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科技整体竞争力的下降，技术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和实现我国产业升级的瓶颈——我们需要科技创新能力的跨越式发展——突破这一瓶颈不仅需要政治、商业领袖们的远见卓识和坚定意志，更需要国家科技创新体制的革命性变革！

    前不久，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05至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在世界117个经济体排名第49（日本居第12位），较去年下降3个位次。一个明显下降的指数是商业竞争力指数，去年中国这一指数的排名为47，今年陡降10位至第57。商业竞争力指数关注的是企业当前的生产率和经济体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存量的情况，衡量宏观商业环境以及企业的运营和战略，是对成长竞争力指数的补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下降指数是技术指数，中国的技术指数今年排名64，比去年下降2个位次，依旧徘徊在低位。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面对科技整体竞争力的下降，中国需要科技“大跃进”。科技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和实现我国产业升级的瓶颈，突破这一瓶颈不仅需要政治、商业领袖们的远见卓识和坚定意志，更需要国家科技创新体制的革命性变革！

打破技术的依附

今年国庆节，笔者应邀参加一个北京民间人士发起的支持民族企业研讨会，地点是在东直门外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商务会所。与会的有企业家、产业界知名学者还有新闻界的朋友。

会议是在热烈的气氛中顺利进行的，可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究竟什么样的企业是中国的民族企业？从品牌归谁所有，到控股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再到有没有核心技术，大家讨论的半天，竟然没有结果。最后的一致意见是把这个问题拿到网上讨论，因为在这个全球化大生产的时代，实在难以界定什么是民族、国家的。

难道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市场的大同世界，国家间已经不分彼此了吗？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些人弄不清什么是国家战略产业的原因是这些人不清楚全球化时代世界生产结构的特点。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不断地将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像中国这样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到本世纪初，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已经形成，在这个结构是最上层是资本/技术板块国家，以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为主体；中间层是廉价板块国家，如中国、越南和印度，东方民族的落后与勤奋使这些地方正好成为世界生产的大车间，车间里工作的常常是那些享受很少福利的劳工；这个世界结构的下层资源板块国家，除了著名的中东地区，后来新加入的还有俄罗斯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令人感以不可思议的事，由于有些国家的资源极其丰富，人口又较少，那里的国民竟能在一个时期内享受比较好的物质生活，福利也不错。

世界经济是按如下方式循环的：资本/技术板块国家通过不断地输出资本和产品线（不是技术本身），吸纳着整个地球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并使第二板块国家和第三板块国家越来越依附于自己。最近的发展趋势是，第一板块国家为了汲干廉价板块国家和资源板块国家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科技人才，准备将自己的研发中心移到这些地区去。

为了摆脱对资本/技术板块国家的依附，国家必须支持那些技术和资本控制在自己手里的基干企业，也就是民族企业；可喜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认识到技术对于企业发展和国家独立的的重要意义，他们的历史使命感由此而来！中国新一代商业领袖必然在这些人中诞生！

18年前，在深圳湾一间简易房里，一位43岁的退役部队团职干部用24000元钱创办了一间小小的公司，当时谁也想不到18年后，它会成为今天的华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知识无用论盛行，但华为没有像像中国太多的所谓“高科技企业”那样加入到倒买倒卖的潮流中去，，而是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走技术自立，发展民族高新技术实业之路。

是什么支撑着一个企业家艰辛的奋斗之路呢？因为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懂得，技术自立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工业独立是一句空话，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中国要发展，就必须靠自强。这位伟大的企业家在谈到“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失败时曾经发出如下感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发展速度，不断地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一时间合资合作浪潮此起彼伏，而当时中国还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许多的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国内工业体制、技术改造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合资合作的结果是让出了大片市场，使国有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劣势中。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代价太大了！”

超越市场经济

技术是工业竞争力是核心，是制造业的基础。相对于市场经济，技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就像用卖血换不来富裕一样，用市场是换不来技术的。进一步说，就是不能简单地用价值规律衡量技术，技术创新的过程常常不是赚钱的过程，而是持续赔钱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波音公司和欧洲的空中客车已经如此强大，仍然要受到政府资助的原因。

由于当代尖端科技的研发具有风险高，费用高和多学科关联程度高的特点，一个人，一个企业几乎很难支撑这样技术研发——爱迪生时代已经过去了，个人发明的历史已经成为传奇。

也因此，当代所有伟大的技术进步几乎都是在国家意志的主导下，产官学协力完成的。让我们以美国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从曼哈顿工程，到阿波罗登月工程，再到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美国正是靠政府的大量投入引领世界科学技术的潮流，开创了人类的原子时代，宇航时代和信息时代，同时也使产业结构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提升！

让我们以曼哈顿工程来说明这一点。有人说曼哈顿工程总指挥奥本海默并不是原子弹之父，当时的罗斯福才最配得上这一荣誉。因为曼哈顿工程所耗资金高达22亿美元，有15万人参与（其中12人知道全盘工作计划），分别在3处大型基地及全国上百所大学和工厂从事各项具体工作。在战争的非常岁月，动用了全美三分之一的电力——这需要怎样强大的国家意志啊！

事实上我们的科技水平并不是一直都处在目前这种低位徘徊状态，作为一位长期关注中国IT业发展的学者，我曾经采访了许多人，详尽考察中国IT业的发展史，发现中国IT业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膨胀式发展，其根本原因就是抟全国之力创新，然后再向下游产业扩散。

前不久，笔者遇到中国第一台汉字显示器的研制者，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万永熙先生，这位86岁的老科学家在回忆中国研制自己计算机的过程时显得很激动，他说当时国家的方针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就是要在三年内研制出计算机来。但大家谁也不知道计算机到底该怎么搞。美国对我们禁运，只能靠苏联帮助。我们向苏联订了计算机样机的图纸资料，研制计算机需要的电子仪器设备（如同步示波器，脉冲示波器等等），还有制作计算机的元器件（如电阻，磁鼓等）。最初为了实验，万永熙不得不到天津、南京等地研究机构的仓库里找各种电子元器件，再有就是申请自由外汇托留苏的中国学生购买。

要研制计算机了，可苏联方面大宗电子产品却迟迟不发货，何绍宗（当时的计算所办公室主任）、万永熙他们急得不得了。万老建议说这种事只能何绍宗亲自去苏联跑一趟，名义是外贸部赴苏贸易代表团。到了苏联何绍宗才知道这些电子元器件不是一般贸易，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当时的外贸部部长是李强，解放前中央特科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万永熙大晚上跑到李强的家里向他汇报，李强当时已经睡下，起来在听完万永熙的汇报后，要他连夜列出所需要元器件、仪器名单，他将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再由外交部直接与苏方谈判解决。这就样，大约过了一个月，所订的苏联仪器，元器件到位。

计算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尽管万永熙列出的元器件经中国留苏学生和俄方专家审阅过，但还是有问题。比方说同芯电缆，只定了100米，而制造计算机要几千米，怎么办？万永熙找到了天津电缆厂，那里的厂长说他们产不了，以前没见过。最后万永熙找到那里的总工（曾留学日本，是他的老相识），总工说你们把同芯电缆的塑料模具制出来，我们就可以试试。万永熙找到计算所附属工厂研制出塑料模具后，天津电缆厂真的制造出了我国第一根同芯电缆，效果还很好！

当时在苏联技术的基础上还研制出好多电子管，这些产品为我国电视机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输入用的穿孔纸带则是由上海造纸厂研制的。

记者大惑不解地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研制一台计算机为什么带动了中国那么多产业，是什么力量导致中国科技水平迅速提升。万老说，当时计算技术研究所实际上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由中国科学院、总参三部、二机部、高等院校现有的计算技术方面的专家组成，分别代表科研单位，军方、工业部门和教育系统。按照 “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则，1956年到1960年，总参三部、二机部等参加合作的同志陆续回到了原单位，建立起了各具特点的计算机研究所；来进修的有关高等院校的同志也先后回去，建立起了计算机专业。地方科学分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上海、沈阳、武汉、西安、成都、兰州、合肥、南京、天津、太原等地建立起来。

1958 年8月1日 我国第一台小型电子管数字计算机103机诞生；1959年10月1日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БЭСМ（代号104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有关计算就是由这台计算机完成的——中国向信息时代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科技的“大跃进”

如果我们将中国和日本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比较，你就会发现日本一直努力保持其领先我们20年。那么为什么日本还一直在向中国输出某些技术呢？这是因为日本输出的技术（有时显得很廉价）常常是中国即将研发出来的技术，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如果现在不卖，等中国人自己研制出来就卖不掉了”。实际上这种技术转移有两个作用，一是日方得到了经济实惠，二是将中国成长中的技术平台残酷扼杀在襁褓之中！

就像美国人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至今都心怀余悸一样，今天中国许多人都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感到痛苦。但在科技领域，实现“大跃进”却是可能的。面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下降，我们需要科技能力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也能够实现这样的发展，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国家意志和适当的科学组织方式。

机床对于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最先进的数控机床采用集成电路，而中国自1965年以后就开始数控机床从电子管到集成电路的研制升级，随着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集成电路的计算机技术的提高，我们的数控机床一下子跨越三个阶段，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集成电路数控机床技术的国家。据说1976年时，中国数控机床与国际最先进水平相差不超过十年，而且拥有100%的自主知识产权 。但今天，由于我们放弃的数字机床技术的自主升级，使得这一差距扩大到了20年以上！

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一场革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我们必须学会不断总结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要实现工业化肯定会遇到很多挫折，然而中国不会甘于作别人的组装车间和打工仔——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她建立一个工业强国雄心壮志——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将成为这个觉醒后的东方雄狮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