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成“门”了。我围着门走了走，想看看杨帆怎么了。结果发现杨帆没怎么，他执行学校的纪律，执行的粗暴了，确有失当之处。不过事出有因，错不在一方。而且无论怎么算，好像也算不上大事。

算不上大事居然就成了大事。法大的同事萧瀚教授要和杨帆“不共戴天”，因为他的教学理想是让学生自由自在——学生逃课只说明老师没魅力。因为不共戴天，萧教授递上辞呈，讲了“最后一课”。我愿意相信萧君是个酷爱自由的性情中人（坦率地说，他的最后一课讲得很动人）；我也倾向于靠文化靠道德而不是靠管卡压培养下一代——文化在学校这样的文化机构再派不上用场，别处就更没希望了；我也乐见天下的老师大多“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别说研究生了，就是本科生有机会也应跟着先生“沐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但普遍的现实是，80后的大学生中子路颜渊的比例并不很高。那么靠“德治”或所谓“人格魅力”来春风化雨，恐怕就不能成为——而且也没成为过——唯一的教学管理方式。实行点名外加威吓的“法家路线”，虽不足称赏却可以理解，尤其是在嚷了多年“依法治国”的今天，在专门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大，在刚主张完“程序公正”的知识分子嘴皮底下。就算学生与老师是顾客和服务商的关系，是要自由的逃课（萧教授说逃课是自由的象征），还是要严厉的管教，恐怕也得听听学生家长的意见，因为是他们把一张一张攒下的钱或一家家借来的钱一次性交了学费。我不知道萧教授为什么非要上“最后一课”， 把自己弄得跟烈士似的，难道就因为别的同事没遵循他那说是也是、说非也非的教育理想么？不理想甚至反理想的老师学院路两侧人山人海，而且也不是这两年才冒出来的，萧教授眼里这么不揉沙子，怎么会等到今天才上“最后一课”呢？还有，法大的何副院长撰文赞美箫教授的有德而无法，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不知道他说这些是要干什么。

杨帆这件事一出，许多自由精英也随之而出。他们中有的我了解，在公私关系中混横混横的；有的真是拿写文章当上厕所了；有的在公共场所满嘴的男根女阴，跟嚼口香糖似的。这些人忽然对久违的“五讲四美”也就是“德治”表现出罕见的热忱，对没能“五讲四美”的“左棍”杨帆表示了齐刷刷的义愤。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修一座“杨帆门”。“杨帆门”的这些建设者大都属于“星期六义务劳动者”，但有的差不多已是专业泥瓦匠。无论业余还是专业，他们的对工程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具体个人具体个案的兴趣。杨帆的事就那么大，再热火朝天怕也修不成个德胜门。倒是泥瓦匠们憋足了的能量和干劲令人感叹。我不知道“杨帆门”落成之后，还会有些什么更宏伟的工程在等着他们。

我不知道今年等着我们的，会不会是一个多事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