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文化是人类惟一建立在自然理性而非神话传说基础上的文化形态，他没有彼岸和超人信仰是她先进性，而不是落后性的一面。当西方传教士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为中国人享受的快乐生活而吃惊——至少，我们应承认人类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的多样性！

（一）

“致命”、“缺陷”这两个概念是相对而言的。按照规定和指导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高法则——易经阴阳平衡法则——来说，中国主体文化可谓天衣无缝、完美无缺，并无任何缺陷，更无“致命缺陷”。但是对比中国人精神体系之外和之上的体系，则可明显看出塑造中国人精神体系的主体文化有着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以至我们一再规划和奋斗的理想状态无论过去、将来都难以实现。从“致命”这个危险的高度讲，中国主体文化有两个缺陷——

其一，缺乏超人信仰

人最重要的精神需求是爱和信仰，而信仰的客体只能是超人力量。要对超人力量产生信仰，必须与其沟通，唯有宗教能让人获得一种与超人力量沟通的渠道和境界，能让人更好地向超人力量表达和聆听它的旨意。我们所有不快乐和痛苦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信仰超人力量就是给我们在阳世的精神安个家，让我们在这个终结的归宿里相敬如宾、互助互爱，过一种平等、安全、幸福和快乐的生活。人是观念的动物，每个人都生活在说教中。理智的人生应选择一种或几种具有超人力量的说教来作为人生观，以资能够透彻地理解自己和自己所处身的世界，这样我们的精神才会不受伤害，我们的生活才会有条不紊、心安理得、幸福快乐。人类完美的精神生活需要完美的崇拜，一个人一旦远离信仰，其精神便会成为游离在阳间的孤魂，就会四处寻找敌人和仇恨，甚至极端的时候，生命意志的本能会使其想到自尽，想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归宿。

中国主体文化是一种渲染人生知识折腾的世俗文化，它要求和教导人们信仰、崇拜现世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及其思想体系；其实这样的信仰如能长久建立起来，对国家建设和公民生活应是非常实际和积极有效的。但这样的信仰和崇拜精神却难以在全民中树立起来，原因是现世的统治者始终是知识中人，而知识中人是不完美的。即使是最不透明的统治者，人们也会知道他的缺点和错误，而在民主政治观念中，不透明本身就是统治者最大的缺点之一，因此统治者及其主义横竖都不完美。最高统治者不像上帝、真主、佛祖和其他的神灵那样，可以不成为人类知识中的一员，而成为超人力量，任由先知们解释得有多完美就有多完美。

中国主体文化成功抚育了我们多数的文化人，历代帝王将相出自文人，如此保障了文化、政治传统血脉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罕见和珍贵的“知识精神”（非超人信仰）。但这种“知识精神”并没有在全民中树立起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崇高威望，除了董仲舒“统治”的短暂时期，它总是永远被讨论着、永远被弘扬和诋毁着。由于中国的主体文化和知识精神患有超人信仰的天生不育症，因此我们许多人的出生是非常贫困寒酸的，只享受了亲情之爱，没有沐浴到超人之爱。我们的出生没有“洗礼”，我们的文化没有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植入超人信仰，或者说只强制性地灌输了知识崇拜。知识是描述可感世界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是随着人的求知进程而变动无常的，因此知识崇拜的特点是：一旦人们增长或转移知识，就会用一种摧枯拉朽的新知识力量去打倒建立在旧知识基础上的信仰，容易使人成为思想混乱、精神不振、昏庸度日的消极或破坏分子。

第二，缺乏忏悔意识

我们不快乐的根源除了上述超人信仰的缺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懂得忏悔。缺乏忏悔意识和缺乏超人信仰是紧密相联的，忏悔是对超人力量悔过并请求宽恕，是信仰超人力量的表现。人作为世俗知识中人始终是有困惑、矛盾和错误的，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在疏导困惑、解决矛盾，同时也在不断犯错误。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陷阱，我们总会不断地掉进大大小小的陷阱中去，由于我们不懂得忏悔而只会自责和怨人，于是就有了痛苦、衰老、恐惧。超人的信仰解决困惑、矛盾不是让我们回避陷阱，或把陷阱填掉变成坦途，而是要我们忏悔。每一个忏悔者无论掉进多大多深的陷阱，都可以轻松爬起来重新做人，续走他再度幸福的人生之路。我们的主体文化缺少忏悔的主体意识，因此我们一般不会忏悔，也不原谅忏悔者。耶稣原谅了一个忏悔的妓女，使她成为其终生最忠实的信徒，佛祖也能超度有罪的人，使人立地成佛，还有什么人生的困惑和矛盾不可以解决呢？有了忏悔，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原谅有过错的人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自己快乐生活呢？但是四书五经培育的世俗民族，在灵魂深处和骨子里天然地缺乏忏悔动机。

（二）

中国主体文化缺乏超人信仰和忏悔意识是一种缺陷，这是相对于完美无缺的精神生活而言。为什么说这两个缺陷是致命的？因为这两个缺陷的存在，使我们参照世界、他国、未来体系而综合、期待和努力的理想状态难以实现——

其一，难以实现快乐人生

由于中国主体文化缺乏超人信仰，因此中国人一旦在世俗知识中失望，他就会全部失望；而一个基督教徒在世俗的亲友、政府、法律中失去全部希望，他依然会平静、快乐地生活，因为上帝没有抛弃他，他的内心深处和骨子里依然有超人力量的支撑。中国人绝望的境界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苍天、大地依然存在啊，可是他在人间的失望便延伸到对天地都不抱希望了；至于神灵这个层次，就更是望尘莫及。天地是神灵创造的，《圣经》开篇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即使天地不再生养我们，我们的不幸还可以诉求到神灵那里。天覆地载所有的人，阳光雨露照射滋润所有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失望呢？失望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相信天地、不相信神灵。

没有信仰、不能沟通与超人力量交流的人，是在超人力量植入体内的情爱、自尊、虚荣、面子、忌妒、憎恨、发泄、报复、自私、贪财、贪吃、贪生、怕死、好色、性欲等“折腾液”的作用下身不由己地折腾，要克制欲望、不做错事是极难办到的。先知们常说要宽恕没有信仰的人，要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杜绝“累犯不改”，那是违背天理逻辑的；而他那些“累改累犯”的事情，恰是他的人生内容，是超人力量植入体内的“折腾液”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他自身的过错。那么拥有超人信仰的人，他沟通与超人力量交流，获得超人的力量来规制自己，从而避免世俗的过错。由于我们缺乏超人信仰，便不能从灵魂深处忏悔和宽容他人，维持和谐人际关系只能依靠外在表面的“礼”，这样就造成了人格分裂，造成任何一个世俗的中国人都是两个人，最后造成符合易经阴阳平衡法则的和平与斗争交替进行的宿命历史。

其二，难以建立法治社会

中国不可能建成美国那样理想的法治和市场社会，除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成为基督教徒。美国式的法治和市场社会是宗教的产物，是沟通与超人力量交流的结晶。在西方法治文化中，法律和圣经一样神圣、法庭和教堂一样神圣、法官和神父一样神圣，法律、法庭、法官的渊源是宗教。西方社会是上帝统治下的天赋人权的市民社会，人与人平等，在人间不能制造神。中国的四书五经，它教给我们的社会管理方式是德治。德治的首要前提是在人间树立完美的道德主义者，人们不容许治人者犯道德上的错误；而治人者也以其德行优势高高在上管理和使唤众生，最后治人者就成了人间的“神”，所以中国社会的治理历来是实质为“人治”的“神治”。这个“神”不是造物主，而是世俗社会中拥有最高权力的“人”。

当代中国社会依然离不开“人治”和人间的“神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党和政府必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不断地树立领袖和英雄来让大家学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中国人不相信超人力量，而必须在人间打造一种强大的“人力”来统治和感化他们。中国民众需要领袖和英雄，中国民众不能一天没有领袖和英雄；如果没有领袖和英雄，中国民众便会六神无主、无法度日。例如最近南方发生的大面积雪灾，网民到处在呼喊领袖和英雄，媒体上活跃的也是被神话的抢险救灾的领袖和英雄，而丝毫看不到民众力量，看不到民间力量。民众恐惧没有神话似的领袖和英雄，胜过于害怕灾难本身；或者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最大的灾难就是没有领袖和英雄这些人间的“神”。中国人不管如何地努力建设法治社会，最终建立的只能是一种符合德治、人治（领袖治、英雄治）的表面“法治”社会。

宗教社会不一定是法治社会，但法治社会必定是宗教社会，因为法治信仰源于宗教信仰。制造人间的“神”、制造对人间“神”的崇拜，例如制造“毛主席”这个“神”、制造“毛主席语录”这个“教义”，能不能建立法治社会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信仰的本质是信仰超人力量。“毛主席”这个“神”终究是“人”，“毛主席语录”这个“教义”终究是“人话”，都是世俗知识中的人间力量。人间力量的最大特点是不完美，而这个不完美最终会被大众知晓。一旦人们知晓这个人间“神”的不完美，“就会用一种摧枯拉朽的新知识力量去打倒建立在旧知识基础上的信仰”，于是由极端的信仰走向极端的无信仰。维持人治的人间信仰随破随立、时立时破，超人信仰连影儿都没有，就遑论法治社会了。

其三，难以获得自然、社会的最终真理

宗教是迄今为止对世界最完美的解释，它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局限性的产物，可它却又是没有任何局限性的解释，是人类终极性求知的完美答案。例如《古兰经》中就充满了“万能”、“全能”、“至睿”、“至赦”、“全聪”、“全知”、“彻知”、“至大”、“至尊”、“永生”、“不灭”等完美至高的词语，其他著名教典也是如此。曾有一位科学家说过，科学之父是哲学，哲学之父是宗教。杨振宁教授也讲到，物理学研究到尽头是哲学，哲学研究到尽头是宗教。任何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解释，如果没有法律规则规定“程序时效”或者专制暴力为思想划定禁区，那么解释之路最终必然要延伸到宗教那里才是止境。任何文化走不到宗教这个“止境”，便不会寻到和含有自然、社会的“最终”整理。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对世界十分有限部分的解释，因此科学专家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知。一个没有信仰的普通人，在面对未知世界和无法把握的命运时会很失望。但科学专家并不泄气、失望，他相信自己不知道的那些科学部门能够解释自己所不知道的那一部分世界。可是当某一天在这些科学专家中诞生一位博学的集大成者，或者专家中的精英们集中起来开一个“会诊世界”的大会，结果他们就会发现，全部的“科学集成”并不能解释全部的世界，于是他们中的不懈追求者便要向哲学求助。但哲学并不是安排和操纵世界的超人力量，哲学不过是人类智慧的高级诡辩和思想自慰工具，它提供的只是一种人为复杂化、矛盾化且人为互相诋毁的观察方法，而不是解释世界的终结答案。那些思想的懒惰者们都在哲学的殿堂里乱糟糟、自作聪明地打群架、做游戏。只有少数与超人信仰有缘的天才会迈着矫健的步伐，静静地穿过哲学殿堂，沿着哲学指引的路，走到世界之外去，用心体察超人的宇宙力量，透彻地思考宇宙间的人生和社会问题。最后某一天，这些天才们读了宗教经典后猛然发现，原来历经漫漫求索路，结果全部精妙的答案都浓缩在这些超人力量让人类先知记录下来的伟大作品中。因此普通哲学家都是求知途中的半路瘸子，只有神学家才是站在通天大道尽头上的人。

科学具有互助协作的精神，能够携起手来共同解释世界，因为它不能各自独立地去解释全部的世界；而宗教与宗教之间是互相排斥的，因为任何一种宗教都能独自、完美、成熟地解释全部的世界。所以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只是一个孩子，而当他思考上帝时，就长大成熟了。一个民族的科学专家难以取得世界级的大成，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民族缺乏宗教世界观，不能走完“科学——哲学——宗教”这条完美的求索之路。

为什么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缺少世界名著，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作家都属于“唯物主义”者。伟大科学家培根说过，深邃的哲学思考把人导向唯心主义，肤浅的哲学思考把人引向唯物主义。中国世俗作家的作品充满了简单肤浅的“唯物”教条，没有打动和感化人心的超人力量。没有超人信仰和忏悔意识的作家、作品，永远不可能有感人至深和经久不息的潜在力量，因为缺乏能够沁入骨髓的终结真理。例如西方宗教文化培养的伟大思想家卢梭，可谓人类忏悔的典范和楷模。卢梭在人间巨著《忏悔录》中说：我在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展示在世人面前——只有我能这样做，我要把我那些别人看不到的内心暴露出来！卢梭大声呼吁：上帝啊，把我的无数同类召到我周围来吧，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丑恶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可鄙而羞愧，让他们每一个人也以同样的真诚把自己的内心呈现在你的面前，然后看有谁敢说：“我比卢梭要好！”将来，任何人读我的作品或考察我的为人时，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应该被掐死的坏人！

我读中国世俗作家三千年来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产生羞愧感，但读卢梭的著作却数年如一日地充满羞愧意识而感到无地自容，因为卢梭的作品揭示了人生的终结真理。卢梭揭示的终结真理，就像明心见性的禅宗一样，让我在求知路上五体投地般信服，而不可能再前进一步。世俗中国人的全部人生实践和学问，对比卢梭和禅宗都是倒退，离开终结真理越来越远。回顾自己过去三十年真假参半的成人经历，在卢梭的灵魂面前，我真的不敢说“我比卢梭要好”，也不敢隐瞒“自己确是一个应该被掐死的坏人！”

其四，“致命缺陷”的宿命存在

在文化上我对自己文化交流圈的人有一定影响，而我是中国主体文化最正宗的儿子，是中国主体文化地地道道的产物。我常常反思自己，总结我和中国文化的关系能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国主体文化的致命缺陷是一种宿命存在，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改变得了它。

我感觉自己能够感悟到超人力量的存在，但是有一种离异、背叛它的文化根性在体内活动，使自己趋向和着迷于世俗的折腾。卢梭认为没有可惜的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宽恕是一种了不起的美德，宽恕的前提是懂得忏悔。但是对比卢梭，我是个彻头彻尾虚伪的人，是个伪君子，不懂得忏悔，也不懂得宽恕；但我在骨子里不责备自己，因为我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国文化而不是我自己缺少忏悔和宽恕意识，永远不为自己的虚伪和狭隘感到羞耻。

外在的法治、宽容、礼仪之类“折腾技术”，世俗中国人是擅长折腾的，但藏在骨子里边的始终是德治、人治、关系一套。人大代表白天开会侃侃而谈立法、执法等问题，但是到了晚上还是要走亲访友、请客送礼拉关系，人际关系永远是最大的生产力。是不是立法越多、执法越严，就能建立法治社会呢？非也！禁止做某事的实体和程序法律越多，钻法律空子的专家和方法、技术也越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有法治，内有人治，这个宿命的逻辑可谓是“越法治越人治”。一部世俗中国史，永远是一部法治与人治较量而人治胜过法治的历史。法治胜过人治，是中国历史的宿命。

中国人无论如何地革新开放，都走不出世俗折腾和人治德治的宿命历史，这是四书五经尤其易经规定好的。“易经”的本义是“已经”，中国人的命运是被“易经”先验地“已经”好的。就像犹太人走遍天涯海角始终怀揣圣经一样，中国人走遍天涯海角也会始终怀揣四书五经。无论一个世俗中国人曾经多么猛烈地破坏传统文化，但是到他安享天年、叶落归根的时候，他的足迹依然要落到中国文化的土地上。那么人种变异会不会改变传统文化呢？我断定改变不了。即使中国人和外星人结婚生子——他生出的依然是四书五经的儿子——没有超人信仰，从世俗的生，折腾到世俗的死——这就是中国文化缺陷的致命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