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刊登了笔者“中西医之间的公理性原则和人类医学革命”一文，介绍了关于中西医比较研究的部分结论性观点。其后，也引来了一些讨论。笔者从事中西医比较研究二十余年，并连续六年在香港中医院校开设了中西医比较一课。其目的在于厘清中医的科学定位，以及中西医的相互关系。在中西医比较研究的进程中，先后有过两次聚焦。第一次聚焦，是超越中、西医各自的技术和经验部分,直接从两者的基础医学，即科学理论层面做比较。第二次聚焦，是把中、西医放在东、西方科学史和哲学史的整体框架内做比较。最后，当把焦点凝聚在东西方哲学史的源头上的时候，令人不无兴奋地发现，中医的科学定位以及中西医的相互关系这两大难题，竟然是哲学源头上不辩自明的公理性、常识性问题。而与此同时也终于明白——中医在故乡遭遇百年困惑的主要原因，一是外来的近代科学主义，二是自身的哲学贫困。
一、科学一词的来历与含义
在希腊，科学最早的含义即知识（episteemee）。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便是：“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台北苗力田在翻译亚氏《形而上学》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解释说：“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认识……知识也就是科学”。在中国，《礼.大学》里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量度、规模之意。《文选.鲍照（芜城赋）》有云：“格高五度”。李善注引《仑颉篇》解释说：“格，量度也”。故格物，即对事物比较鉴别、分门别类之意。致知，朱熹的解释是：“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所以《礼.大学》的表述，与亚氏的思想极其近似。清代末年，当科学一词尚未在中国出现之前，对外来的声、光、化、电之学，皆译作格物致知，或者格致之学。
科学一词可谓“出口转内销”而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学术蜂拥东进。译者按照分科之学的意思，把融入日文的科与学二字组合在一起，始有科学一词。康有为把科学一词引入中国。1893年在其翻译的日本书目中，让国人第一次见到了它。接着1896年严复在翻译《原富》一书时，将过去译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为科学。所以，科学一词源于中国文字，渗透着日本人的智慧，后来又回到了中国，成为今天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由此可见，从科学一词的本意上讲，科学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进而准确、严密地讲——科学，就是分门别类之学，或者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
关于科学的分类，大而言之，科学涉及自然、社会、生命、思维各个领域；细而言之，世界上有多少可定义的研究对象，就可能产生多少种科学。以自然科学来说：自然界里有一部分事物人们是没有办法，或者不必要对其进行解剖分析的，所以见到的只是其运动、变化的过程。有一部分事物人们是可以打破原有的存在形式，对其进行解剖分析的，所以见到的则是其内部的结构及其功能。因而在自然科学里，有以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有以物质形态、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前者以哲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指导，从观察事物运动、变化的现象（亦即状态、信息、物候、证候等）起步；后者以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标准，从认识每一具体物质的形态与结构着手。用《周易》和《形而上学》的概念讲，前者是研究事物形上属性或原形的科学；后者是研究事物形下特点或原质的科学。至于形上与原形的科学，或者形下与原质的科学，在此两大类之内，分门别类、自成体系的具体科学，则多不胜数。
近代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偏见，把科学一词当作近代自然科学的专利了。一讲到科学，头脑里好像只有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基础上的科学。这是不符合科学一词的本意的。弗朗西斯.培根是近代科学上倡导归纳法的代表，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当时把人类科学知识分成三类：（1）记忆的科学：历史学、语言学等；（2）想象的科学：文学（诗歌、小说）、艺术等；（3）理智的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等。这一分类虽然不甚贴切，不过还是比较客观的。倘若因为近代物理、化学为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便一意孤行地将其视为一切学科的至上信条或唯一标准，那就犯了近代科学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在当代医学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
二、哲学是科学的科学
哲学一词也是“出口转内销”而来的。在希腊，哲学（philosophy）最早的含义是“爱智慧”。这与科学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相比，首先应当肯定哲学的科学地位。从求知的愿望上看，哲学则更强烈、更迫切；从知识的层次上看，哲学则更概括、更超越。
古之《书.皋陶谟》里，有“知人则哲”之说。所以在中国，哲人通常指才能见识超越寻常的人。明治天皇六年，日人西周取意于哲人之学，将西方的爱智慧之学译为哲学。不过直到民国初年，马相伯翻译西方哲学到中国时，仍然将其译为格致之学。联系到本文前面关于科学一词的来历，说明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哲学与科学，都是同一个格致之学。这是饶有趣味，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倘若把哲学排除于科学之外，岂不等于否定了更概括、更超越的科学吗？那当然是愚昧的武断，武断的愚昧。民国初期，教育部的大学教程中正式开设了哲学一课。标志着哲学一词正式从日本落根到中国，成为中国当代一个通用的新名词。
当代对科学与哲学的界定是：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总概括。这是符合科学与哲学的本意的。一般，即普遍的意思；一般规律，即对各种事物共同规律的总概括。所以哲学与科学的区别是：哲学是研究一切事物共同规律的学问；科学是研究某一具体事物的知识体系。显而易见，就知识概括的层次而言，哲学高于科学。台北哲学家邬昆如用“定位宇宙、安排人生”八个字来形容哲学的价值。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有一本哲学专著，书名就叫《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台北哲学家李震援引托玛斯.阿奎那的观点，把知识分为由低到高的五个等级：感观知识、经验知识、技术知识、经验知识和形上学。形上学是哲学的核心，哲学便理所当然地位居由低到高五个知识等级的最高层次。所以“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这一说法在中华文化圈内早已耳熟能详，原因就在这里。
邬昆如在哲学分类上的观点是：知识论是哲学的入门，形上学是哲学的体，伦理学是哲学的用。所以，形上学可称之为哲学的核心、哲学的皇冠。形上学主要讨论的内容有：万有（天地间自然而然存在的一切事物）的先在性、单一性；界定万有的第一原理（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万有的真、善、美原理（名实相符之谓真，物之所欲之谓善，物之自然悦目之谓美）；事物的现实与潜能原理；事物生成、变动的因果律等。基于形上学讨论的内容我们可以说，形上学是关于哲学的哲学，思想的思想，逻辑的逻辑。倘若从知识论的角度上讲，形上学更是思维的法律。台北哲学家曾仰如在其《形上学》一书的导论中强调：“形上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学问的巩固性、普遍有效性、合理性及确实性全基于形上学。是以形上学一被忽略、藐视，学术的进步及真理的揭发就无形中大受阻碍，人类的推理能力也普遍地趋于薄弱，知识界也将变成混乱不堪。各学科所研究的对象、范围也认识不清，因而在学术界里常有越俎代庖之事的发生。”相信学过形上学之后，对曾氏的感慨必将产生震撼心扉的共鸣。
在哲学、形上学方面，今天的西方人远比中国人聪明得多。据美国的《多玛斯学志》报导：美国每年有五百多本书籍及二十五种刊物问世，以专门介绍亚里士多德、托玛斯.阿奎那的哲学体系，全国有一千多所以上的大学及研究中心传授此学说。这对于全面反传统、砸烂孔家店，自掘文化祖墓的近代中国人来说，不知能否生出一点羞愧和自责呢！
中文里的玄字，有奥妙、微妙之意。《老子》“玄而又玄，众妙之门”，就是指哲学的奥妙、微妙讲的。可见玄字用在哲学上，其本意完全是正面的、褒意的。魏晋时期，玄学家的所谓名士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使玄字蒙上了负面的阴影。而民间的占卜、命相、风水之客，又多以玄学自我包装、自命不凡。如此以来，或怀有近代科学主义偏见者，或不究历史、不读经书，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者，贸然凭一个被扭曲了的玄字，便生出了许多非议哲学（包括阴阳五行）、形上学，垢病《周易》、老庄的“髙论”来。每每耳闻，总令人泣笑不得。
近代有一种偏见，以为哲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因而喋喋不休。前面说过，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既然哲学包括自然、社会、思维等领域，那么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里的种种分支学科，都属于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凡以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属于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此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中医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等等，皆属此类。如果说哲学阻碍了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那是滑稽之谈了——母亲怎么会阻止儿子的成长呢？如果说哲学阻碍了近代物理、化学带头下的，以物质形态、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那是张冠李戴了——应当质疑的倒是，物理和化学为什么不在西方哲学成熟之前，不在西方原子论雏形提出之时便成熟起来呢？以后它们又如何摆脱哲学的束缚，而逐步走向辉煌呢？
三、人的含义与中医理论核心
“人”，这是哲学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哲学的最终归宿。哲学的任务与目的，就是以人为中心，研究人与自然、社会、思维的关系以及人生意义的学问。哲学中的社会与思维领域，全部是以人为中心的学问；哲学中的自然领域，基本上是人化了的自然——人的能力所能了解的自然，亦即以人为中心的自然。况且，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天然存在的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呈现给人的根本特点，是不断的变易；而事物的变易，正是生命的本质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也可以称之为生命哲学。或者说，哲学就是广义的生命科学。《周易》的“生生之谓易”如此，亚里士多德、托玛斯.阿奎那的生成、变动皆如此。法国的博格森极力倡导生命哲学；台北的邬昆如说，哲学就是人学；而罗光更将他的哲学专著，命名为《生命哲学》。由比可认推知，摆在所有医学家面前的天字第一号的哲学问题是，“人是什么”。而研究生命问题的所有医学家们，怎么能疏远以生命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呢？
笔者在《中医形上识》里提出：包括中医与西医在内，医学家面对的人，大体有七方面属性或特点：（1）自然属性的人；（2）社会属性的人；（3）精神情志属性的人；（4）整体状态的人；（5）人的组织器官层次的特点；（6）人的细胞层次的特点；（7）人的分子层次的特点（11）。应该说，中医主要研究了前四方面形上的属性，西医生物医学主要研究了后三方面形下的特点。
按照亚里士多德、托玛斯.阿奎那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定义，人可以从四个层次来理解：（1）人是实体的物；（2）人是有新陈代谢能力的生物；（3）人是生物中的动物；（4）人是动物中唯一有理性的高级动物。应该说，西医的长处主要表现在第一个层次，中医的长处主要表现在第四个层次。
迄今为至，近代物理、化学的辉煌，基本上定位在非生命领域。而把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引入生命领域的医学之中，其最大的成功是揭示了人的实体物性层次上的奥秘。尽管西医借助物理、化学方法可以把人解剖到组织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但是在层层解剖的过程中，人在整体状态意义上的生命和思维，统统不存在了。更不可忽视的是，西医不仅不能用零散的细胞组装成一个整体状态的人，而且就连用几个基因片断连接出一个最简单的病毒，也做不到。所以人类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绝非物理、化学独占的领地——不言而喻，形上性的中医，非存在不可。
一门科学是否成熟，以下三条，缺一不可。（1）特定的研究对象；（2）特定、有效的研究方法；（3）独有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三条，中医都具备了。中医以整体层次上的证候为对象，以建立在哲学和系统科学基础上的阴阳五行为方法论，形成了以藏象经络和病因病机为核心的基础理论体系。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巨著《黄帝内经》，对其所建立的医学理论体系是充分肯定的。该书在“阴阳应象大论”里说：“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名处；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所以德国汉学家M‧波克特说：“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多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这一句话，丝毫没有错。否则，经无数医学家之手，历数百年之努力而形成的《黄帝内经》，是不会用各从其经、各有名处、皆有所起、各有条理、尽有经纪、皆有表里如此坚定、明确的语词，作自我肯定的。《黄帝内经》之后，中医两千多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康德针对自然科学忽视形上学的问题时强调说：“自然科学以形而上学为先决条件”。十九世纪的哲学家黑格尔幽默地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它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本性上属于形上性科学的中医，如果疏远了哲学，如果偏离了形上之思，是没有其它道路可走的！
四、考据之学的名与实
人类文化科学发展的长河中，出现过两次高峰。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在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文化科学高峰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前者是研究事物形上属性或原形的科学的时代，以哲学的成功为标志；后者是研究事物形下特点或原质的科学的时代，以物理、化学的成功为代表。前者使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空前丰富；后者使人类的物质文化产品登峰造极。上述基本观点，是笔者在中西医比较里讨论的重点内容。具体论证，这里不便赘述。
过去常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后世面对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的精神文化产品时，对其义理、文章的传承，考据（包括疏、注、笺、证）是至关重要重要的治学方法。而考据不仅仅是文字训诂和版本、语词校勘上的功夫，最根本的是对历史流传下来的义理、文章内在的名实关系的考证。实，指客观实在；名，指语词（概念）。名与实的关系，即语词（概念）对事实的反映。故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名与实的关系是中国名家所研究的学问，也是中国哲学的内容之一，相当于现在所讲的逻辑学。所以对历史文献名实关系的考证，就是对义理、文章的解释和发扬。尤其以哲学为基础的义理、文章，考据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字语言功底，更要通晓道家、儒家、阴阴家、名家、墨家、法家等先秦诸子。也就是说，在哲学上具有广泛、坚实的基础者，才是考据以哲学为基础的义理、文章的胜任者。所以考据之学，是一种极其重要而又十分难做的大学问，非一般人所能为。历代注释《黄帝内经.素问》者近两百家，而备受推崇者不过王冰、张景岳等几人。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晚清以来，考据之风甚盛。其中重名轻实，即由语词到语词、由概念到概念的考据，屡见不鲜。中医近代的衰落，尽管原因很复杂，但是因为这种重名轻实的考据而形成的国学大师贬国学——自己人打自己的悲剧，尤其令人尴尬难堪，心痛欲碎。其中最典型的代表，首推俞樾（1821-1907）与章太炎（1869-1936）师徒二人。
俞樾与章太炎，都是清末民初名声显赫的国学大师，文字语言学的功底很深，考据方面的著作不少。然而，他们虽然均非专业中医，却以他们语词到语词、概念到概念的考据习惯，在中医方面皆有专论。俞樾着有《废医论》（见《命搂杂纂》），章太炎着有《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他们从阴阳五行，到以藏象为核心的中医基础理论，一概否定。今天看来，出现这一国学大师贬国学的原因，大体有三：其一，对中医的理论知之太浅，其二，对传统的哲学过于贫困，其三，对新来的西医太多迷信。正是由于他们师徒二人头上国学大师的贵冠，所以对中医造成的“连环打击”，以及由比引起的长期、负面影响，时至今日，痛还在痛。
中医研究的对象是形上之人，通过证候，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整体状态的诸般形上属性，尽收眼底——这是中医的“实”。以藏象经络和病因病机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是中医的“名”。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阴阳五行——这是中医的“方法论”。其中的五行，是世界上最早的，希腊原子论、四之素说不可企及的，具有中国原创特色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这也是西方不可能产生中医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因。西医研究的对象是形下之人，通过解剖，把人在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层次上的诸般形下特点，尽收眼底——这是西医的“实”。以生理、解剖、病理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是西医的“名”。以近代物理、化学为基础的观念与方法——这是中医的“方法论”。两种医学体系的名、实、方法论各不相同。考据时必须以各自的实与方法论为基础进行，才能真理解其名所代表的义理、学问或知识体系。
俞樾在其《废医论》以名代实的考据时，并不通此理，而且简直是在倚老卖老、强作权威、扑风捉影。比如，他依据《周礼》里讲医卜并重，而后世卜渐灭而医渐盛的现象，提出“卜可废医不可废乎”的质疑。又如，他依据《黄帝内经.素问》的“移精变气论”推出“古无医也，巫而已矣”的看法，又据《世本》等书中巫医并称的说法，提出“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的结论。再如，他不顾历史与专业学术上的原因，引《周官》、《黄帝内经.素问》、《史记.扁鹊传》在具体脉学上的不同说法，而贸然提出“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注：俞樾的别号）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章太炎在他的《医论》中，对中医的实和方法论全然不顾，把眼睛盯在语词、概念和一些枝节上。他虽然算不得什么近代科学主义者，却完全以西医为标准论说中医。他把“经脉”等同于“血管”，把“三焦”等同于“淋巴腺”，把“阴毒”等同于“鼠疫”……他把矛头直指中医的藏象理论，提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因而批评《黄帝内经》和《八十一难》说：“所说脏腑部位经脉流注，多与实验不相应”；“五行比傅者，尤多虚言”；“五行五运不可据也”……他不懂五行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而误认为中医的藏像是“五行比傅”，其实他才是望文生义，用西医的语词、概念来“比傅”中医。这种不顾名实关系，从语词到语词、从概念到概念的所谓考据，其实是对中医理论体系真正的歪曲和篡改。所以，他完全不像一位国学大师，倒像一个固执、自负、狭隘的书蠹。如果他能够像胡适那样，胸中先有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自己的看家学问，相信不会把《医论》写得那么支离破碎，更不会把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说得那么一无是处。
发生在俞樾、章太炎师徒二人身上的国学大师贬国学，自己人打自己的悲剧，正好印证了本文前面引用的曾仰如的话：“形上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形上学一被忽略、藐视，学术的进步及真理的揭发就无形中大受阻碍，人类的推理能力也普遍地趋于薄弱，知识界也将变成混乱不堪。各学科所研究的对象、范围也认识不清，因而在学术界里常有越俎代庖之事的发生”。而今，欲求中医的全面复兴，除了要跨越近代科学主义的陷阱之外，医治自身的哲学贫困，更是学术上首当其冲的大事。
（李致重，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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