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数千年的智慧积淀中有中，有至今人们认识不到的非凡智慧，比如说伏羲文化就是其中最光彩夺目的智慧之一。大多数学者认为，“易经”是中国的文化之源、哲学之源、美学之源。但“易经”为什么成为中国的文化之源、哲学之源、美学之源的？大多数学者却走上了文字易的泥淖。
其实，文字易只是不同时代对“易经”的研究成果，并非是“易经”的本身。但“易经”本身是什么呢？“易经”本身就是由数字、卦画组织起来的、发散式多元并列系统闭环程序逻辑。除此之外，空无一物，但也就是这个无物之物，把人类带进了智慧的无限空间。但是，文字易是智慧的有限空间，也就是说，所有的文字易，都是人类在“易经”的无限空间中寻找到的智慧之光。
从规律上说，“易经”有以下特点：
一、发散式多元并列系统闭环程序逻辑
发散式多元并列系统闭环程序逻辑，可以说是“易经”的主体，没有发散式多元并列系统闭环程序逻辑就没有“易经”了。但构成整个系统的则是阴阳爻和代表不同阴阳爻的数字。数字中，由一至八构成了“易经”的卦序序列，由零和一构成了爻序序列，也就是说，它是由两组不同的数字构成的。邵子在“皇极经世”一书中说，一生于零，归于零，首次解读出数字哲学的深刻含意。朱子说，天地未生之前有一理，心生万物。有人认为，这是朱子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具体体现，实质上，这是朱子对“易经”的正确解读，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朱子所谓的“心生万物”，并非是指心是万物生成的本源，而是指万物生成之理。“理”是什么呢？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或理解，但在我看来，朱子所说的“理”就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由此可知，邵、朱时代，把“易经”研究推到了中国的峰巅。
但是，邵、朱之后，“易经”研究一路下滑，坠入到对“易经”茫无所知的状态。
二、独立但又动态变动、相互制约、动态自我纠错，生生不息
阴爻是独立的，但它受阳爻的制约，阳爻是独立的，但它同样受阴爻的制约。从三爻卦的角度说，八卦中的任何一卦都是独立的，但它又受其它卦的制约。由此可知，独立是物质或自然世界，包括人类世界的基础，制约是独立的必然，也就是说，没有制约，物质或自然世界、人类世界就失去了秩序。或者说，形式（独立）既价值秩序。
由于形式（独立）既价值秩序，系统闭环的程序逻辑不仅具有生生不息的意义，还具有动态自我纠错的功能。比如说，在卦变中（生生不息），不论从爻变起还是全卦变起，最终都能还原到原来的卦。由此可知，系统闭环的程序逻辑是动态纠错的必然功能。
三、程序逻辑朝正反两个方向同时演变
程序逻辑朝正反两个方向同时演变，这是程序逻辑的铁律。由此我们设想，世界上有多少正物质，在人类的智慧之外（一般情况下，人类智慧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就有多少负物质。如果人类的思维逻辑，能够同时朝程序逻辑相反的方向同时思维，这个人就会成为智慧超人。但是，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思维方向都是单一方向。正因为如此，这才形成了人类智慧的盲区。
四、系统是可以无限扩展的，没有最大也没有最小，只有更大或更小
系统在程序逻辑的作用下，既可以向正方向推进，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朝反方向发展。这一现象同时告诉我们，系统是可以无限扩展的，没有最大也没有最小，只有更大或更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个“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东西，对于物质来说，就是物质的本源，对于社会来说，就是维持社会动态变化的社会道德和社会的价值标准。
但是，社会是由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构成的总和。但由于区域或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道德和社会价值标准也是不同的。不同的价值标准，在国际交往或社会交往中，就不可避免的会因价值方向的矛盾，导致冲突。为避免因价值观矛盾产生冲突，一般情况下，一是形成国际和社会的价值秩序，二是要形成国际或社会的价值目标共识，三是形成国际和社会的价值规则。形成价值秩序和价值目标共识的关键点在于，第一是平等，第二是利益均衡，也就是说，平等的规则是利益均衡的先决条件，或者说，没有平等的规则就没有利益的均衡。同样，国际或社会利益均衡是形成国际或社会价值秩序和取得价值目标共识的先决条件。当价值秩序和价值规则无法解决利益矛盾时，价值观冲突也就形成了。由此可知，国际或社会阶层的利益差距是造成价值观念冲突的内在动因。
解决价值观念冲突的途径有：一，论理。二，规则裁决。三，暴力。如果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则在前两个----论理和规则裁决----的基础上，解决不了，武装冲突就成了必然。当然，如果一个弱国在强国面前永远甘愿称臣的话，也不会发生武装冲突，但弱国永远也成不了强国，所有强国都是首先从精神上自强、并通过不断的同强国打拼才能打造出来的。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前三十年就是这样打造出强国的，中国的后三十年也证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失落，使中国再一次沦落为扶不起来的阿斗。
五、自由存在的基础条件是制约
自由是个好东西，但自由也同时是个坏东西，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因为，没有制约的自由是对自由最大的破坏，甚至最终会毁灭自由。因此，自由的价值在于其内在的相对性，也就是自律、自洽和制约的完美结合。从这个角度说，没有制约的自由是宇宙和人类的灾难。在中国，有的自由主义者推崇绝对自由，这一方面说明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本质的无知，另一方面也说明，如果他们认识到自由的本质规律，但还宣传绝对自由的话，那就是别有用心或自由霸权摧毁整个社会价值秩序、道德秩序和制度秩序，最终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说起制度秩序，我不由想起法学专家中流行的一句话：“法律不讲道德。” 试问，“法律不讲道德”要法律何用？因为，法律说到底是对价值秩序、道德秩序和制度秩序最后的守卫者，或者说，制度秩序是价值逻辑、道德逻辑的程序化、规范化。如果制度秩序不具备或已经丧失了价值逻辑、道德逻辑的程序化、规范化对价值秩序、道德秩序和制度秩序最后的守卫功能，这就说明所有的制度体系都是失败的。由此可知，中国所谓的法学精英，是一群无知但又堕落到毫无道德观念、制度观念、国家和人民利益观念的动物群体。中国出现郭京毅、邓湛用制度卖国之类精英就毫不奇怪了。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个卖国的制度体系，怎么就必须坚持不动摇了呢？
大家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在维护国家利益上，一道是制度的防火墙，另一道是军队的防火墙。和平年代，国际交往增多，最大也是最多使用的就是制度这道防火墙，但是，郭京毅类的精英们却制度拆除这道防火墙，如果没有发现之前“坚定不移”我们尚且理解，但在主权经济大面积丧失，并明确知道丧失主权经济的原因后，还在“坚定不移”就有问题了。
六、系统意志是个体意志的总和
先天六十四卦告诉我们，系统意志是个体意志的总和。因为，独立的个体意志，只有和系统形成统一的意志后，个体意志才能通过系统意志呈现出来。
由此可知，国家意志体现的是民众的共同意志。如果相反，也就是说国家意志体现的不是民众意志，国家意志也就不具有强大的意志力量。在西方的民主学研究中，人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出同样的结论，但在数千年前的伏羲那里，轻松的用图示的方式，就表达得既清晰明朗，又给人留下了不尽的思考空间。仅从这一点上，就足以证明中华民族的智慧高于其它民族。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痛心的指出，中华民族的智慧正在遭受国人的蹂躏。
整个世界是由不同的国家系统构成。国家是由不同的地区构成。一个国家内部，或者说是一个地区内部，又由不同的阶层构成了整个社会系统。在人类历史上，或许经历了无数次自然或人为的灾难后，使人类认识到个体在自然或系统整体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脆弱。也正是对个体在自然或系统整体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脆弱认识的基础上，人类的理性出现了。由此可知，人类的理性是建立在灾难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是灾难教育了人类，人类才产生理性的。由理性对自然灾难的认识，产生了人们共同抗拒自然灾难的共识和方法，由理性对社会灾难的认识，产生了抗拒社会灾难的共识和方法。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灾难，就没有人类的理性和共识，也没有应对灾难的方法。
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人类又认识需要一种东西维系这种共识，不然，灾难一过，社会就又陷入四分五裂的无序状态。或许，这就是社会产生价值秩序、道德秩序和制度秩序的关键。但是，当人们认识到一个区域光有价值秩序、道德秩序和制度秩序形成的共同意志还是不够的时候，或许就催生了国家政权。
七、共同信仰是系统意志基础
系统意志是怎么形成的呢？在西方人看来，上帝是他们的共同信仰，是形成共同意志的基础。但在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看来，共同的价值目标是形成共同意志的关键。也就是说，共同的价值目标就是人们共同的信仰，而这个共同的信仰就形成了共同意志的基础。
当价值目标上升到精神层次的时候，中国就具备了强大的精神基础，但当价值目标由精神层次下降到利益层次的时候，社会的大分裂也就从此开始了。因为，西方人心中的神的圣洁的上帝，中国人心中的神是道德的圣洁。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只有一个神----上帝-----而中国的神多的原因。由此可知，价值目标的神性，是由纯洁的道德构成的信仰主体。也就是说，当道德纯洁无暇时，价值目标就上升到社会共同的精神层次。这就是古人为什么一再强调为政者要修德自重的原因。还因为，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为政者的道德堕落，就意味着社会价值目标的破裂。因为，社会对价值目标的信仰是建立在道德圣洁的基础上的。
在中国的古文化中，一个是强调人要效法宇宙自强不息的精神，另一个是强调个人的道德精神，如天地无私而有为，再一个就是一心一意为民众办事，不为自己办事，这样就形成了人们信仰的基础：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因为，人们深信，只有具有这种价值观念的人，才会为自己办事。从这个角度再看毛泽东思想，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其中也有更多的否定、吸收，不仅是对中国文化，也对世界文化广泛的吸收，这才形成他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
他最伟大的思想文化建树，是他全部否定了中国和世界全部历史上的官僚利益，反过来，从人民利益的角度看取问题、思考问题。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最核心也是最纯洁最具世界道德制高点的是，只有保障人民群众的各种权利，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他鼓励民众造反，并给与民众造反权。这种思想，不仅中国没有，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马克思也没有。他的这种思想，在人民群众心里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神性。有人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这只能说明他不懂中国人，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懂，因为，一个人是不是神，不是他个人能左右的，而是人民群众在心里建构的。也有人说，当时是人民群众的无知、狂热形成的崇拜潮，这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因为，任何时候，不光是中国人，世界各国人民都一样，包括胡说八道者本人，也只是崇信捍卫自己权利和利益的人，不会崇信损害自己利益的人。胡说八道者只所以胡说八道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违背他的个人利益。
由此可知，对毛泽东思想的肯定或否定，是由维护多数人利益还是维护少数人利益的立场决定的。但是，这个选择，是坚持毛泽东思想还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政体中的指导地位的选择，也是党变没变质的标志。
当然，这也是中国何去何从的分水岭。
八、系统意志或者叫国家意志的最终体现是最高权力
国家意志的最终体现是最高权力。但最高权力能否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并捍卫大多数人的利益，是能否建构价值目标信仰的关键。
但是，代表并捍卫大多数的利益，仅仅有心是不行的，还需要程序规范，因为，程序的规范是维护权力意志，达到同步互动的有效途径。规制权力的核心问责，因为没有问责就没有执行力。由于权力与权力之间，不论是同一层级还是不同层级，其本质就是一个利益相关体。在利益相关体内部，要形成问责机制是难上加难，既便有问责机制，也会避重就轻。这是由利益相关体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人民群众的问责权，必须大于政府内部的问责权，否则，人民群众的问责权只会有名无实。
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赋予人民群众问责的最高权利：造反夺权。也就是说，当人民群众行使问责权无效时，人民群众就可以行使问责的最高权利：造反夺权。当然，人民群众如果失去任何问责权时，最后的问责渠道就是暴力问责。
有人说毛泽东把中国搞乱了、搞糟了，其实，这样说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客观规律，你只要搞压迫，你不叫他反抗或压制他反抗，暂时可以，时间长了不行，不仅不行，还会遭到更猛烈的反抗。再比如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也是客观规律，因为，人民群众问责不起作用，你不让他造反问责，而是压制他造反问责，其结果只能是暴力问责，如果暴力问责再不起作用，就只有暴力革命了。远的不说，进入2008年以来的瓮安、孟连事件，还有杨佳案，都是民众问责失效后造成的恶果。民众问责是宗旨管理的最佳途径，因为，宗旨与人民大众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人民群众清楚，捍卫党的宗旨就是捍卫自己的前途命运。为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我写了许多有关社会发展客观机制的文章，遭到无缘无故的封杀，这种现象告诉我，中国已经失去认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能力，失去了根据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管理社会的能力。以后的岁月，不想可知。
九、战略的意义在于寻找系统的杠杆点
国家安全需要战略，经济安全也需要战略。但战略的要义在于寻找系统的杠杆点。系统的杠杆点也叫战略制胜点。一个国家扼住了战略制胜点就扼住了整个系统。比如说，中国软实力的战略制胜点在哪里？一是人民民主的民主权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向往的权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向往的权利，但除了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出现过，至今在世界上还没有真正出现。二是无私的扶弱助强、坚持正义的外交政策。但现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前一个软实力的战略制胜点，后一个也由强变弱。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主流精英几乎拼命为美国效力，拼尽全力解构国家的民主价值体系，解构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就有点危险了。更为危险的是有人支持他们的解构工作。在写本文的时候，看到有人批评我对“摸论”肯定，说：“作者实在是圆滑得很，风吹墙头草，脚踩两只船。”但是，我肯定的“摸论”是“实事求是，灵活应对、动态纠错”，不属于“实事求是，灵活应对、动态纠错”的“摸论”，那是改革教的“摸论”，与本人无关，因为，我说的“摸论”是“实事求是，灵活应对、动态纠错”，改革教的“摸论”试着卖国。我赞成 张文木 先生“摸论”的观点：““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医的号脉是一个道理，一周号一次、一月号一次，有左防左，有右防右，有阴调阴，有阳调阳，进哪个村唱哪首歌，这是“实事求是”与“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实事”变了，其中的“是”就得变。” 从张 先生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实事”变了，其中的“是”就得变””，比如，郭京毅、邓湛等用制度卖国，如果不变那些卖国制度就是继续卖国了，不仅如此，更是对邓小平改革事业的背叛，对国家的背叛，对人民的背叛，更不要说对毛泽东的背叛了。
十、经济发展机制和动态制衡点
中国有本叫“玄空风水”的书，知道的不少，但通晓其奧义的不多。因为，你既可以把它当一本有关风水问题的书读，也可以把它视为动态管理的书读，当然也可以把它视为经济机制原理。扯远了，不提。但是，什么是经济发展机制和动态制衡点呢？
在我国的精英和官员们眼里，经济发展的机制一个是外向型―――出口，另一个是投资，但是，投资和出口，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而且，过度出口或过度投资，都是埋葬中国经济的最大陷阱。因为，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机制就是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既是个经济问题，但同时也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市场。市场是什么？在中国经济学精英和官员眼里，市场就是买卖东西的场所，但那不是市场，它只是一个货币交易的平台，真正的市场主体是人。人的多少，决定了市场潜力的大小，但人也只是市场的外在形式，因为，人的收入多少决定了人的消费能力。假如，人很多，但只有几个人有消费能力，其他人没有消费能力，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吗？根本不可能的事。由此可知，经济发展的机制动力和制衡点有如下几个：
一是消费能力（动力之一）。消费能力的制衡点在于均衡收入，这是一个制衡点。第二个制衡点在于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基本平衡。第三个制衡点在于消费需求与生产能力严重失衡，需要进口，但不宜过度进口，导致企业创新能力的萎缩。第四个制衡点是生产大于需求（前提是具有消费能力），这就需出口了。
二是创新能力（动力之二）。创新能力不是知识的累加，而是对原有科技的否定能力。既需要激励机制，但更需要国家意志的强力推动。中国的前三十年主要是国家意志加精神激励，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热情和创造精神，创造出令世界振惊的科技成果。后三十年一任经济自由解构国家意志，虽然国家拿出了不少激励资金，但创新成果还是不多，或者说少得可怜。
中国把这两个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点几乎全消灭了，以后怎么样，可想而知。如果中国不抓住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动力点，而是继续走投资加出口的路子，只会继续掀起灾难性的造富运动，不会有经济的真正发展。对此，为政者到了有个清醒认识的时候了。
结束语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既有糟粕，也有精华，关键是站在为什么人的角度进行分析、批判、吸收、融合、发展了。如果为少数人的利益，选取的自然是传统文化的糟粕，或对传统文化全面否定，如果像毛泽东那样，一心一意为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在批判、继承、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光华普照世界的新思想、新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