之道。人类各民族的文明，皆从同一个“内圣外王”之道的原点出发，西方文明忽略内圣之学而专注外王，东方文明专修内圣而外王之学不足，愈差愈远，遂有今日之文明冲突。是故《庄子·天下》又云：“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遇焉以自为力。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由道的原始宗教文化分化为诸子百家文化的运动规律，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如此，全世界各文明古国也莫不如此。四方同源，万世一脉，古圣今圣，西哲东哲，其揆一也。古者百家往而不返，今者天下分久必合，这也是当今世界文化运动的基本规律。
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必然催生全球各种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拼接、相互整合，并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在革命性的跃进之路上寻求统一的秩序。在这个拥挤的星球上，全人类仅有一种未来，因而统一有序的全球性普世文化的出现就有历史的必然性。新道学文化的创造，就是将《庄子·天下》篇所述“百家往而不返”、“为天下裂”的道术再聚合为一，撷取和融会全世界各异质文化的精髓，回归人类起始点的大道。世界新文化的复兴在于新道学文化的创建，而只有新道学文化才能在不损害各民族异质文化多元并存的原则下找到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交汇点，成为21世纪人类普世的与时偕新的生态文明。新道学文化的自然生态智慧恰恰是人类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可通约部分，全世界人民只有同归于道才能通行万世。新道学文化是人类在21世纪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这既是时势之必须，也必将是历史的结论。
[[i][xvi]] 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4－98页。
[[ii][xvii]]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iii][xviii]]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罗素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301页。
[[iv][xix]] [英]A.J.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9页。
[[v][xx]]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