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汪洋谈不救广东中小企业的倒闭和温家宝谈广东中小企业的重视关心两事被传得沸沸扬扬,可是听来思去还是觉得这里面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滤清,因为很多假经济学人和御用文人就此甚至大做起了政治文章,说什么汪洋和中央政府关于广东中小企业倒闭一事观点各一,未来广东乃至全国的民营企业前途大势更加扑朔迷离、云山雾罩,云云。
其实只要是去过广东的人,只要是到过东莞任意一个乡镇随意走过的人,特别是有“中国牛仔之城”之称的新塘镇,无不对那里不是污水横流,就是废料垃圾遍地、臭气熏天的中小作坊式工厂感到触目惊心。所以,稍微有一点环保意识的人,都不会对今日广东的中小企业倒闭发出任何的叹息和遗憾。
众所周知,在全球可持续化发展理念成为未来发展主导思想以来,各地的“三高一低”企业事实上早已经成为了过街老鼠。可是,从十六大召开以来这五年多的时间,尽管党中央也曾经三令五申地要求各地企业要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调整,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事实依然是天上下雨地上流,你刮春风我我不牵牛的上下割裂态势。直至非要等到2008这个中国产业直至死地还不能恍然大悟的可悲境地。
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有着悠悠5000多年的文明古国,总是在内急时才想起建厕所,甚至是亡羊还不愿意补牢呢?为什么社会上有那么多人,会对温家宝政府的几句“关心问候”广东中小企业倒闭一事还在持感恩戴德之心,却非要对一个讲了真话的汪洋书记进行口诛笔伐呢?我看这个问题的深刻根源在于:一是中国人病得不轻,二是中央政府罪责不轻导致的。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历来自称为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曾经以多少在古代和华夏文明同步的异族灿烂,而今再也找不找尸骨遗迹的事实而暗自窃喜和洋洋自得。为什么从来就不愿意对自身存在的垃圾思维,去想过要矫枉过正和痛定思痛呢?为什么中国人历来就喜欢把政治凌驾于科技和文化之上呢?为什么中国想当官的人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人历来就喜欢敬畏皇权至上,就没人愿意踏实务实地作好一个普通公民应该做的事呢?
其实,这些深层次问题的根源,并不是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里就没有一个人知道,而是压根就像今天很多人在评论“80后”青年的时代特征----------“坚决拒绝不知道”的民族悲剧文化一样,因为这个历史根源就是来自始终残害中华民族进取意识,阻碍华夏文明进步,始终阴魂不散的恶鬼幽灵--------儒家文化。
众所周知,“千里做官,为的吃穿”,“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天下熙熙 皆为利趋,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趋利避害”,“今功近利”,“哗众取宠”,“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些所谓的“民族精粹”我看它是既不会来自于墨家主张和法家思想,更不会来自西方任何一个异域民族和国家,他只能来自我们谁当官谁喜欢,能够帮他们维护自身统治需要的“儒家文化”。因为,正是儒家牢固树立起了皇权至上文化,才麻痹了民众的抗争意志和维权意识;正是儒家曲了进取功劳而美化平庸,所以才退化了民众的创新本能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我想是没人可以否认的吧?
也许这里会有人说,这和广东中小企业倒闭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只要我们简单地揭示开来,我们就会发现正是儒家这种不求上进自新,不求过程只要利益目的的反动文化,才导致今时今日广东中小企业的如此厄运。
首先,按国际产业科学的说法就是,做企业是既不能够以赌博的心态,更不能以直接逐利的目的来创办企业的。因为这样,就违背了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个大前提,而社会之所以允许你创办企业,目的是希望企业通过文化引领与科技进步,能使社会民众过上幸福生活才允许你开办企业的,而不是你想办就可以办的。同时,也正是企业这样务实尽责获得社会认可后才有收益和存在的,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的核心原则就是权利和义务相对等,他是个等价交换式经济,而不是儒家主张的巧取豪夺式经济和孤注一掷的侥幸冒险式经济。君不见中国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是全球第一高么?连一江之隔的华人富豪李嘉城都对大陆企业的负债和冒险惊愕不已。
因此,既冒险又想贪利的空虚式企业又如何能经得起风雨的搏击呢?倒闭是在所难免的,不倒闭则是要继续危害自然与社会的,用这种割大腿来果腹式的发展,不死亡难道是正常的吗?而汪洋不就说了一句真话,就至于惹得这么多儒家阪依子弟的口诛笔伐,这难道也是正确的吗?
其次,中国的政府和企业深受儒家不彻底文化和逐利思想的影响,把一切过程都最大化的简化,在“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团结一致向钱看的小平式发展思维主导下,已经把中国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推向了一个无以复加的新修正主义阶段,到了非得用“中国式休克疗法”才能重启中国经济运营新时代的今天。
比如,中国政府永远不会超越社会实践,去走在历史的前瞻来统筹民族发展,而永远喜欢出了问题时再说,永远不会主动去连贯思考和钻研社会发展与民族进步可能遇到的连贯问题,更不可能身体力行地去解决因社会发展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的其他连动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老祖宗从来只说过“水到渠成”,而没有说过“渠到水成”。所以,农民工欠薪,孙志纲事件和黑砖窑等民生问题;凤凰桥坍塌,上海轨道四号线和杭州萧山地铁坍塌,奶粉投毒等人身安全问题;松花江问题,贵州乱开采金矿等环境发展问题;瓮安问题,杨佳事件等政治问题。而这些只有多到累死黄牛也背书不完的地步,政府才开始用自己擅长的“专项治理”和“专项斗争”式手法,去解决一切在他们看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问题,因为政府不习惯于先考虑问题,他们不习惯于建立科学预警机制,而习惯于思考发展中可能带来的好处。所以,广东中小企业今天的倒闭表面上看起来很突然,实则很必然。因为,假如是中央政府自批准企业诞生时,就开始相应地建立起官产学研一体化培训辅导机制,适时地帮助企业提升转型的话,试问会有如此的措手不及和一塌糊涂吗?会有今天的经济政策一天三改和总理书记二元极端论和茫然无挫的狼狈与可笑吗?
所以,当我们看清楚正是因为儒家残渣余孽流毒的存在,才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问题以及政府出台这些滞后的“实质性举措”之可悲可笑时,我们才会心境平和地看明白,政府为什么不愿意去组织全民族来根除毒害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儒家毒瘤。因为消除儒家文化,就是平等官民权利,而这却是割政府大腿肉的事,试问他们愿意吗?因为汪洋刚刚说了一句话还没有开始做事时,而官家的跟屁虫就已经起来哗哗叫嚣了,你说这到底叫我们是去支持汪洋呢?还是要感谢党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