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2年，台湾学者杨国枢与文崇一主编了一本名为《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书，该书算是社会科学本土化(中土化)运动的启蒙书籍。1993年，由杨国枢主编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期刊正式发行，该刊明确提出：“本刊的创立宗旨是结合各个华人社会的心理学者、人类学者及社会学者，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研究者，共同提倡与推动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之本土化研究的学术运动，以达成建立华人本土心理学的最终目的。”他还给有志于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同仁提出了具体的努力目标，即，探索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本土化研究的适当方向及课题；建构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本土化研究的有用概念及理论；设计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本土化研究的有效策略及方法；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展示其在中华心理学发展史中的意义，并彰显其在世界心理学发展史中的角色。

　　90年代大陆学术界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声音则是对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直接诉求，如主张法学本土化研究的朱苏力所言，这一目标的提出，在我理解是与中国学术从“热”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它反映了一些有志向的中国学者不满足于80年代对西方理论和思想的一般地和简单地搬用，在他们看来，不能仅满足于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命题来研究中国，因为这样存在着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从而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文化殖民工具的危险。

　　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呢？

　　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感召下，有人开始关注并分析本土的资料，但其所拥有的依然是“西方”的视野，其所问的问题依然是西方学术界所建构的问题意识，这依然谈不上是社会科学本土化。更进一步，也有人敢于挑战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他们推崇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并试图找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不能作出恰当解释的中国社会现象，从而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提出某些批评或作局部观点的修正。这种做法，算不算是“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努力?依然不是。因为那些所谓的独特的“中国经验”之所以能进入这些研究者的视野，实在是由于他们还是以“西方”的视野“发现”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至于这些独特的“中国经验”在中国社会里如何获得“同情”的理解，依然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上述情况无不表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事实上存在着西方的话语霸权，这种话语霸权消解了中国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而凸现了西方社会关切的问题。所以说，“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问题”的主位意识，而不是仅仅把精力花在寻找中国经验的独特性然后将之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注脚。

　　值得一提的是，强调“中国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与一般所谓的“中国特有”论无关，更不等于提倡建立自我封闭式的社会、文化概念体系。事实上，“社会科学本土化”这一提法本身，已明确表明其所指是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如何落实于本土，如果它是与西方社会科学无涉的知识，自然也就谈不上“本土化”问题。中国与西方的经验的差异，是由于文化背景和历史进程的差异而导致的，中国固然有其特异的经验，但“经验”毕竟不同于“知识”，由“经验”发展为“知识”，必须经过“理性的重构”，因此，“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工作便不得不借鉴已在西方社会科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例如提倡本土心理学研究出力甚巨的杨国枢教授虽然反对西方心理学运用的理论、界定的变项和制作的测量工具，但他只能修订理论、变项和测量工具，而不能抛弃理论、变项和测量工具而去从事本土心理学研究。

　　所以，“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含义应恰当地理解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为西方社会科学的视野所迷惑，树立起中国问题的主位意识和相关分析概念，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发展出对中国人的行为及中国社会的组织运作具有确切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
 
(摘自《浙江学刊》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