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制度性瓶颈，所谓制度性瓶颈，在持此论者看来，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还不彻底，还需要继续改革开放，而所谓改革开放不彻底，就是还没有通过制度形式，把国有资产全面私有化。实际上，所谓私有化的问题，据高梁先生统计数据证明，就是个外国资本控股化的问题。其实，高梁先生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由此可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个外国资本继续控股化的问题，而是个如何用制度扼阻外国资本控股中国工业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问题，这是一。第二，应该搞清楚，是国外资本控股中国工业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开放得还不够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消费能力过低、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三，改革开放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提升或增强综合国力、人民共同富裕？还是削弱国力、让人民处于贫困之中？这些问题一定得搞清楚，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如果还是盲目开放，中国的经济风险将会快速增大。

过去，我们一直走了外向型经济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子。这条路子是以降低人民群众消费能力为代价的。再加上市场换技术和加大外国资本对中国工业体系控股力度，中国的消费能力从经济发展比率上说严重萎缩，自主创新能力同时达到建国后历史的最低点。由此可知，中国经济降低风险概率的唯一途径，就是提升消费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继续让外国资本控股中国企业。

一、为什么说“中国必须走提升消费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发展路子”？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不论左、右，其实双方应该把目光聚焦到公民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和如何确保国家及民众利益问题上，共同探讨中国经济如何更快更好更科学的发展，但是，就是在这个应该聚焦的地方，却因为价值目标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是因为利益占有权的问题，双方的目光投向了社会的两极。一极认为，民众的权、益不容损害，另一极认为，经济要发展，就必须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不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精英的少数就不可能获得更大的幸福，而精英无法获得更大的幸福，中国经济就不可能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我是个中间主义者，也就是说，既要保证精英的少数的利益，也必须保障弱势的多数的利益，使双方利益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因为，在我看来，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合理利益，是形成社会价值目标共识、形成社会合力、形成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提升消费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最最基本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说“中国必须走提升消费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发展路子”的原因。

而提升消费能力问题，需要在发展与消费之间保持最优的比率，既能保持经济发展的自有能力，也就是合理的利润空间问题，没有利润就不可能有积累，没有积累，企业就不可能拥有自身的发展能力，但是同样，如果消费能力不跟进经济发展，市场的主体―――人―――就不可能具有与经济发展合拍的消费能力。消费能力的弱化，也就必然导致市场的萎缩，使经济发展失去基础动力。因为，所谓经济发展是一个相互运动，并在运动过程中不断或同步、或稍迟滞的积增过程。迟滞时，时差不可过大，过大了就必然导致一连串社会问题。

至于自主创新问题，它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我之所以说是综合创新，因为，在政府与社会共同创新的过程中，既有思想文化、制度机制的创新，也有科学技术等等的创新。思想创新为社会发展、制度创新提供智力保障，而制度创新也必须围绕充分发挥智力和各种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由此可知，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自主创新，说到底就是个政治问题。人们对政治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也有各种各样的概念，但是我以为，所谓政治，就是一个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社会各阶层利益配置、自由民主等等平等的制度机制问题。一个国家或社会，能否构建完善而又全民平等的制度机制，是这个国家或社会能否形成价值目标共识、形成社会合力、形成自主创新动力机制的关键，同样也是这个国家或社会能否崛起、能否强大的关键。对于这些问题，有的知识分子不感兴趣，有人批评说这是知识分子缺位现象，我个人以为，知识分子并没有缺位，而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所指出的那样，有些大学教师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缺位的问题，其本质就是个知识分子良知缺位的问题。如果仅仅是知识分子缺位好办，但如果是知识分子良知缺位就不好办了。

有报道称，林毅夫先生说，北大必须走出“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研究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百多年来现代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的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思想体系和理论观点。岂至是北大需要这样，我以为，全社会一切有良的思索者都应该这样。这是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我曾经批评过林先生的比较优势理论，因为在我看来，所谓的比较优势，其本质是个选择劣势而不是选择优势的问题，但对于林先生这个新思考、新发现、新观点，我是赞同的，并且惊喜的发现，林先生正在做着走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努力。中国有中国的现实，如果无视中国的现实，而用西方的经济学观点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其结果如何事实已做出了令人悲观的结论：发展迅速，但又危机重重。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偏离了培育社会的消费能力。

没有社会较强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消费能力，就没有中国经济的真正发展。

二、中国如何提升消费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好理解，但消费能力就不太好理解了，因为，人们常常接触的是创新能力的说法，但对于消费能力就极少有提极了。不提极不等于不存在，只是存在于中国经济学的意识之外而已。所谓消费能力，简单的说就是吃得起、用得起、买得起的问题。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吃得起、用得起、买得起的问题与经济学无关，如果研究这个与经济学无关的问题，那他一定不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太没知识、没水平，不专家学者了。其实，在我看来，经济学必须解决的就是吃得起、用得起、买得起，解决了这个问题，再解决吃得好、用得好和买得好的问题，当然，解决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不是为少数人吃得好、用得好和买得好，经济发展就完事大吉了，而是解决全民的吃得好、用得好和买得好。

要吃得好、用得好、买得好就离不开收入，由此可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条件，没有收入就不可能有消费，也由此可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所谓的消费能力问题，其实解决的就是发展与收入的跟进提升问题。谈到收入问题，我就不能不想到美国为什么不时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为什么总是不失时机的朝民众退税？有人可能认为那是美国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采取的措施，我则以为，不论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还是朝国民退税，这些都与解决社会稳定有关，但不是关键问题，美国要解决的其实是个经济稳定发展的问题。由此可知，任何国家经济发层的动力一个是源自社会欲望对新生活和幸福感的追求，一个是消费能力，一个是政府和社会的综合创新能力。前者是原始动力，中者是经济发展的源头，后者是实现发展的综合路径。需要注意的是，超前消费能力，或者叫消费能力超过经济发展能力，就会使经济发展能力丧失殆尽，但如果仅仅具有发展能力，社会失去了消费能力或消费能力同发展能力差距过大，经济发展能力就会削弱。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个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能力矛盾和中国的综合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矛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宏观政策倾斜，微观政策的助推倾造成的，因此，消费能力和经济发展能力只能在宏观政策中寻求动态平衡，寻找到动态平衡的支撑点，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要寻找到宏观政策的动态平衡的支撑点，人们就必须解决这么个经济思想问题：消费能力是经济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而不单单是个公民平等权利和分配政策的问题，当然，公民的平等权利与分配政策直接决定了社会的消费能力问题。这个经济学思想问题不解决，中国公民平等权利和分配政策存在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综合创新能力就无法充分发挥出来。政府与社会的综合创新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中国要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更快更好的发展，难，难于上青天。

三、经济搏弈的核心是个经济发展动力和综合创新能力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中国只能解决好国内存在的问题，使之充分发挥出社会的综合潜在能力，中国才可能在国际经济搏弈中立足，才能在平等的规则下获得中国应该获得的利益。因为，经济搏弈的核心是个经济发展动力和综合创新能力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只有自己先做大了、做强了，综合创新能力强大了，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平等的竞争舞台。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听命于个别强国的发号施令不是中国的理性选择，更不是强国富民的路径，而是弱化的象征，中国的理性选择是：以平等、民主、有序的国际准则为武器，同强加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头上的不平等、不民主的霸权主义展开有效的斗争、抗争，争取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平等、民主权利，才可能获得国际利益平等的获得权。斗争和抗争的后盾，一方面是需要集合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一方面需要找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为这个动力之源创造有效、高效的动力机制，这才是中国经济应该选择的发展路径。

放弃斗争或抗争权，就是自愿躺倒了任强国踏在脚下。世界历史证明，自我弱化、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换不来友谊，更换不来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富裕和世界的尊重，事实上，倒是自强自重，理性斗争、合理抗争，才是获得平等权、民主权和利益权的有效途径。理性斗争是斗智，合理抗争是斗勇，中国人民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提升综合创新能力，同一切国家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行为斗智斗勇，捍卫国家要权和人民利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另外，中国必须坚持平等有益的开放才是真正的开放，有利于全国人民提升民主权利和利益的改革才是真正好的改革，这应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坚持这个基本原则，反对破坏或损害这个原则的一切行为，应该是中国公民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