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要考察的，是知识逻辑的开端如何出现。”[①]——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世界是复杂的，但真理往往是简单的，其表述往往也是简单的，原因就在于，越简单的东西限制条件越少，反而越适于反映复杂的现实世界。牛顿对此曾总结道：“自然偏爱简单，不喜欢多余的浮夸”[②]。因而，任何一门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通常都是在其研究领域内选择最一般的现实对象，再经高度抽象（撇开次要过程、干扰因素和无关内容，把对象的表象形态提炼为纯粹形态），从而创设出包含事物发展内在矛盾或矛盾胚芽的辩证统一体的最简单原型，并以此来作为整个学科理论逻辑体系的基石。这种原型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同时还与现实相对应，并在现实中不断得到验证，站在学科发生发展的角度，即为研究原点，亦即一门学科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合理选择和高度抽象所形成的最基本范畴，同时也是一门学科实现科学化、公理化和结构化的方法论基础。
以研究原点这样一个简单而精炼的范畴，作为其他所有概念上升的基础，来构建学科理论的逻辑展开框架，是一切科学认识在其研究领域内深化的必要前提，只注意事物的表面联系而无法深入理解事物的内在逻辑是很难称其为科学的。一门学科在未确定其研究原点以前，所呈现给世人的，仅仅是对其研究领域中各种现象的事实性描述、个别经验的不完整归纳和内在机理的片段性把握，无法形成一个内在的、统一的、缜密的逻辑体系；一旦研究原点经过科学归纳和萃取之后被确定下来，该学科就有了建构整个学科知识体系大厦的支撑点和出发点，既可作为内在的逻辑枢纽将各种已有的客观事实、个别经验和知识片段贯穿起来，并给予这些既存认识以合理的解释和阐述；还可通过其内在的逻辑轴线推导出尚未发现或认识的事物规律或其片段，而推导出的事物规律或其片段则可通过科学检验获得证实。
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在其整个历史演进中，曾经出现过三种逻辑展开起点：价值、商品和“经济人”，这三种研究视角分别是由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威尔弗雷多·帕累托于经济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提出的，并进而成为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原点。
1,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原点：价值
“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因此，萨伊能够肤浅而系统地把它概述在一本教科书里”[③]。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标志正是“价值”概念的系统阐述及其被作为古典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原点。
在亚当·斯密之前，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是个别的、零乱的和支离破碎的，没有一条明确的逻辑主线。威廉·配第、托马斯·孟、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弗朗索瓦·魁奈等人依据各自的概念和领悟，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得到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片段。
亚当·斯密开创性地将“价值”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及其递延推论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虽然亚当·斯密的价值界定有些混乱，但不可否认的是，当这一概念被系统阐释并作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就有了分析依据，国民财富和生产总值就有了衡量标准，生产、分配和消费就有了内在关联，工资、利润、地租和赋税就有了共性特征……一言以蔽之，正是“价值”概念被作为研究原点和逻辑主线，才使得古典经济学最终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经济学家们也才有了观察经济事物的统一视角和探讨经济问题的共同语言。
然而，“亚当·斯密的抽象法是缺乏综合思维的，因而也很难达到对各种经济范畴作出统一的认识”[④]，特别是对关键的“价值”概念这一研究原点本身。在亚当·斯密那里，价值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前后不一、自相抵触，既用它来表示耗费的劳动，即劳动价值；也用它来表示商品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还用它来表示商品换取他种货物的能力，即交换价值；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游移不定。最初的自相矛盾被后来者放大为学派之间的争论，这就使得“价值”概念本身由于不同经济学者的不同理解并给出不同的诠释和阐述而被弄得混乱不堪，从而在经济学科内部发生逻辑一致性的断裂而无法再作为经济学研究者的共同文本。
价值概念是经济学发展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第一个研究原点，然若对它严格反视，确实又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缺陷：价值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并不是一个实体对象，难以与具体现实直观对应并直接验证，这就容易使不同学者对其理解产生分歧，甚至使个别学者躲在概念世界中，不再惮于现实社会的无情检验，“任意而谈，无所顾忌”[⑤]，最终导致古典经济学的分野和新流派的产生。
再者，价值概念在经济学科内部也不具备“终极性”。研究原点应当是一个初始范畴，无需用学科知识体系中的其他概念去阐释，但在亚当·斯密选择价值作为研究原点并建立了古典经济学体系之后，后来者并没有停下追根穷源的脚步：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其形成源泉有哪些？其度量方式又是怎样的？以什么为出发点可以说明价值的本质、形成和度量方式？这些疑问迫使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去寻找新的逻辑起点。从这一角度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选择经济活动的客体——“商品”，和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选择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人”，都是对古典经济学价值这一研究原点的合理回转与必要倒溯。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原点：商品
马克思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发现：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体，是价值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因此，应当把商品本身，而不是像大卫·李嘉图那样，把抽象价值当作分析资本社会经济的出发点，即应当在价值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追溯并重新选择商品作为研究原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商品”这一具有确定性的物质世界客观实体作为研究原点，显然要比西方经济学以“人性”这一氤氲缥缈的主观概念作为研究原点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模式和规范。然而研究视角的择选利弊是并存的，以商品作为研究原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局限乃至缺憾：
首先，“商品”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是从来就有，也非永恒存在。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存在着简单的商品生产，但不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仍有大量的经济活动并未纳入商品范畴，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原点只能涵盖一段历史范围、一种社会局部和一部分经济事物，无法构建出一条能够串起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多数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的经济学逻辑主线，由此导致历史唯物主义却不能在其经济理论中贯彻到底。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⑥]。商品社会中，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人”，商品只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客体，选择经济活动客体作为研究原点，从客体视角去展开逻辑分析，就有可能无法兼顾主体方面的研究，难以全面揭示经济活动的全部内涵，甚至将“经济过程中本身存在的主观行为，作为考察对象的现象或现象关系而被抽象掉”[⑦]。
再次，以商品作为研究原点，在实物商品大行其道的历史阶段，研究范围、重点和结论也就大多停留在实物经济方面，特别是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立的、影响整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深深地隐含着这样一个命题：只有那些生产实物产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其余的则反之。因而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学者由于在马恩著作中翻箱倒柜也未能找到现成答案，依然在经营管理活动、科研教育活动、文化艺术活动是不是劳动、创不创造价值等问题上喋喋不休地争论着。
3,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原点：经济人
几乎在马克思选择经济活动客体——商品作为其经济学体系研究原点的同时，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也逐渐摈弃“价值”这一原点而从经济活动主体方面重新入手，“经济人”被悄悄地引入经济学领域并最终成为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构起点，尽管在他们那里，也尚且缺乏对“经济人”专门的、直接的系统说明。
“经济人”思想的最初萌芽同样源于《国富论》，但亚当·斯密从未把“经济人”作为研究原点，也未把“利己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由以生长的人性底蕴”[⑧]，“经济人”概念只是用于揭示经济生活中人的一个强烈的行为动机，而非对现实的人的完整描述。
威尔弗雷多·帕累托从古典经济学布满灰尘的旮旯里重新拾起“经济人”这一概念[⑨]，并镀上一层“边际理性”的神圣光泽：“经济人”不仅追求个人利益，而且精于计算，能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权衡中获取最大效用[⑩]。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效法牛顿机械力学范式，试图建立起“经济学机械力学范式”，即把复杂经济活动还原为抽象个体行为，再用个体行为去推导和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而这必然需要将个人设定为无差异的质点[11]，并从其所处社会关系中割裂出去。为此，他们通过一连串非现实假定，排除一系列现实反常，对古典“经济人”概念进行数学化、工具化和模型化的全方位改造，于是便得到了一个具备充分有序偏好、完全完美信息和非凡计算能力的超高纯度单晶体——“理性经济人”模型，这就为新古典经济学在虚拟现实中对人类经济行为作出所谓的统一揭示提供了理想平台。
“理性经济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先验人性论和机械还原论的必然结果。如果这块基石被抽去了，整个经济学大厦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地倒塌[12]。因此，这种人性设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共同理论起点，一直延续至今[13]。
客观地说，“理性经济人”假设具有部分合理性，对部分经济现象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个术语的产生既绝非偶然，也绝非纯属误解；它恰当而具体地表达了人在社会化了的生产世界中的直接必然行为”[14]，但这个“社会化了的生产世界”正是由商品化生产所造就的社会关系体系，也即限于一定历史阶段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商品经济范畴内，而且某种程度上这种合理性恰恰是由“经济人”假设自身生成的，“经济人”思想灌输→人的自利意识强化→假设显得更合理。马克思虽然批判那种冒充“永恒自然规律”的“经济人”假设，却从未否定过“经济人”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尤其在私有法则盛行的环境中，因为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
“理性经济人”假设既是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由以建立、发展和走向辉煌的起点，同时也孕育着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歧、混乱和走向衰落的胚芽。自其发轫之初，批评乃至批判之声便不绝于耳，依其视角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伦理道德视角；二是非现实性视角。在本能的自我辩护之外，面对攻讦下的千疮百孔，这一假设也被迫进行一些修修补补或重新诠释，如将“完全信息”更正为“不完全信息”，将“完全理性”放松为“有限理性”。
由于在现实中验证受挫，主流经济学家们转而将“经济人”假设视为一种信念乃至信仰：理论的真伪无须考虑，只要逻辑上有效即可。米尔顿·弗里德曼还为他们进行理论上的东征西讨、定鼎天下而击鼓壮威：经济学家不必费尽心机使自己的假定成为现实，理论最重要的方面是它的有用性，“经济人”抽象即使不符合事实，对经济学的科学性也是无关紧要的[16]。
问题是：这种非现实的假设真的具备逻辑有效性或有用性吗？
回答是：Nuts！
（1）不存在确定的、一致的“经济人”行为序列，无法为逻辑演绎提供连贯性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使出浑身解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作了规定如此严苛的“经济人”假设，不外乎是要仿效牛顿机械力学范式，以获得一个确定的、一致的、可重复的、可作为其逻辑演绎和数学推导基础的原子式个体及其机械式行为序列。如果这一努力确实可行，那么应首先证明：同一实验条件下，面对不同利益抉择，不同的人的经济行为是相同或相近的，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经济行为是前后一致的。遗憾的是，这一必然的推论迄今为止并未得到任何的现实支持。
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一命题只能在“思想实验”或“理想实验”中验证。可当我们用挑剔的眼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严格审视时，不难发现，其间却处处显现着对“经济人”行为一致性的背离：效用理论中，消费者满足程度难以确定，不同消费者偏好并不一致，因而商品边际替代率对于不同消费者乃至不同时空下同一消费者不具有可重复性；厂商理论中，因生产用途多样性而难以确定的机会成本显然将导致厂商的生产选择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新剑桥学派清晰证明无法由资本总量得到资本边际产品因而边际生产率也不具有一致性，……
因此，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无法获得一个确定的、一致的、可重复的“经济人”行为序列，只能说明主流经济学家们倾尽全力打造“经济人”假设来构建“经济学机械力学范式”这一幻想的彻底破产。
（2）无法由个体行为得到整体机制，难以更多地解释现实社会中的经济现象
“经济人”在本质上属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即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只考虑个人”[17]。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甚至断言：社会科学的“事实”充其量不过是我们所做的关于个体行为的假设[18]。
然而，系统科学的严厉判决彻底粉碎了个体主义的这一幻想：“在过去，科学试图解释一种可观察的现象，就要把它归结为可以逐个独立考察的个体的相互关系。但……现象不能分解为局部的事件，动态相互作用使处于较高级构形中的部分表现出不同于它们在各自孤立时的行为。简言之，考察各自孤立的部分，是不能理解各级系统的。”[19]这一坚定不移的确凿结论对主流经济学的打击是致命的，既然个体的线性叠加不可能得到整体的性质，社会经济活动自然也就不能简单还原为个人的经济行为，那么“经济人”假设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解释又何从谈起呢？
事实上，系统科学的这一幽灵早就游荡在主流经济学大厦的上空，“经济人”假设基于个体主义的信仰和方法，面对那些具有复杂联系、不可分割的经济系统时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力不从心，只见局部、无视整体，尤其当它将个体特征分析殆尽后，如何过渡到整体便成为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总体经济行为绝非个体经济行为的简单加总”[20]，对局部来说成立的东西，对总体未必成立[21]。因而直到今天，主流经济学的宏微观之间依然严重割裂、望壑兴叹，一个具体而活跃的国民经济整体在理论上却不能从微观到宏观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已然成为主流经济学庞大身躯的“阿喀琉斯之踵”[22]。
（3）由此导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科学的一个公然欺骗
在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人之社会组织形式被自然而然地视为“经济人”，都是以最大利益为动机并且能使自己行动实现最大利益的行为主体，个体的人是“经济人”，家庭是“经济人”，企业是“经济人”，甚至政府，也是“经济人”[23]。
这一切都看似理所当然因而显得稀松平常，可是一旦放大曝光，纰漏马上就会显影出来：人之社会组织形式为什么会具有所谓的“先验人性”？为什么会具有所谓的个体的人之自然属性、生物学属性和心理学属性？主流经济学家们从来都没有对这种属性赋予过程给予任何的逻辑证明，也就是说，没有证明人之社会组织形式为什么和人之个体同样具有“经济人”属性。事实上，他们既不想证明，也不能证明，因为社会组织并不等于成员的简单加和。在这里，“经济人”假设对经济科学耍弄了一套瞒天过海、移花接木的魔术把戏。
当然，我们不能也不想据此否认“经济人”假设作为一种研究原点在促使西方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计量科学的伟大贡献。然而，在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的发展变革中，“经济人”假设这样“一个有用的虚构、一个理想的类型”[24]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些极端苛刻的前提条件，除了催生出一些漂亮的数学模型，再也得不到什么实质性进展。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之所以长命百岁[25]，之所以继续占据着经济学舞台而对台下日益觉醒的观众的倒彩充耳不闻，倒不是它有多么强的理论生命力，而是因为，还没有新的演员上场。
4 东方经济学的研究原点：经济元
以上讨论清晰地说明：三种研究原点各有利弊，价值只是一个抽象范畴，商品只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客体，“经济人”虽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但本身却有诸多缺陷并广受质疑，原因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虚幻的人性假设和臆造的心理学基础之上。包含行为心理学在内的心理分析科学至今尚在黑暗的隧道中不断摸索，距离一门成熟学科还相距甚远，以此为基点建立起来的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又有何科学基础可言？
当然，我们决不吝惜对新古典经济学先驱们的赞誉之词，那种大胆模仿19世纪7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物理学理论并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意识和创新精神，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可问题是，其徒子徒孙们依然沉迷于18、19世纪的方法论当中而不能自拔，依然把经济学视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26]，依然把“自利心与效用的力学”当作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其数理框架至今“与19世纪物理学的框架仍然是一样的”[27]，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却对现代自然科学蕴涵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几乎一无所知，对此Georgescu-Roegen N.揶揄道：“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28]
因此，与自然科学哲学的飞速发展相比，建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老套范式愈加散发出陈腐气息，以至于罗纳德·科斯认为“这个假设既无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29]。然而经济学知识体系终究不能没有逻辑起点，否则将成为无源死水、无根腐木，这就需要我们重新从经济活动主体的角度出发，于研究领域内重新归纳、提炼、萃取出一个新的研究原点来代替“经济人”假设，彻底摒弃“经济人”假设中那些虚幻的、先验的、唯心的人性论成分，使之更加符合客观现实。换言之，就是要用人之社会经济组织取代人之个体，要用社会经济组织一般取代人之个体一般、商品一般，来重新构建经济学的研究原点，这便是“经济元”模型提出的目的所在。
“经济元”思想的最初萌芽同样来源于《国富论》。在此书中，亚当·斯密对社会分工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扣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别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可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30]。
通常人们从这段论述中所看到的，主要是“分工与合作增进财富生产”，但亚当·斯密其实还在不经意间表达了另外一层含义：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必然使得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由人之个体向人之经济组织形式过渡，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已非个人，而是社会经济单位，既然扣针的制造已不可能由单个工人完成，那么，对于一件完整的商品——扣针，我们只能称其是由哪个工厂制造，而不能说是由哪个工人制造，扣针制造者不是人之个体，而是工厂，是人之个体按照一定的经济目标、分工原则和组织形式组建起来的某种有机体。
我们注意到，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说的原型是资本主义初期参与市场活动的平民，他们没有其他特权，只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但在此之后，随着经济活动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活动中的人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早已从人之个体形式转变为人之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早已从单个蚂蚁进化为组织严密的蚁群，早已从单个蜜蜂进化为分工明确的蜂群，“经济元”模型的提出基于一个不可辩驳的历史和现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的社会里”[31]。经济生活中的行为主体是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的人，或者说是个体的人的某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而不再直接指向人之个体，譬如原始社会中的氏族部落、原始公社，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主家庭、奴隶主庄园，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庄园、手工作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手工工场、现代企业、现代家庭。以人之社会经济组织的抽象体，而非人之单个个体的抽象体，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来解读人类经济历史与社会经济现象，将给予经济学研究一个全新的思路，这也是经济学发展中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范式扬弃。
事实上，经济学一词恰恰起源于对人之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考察，即家庭（实为奴隶主庄园）[32]，政治经济学一词的由来本意也是超出家庭这一经济组织形式而上升到更高层面[33]。经济学演进到现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敏感而直觉地意识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应是社会经济组织，“正如原子虽是组成分子的微粒，但分子却是化学变化的最小微粒”[34]。
至此，可以给出“经济元”的明确定义：具有一定的经济要素和组织形式，能够相对独立地参与经济活动的社会基本单元，因而也是经济资源输入、转换或转化、输出的最小可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系统，是包含社会经济体系辩证统一发展内在矛盾或矛盾胚芽的社会经济细胞。
从这个定义出发，现代社会中，家庭、厂商、政府、非营利组织等都属于“经济元”的范畴。一般而言，个人不是“经济元”，除非他以完全独立的方式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例如个体户、一人家庭，不过是厂商、家庭的特殊形式。
--------------------------------------------------------------------------------
[①]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69．
[②] H．S．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M]．王福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81．
[④] 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55．
[⑤] 鲁迅全集：第4卷[M]．第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7．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0．
[⑦] 陆家骝．对不同经济学范式概念的研究[J]．江海学刊，1997，（2）：3-7．
[⑧] 林莉．亚当·斯密经济哲学思想浅析[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3，（增刊）：7-10．
[⑨] 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M]．陈彪如、唐振彬，许强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71．
[⑩] 曾中秋．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发展及方法论评价[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21（4）：15-18．
[11] 赵凌云．科学与经济学的“联姻”[J]．方法，1993，（3）．
[12] 邓春玲．经济学中的人[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5：1．
[13] 王效民，王树春．经济哲学：对象、内容与意义[J]．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97，（4）：9-12．
[14] 乔治·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M]．白锡堃，张西平，李秋零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92．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16] 转引自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M]．王铁生，尹俊骅，陈越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0-31．
[17] 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陈建波，郁仲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8．
[18]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5．
[19] 金观涛．整体的哲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3．
[20]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下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450．
[21]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第16版．萧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4．
[22] 张建君．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国民收入理论比较的再研究[J]．经济评论，2006，（4）：3-10．
[23] 叶静，刘婧．政府干预中的权力寻租行为分析及其防治[J]．行政与法，2004，（3）：31-32．
[24]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石士钧，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88．
[25] 马克·A·卢兹，肯尼思·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M]．王立宇，栾宏琼，王红雨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82．
[26] 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M]．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
[27] 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M]．张增一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32．
[28] Georgescu-Roegen 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3.
[29] 罗纳德·H·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盛洪，陈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48．
[30]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6．
[31] 转引自马迎贤．组织间关系资源依赖理论的历史演进[J]．社会，2004，（7）：33-38．
[32] 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M]．张伯健，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3] 何炼成．为“政治经济学”正名[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4（1）：73-76．
[34] 高佃恭，安成谋．区域经济系统初探[J]．地域研究与开发，1998，17（增刊）：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