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革命史中的一个辉煌的字眼，“争民主、争自由”的口号唤发出了几代人民变革现实的革命意志。然而，几经腥风血雨、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斗争的硝烟散去之后，人们才开始认真品评诸如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的真实含义。人民不要主自己当主可以吗？人不受约束地在社会自由所为可以吗？自己做主地自由所为就是人权吗？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作一番历史和语言工程地考证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对“民主”翻译问题做出过分析。他在《平民主义》一文中，认为西方的democrac y 应当翻译为“平民主义”，而翻译成“民主主义”——“则嫌他治意味过重，所能表示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狭了。”在中华民族传统的理性观念中，民主做“为民作主”解，俗传“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尚书。多方》“唯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民主，应包含人民和人主两个方面的内容：个人是精神作主，党派是魁首作主，社会是领导作主。西方的新“民主”观念，就没有这样多的思想内容：它们在政治上要求“民自作主”，在行为上要求个人随心所欲的自由，在目的上要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李大钊接着说：“现在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意思；因为“统治”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人为治者，以其余的人为被治者；一主治，一主被治；一主统治，一主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现代平民主义所许的。”追其宗旨：翻译成“民主主义”或“平民主义”的   democracy 的目的是要推翻社会的上下统治制度。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人民果真可以不要人官作主而自行作主吗？中国和世界所有的革命实践证明：不行！新的社会制度还得照样要产生领导与被领导、治与被治的官民上下关糸。与马克思的上下阶级斗争观念不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肯定：“只有‘下层’不愿照旧而‘上层’也不能照旧时，只有在这种时候，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列宁文选》第二卷第   749 页）这就又涉及了中华传统上义下利的道德规范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在 2500 年前就走过了夏、商、周的“君主”制，人民推翻周厉王后的“共和”制，和太子晋修义经后景王“公乃王”的公务制。现代科学和中国的古史证明：君主制、共和制和公务制，是人类在原始身族、母系家族、父系乡族、派系邦族、天下民族社会递进的三种社会治理模式，持有“身、家、乡、邦、天下”不同社会层次信仰的人，都可以在这三中模式中进行利益取向。中国有些人用外国账本定性中国历史，说中国以前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思想落后、生产力低下，社会领导人都是奴隶主贵族！说这样话的人，不是不知者就是灭祖者！世界上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奴隶主吗？有现代冶炼和研磨技术都难以复制“越王钊”的落后吗？有现代理论都难以超越的老子、孙子等理性境界的思想封建吗？有人均粮食占有量比近代人均粮食占有量还高的生力低下吗？说不清的历史问题，不要随声附和下结论，容易行成灭祖和误导后人之嫌。有人根据现存史料，断定中国的文化主轴是儒、释、道，把老子归为“道家”的创始人、孔子归为“儒家”的创始人、“释”是外传的佛教。说这样话的人，他们自己就不明白道、儒在中国文化中的真实含义！四五千年以前尧、舜、禹都论过道，难道他们就称不上“道家“吗？佛教是东汉初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信奉未经科学证实的超人“佛”；道教是东汉末创立的，信奉未经科学证实的超人“仙”，“道教”还把创教前   700 年的老子奉为教主。其实，这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并没有直接关糸。“儒教”确实是孔子亲手缔造的，因为此前“儒”只不过是为商周时代贵族服务的文化人而已。由为贵族服务的政客发展为自成体糸的儒教，应归功于孔子等人“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而黜《八索》”造成的传统道德失落。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原来的《史记》、《八索》根本不是现在《史记》和《周易》的样子，现在的《史记》和《周易》是经过孔子等对古史约修、赞黜后的作品。据汉《纬书》介绍：孔子将古传的3 2 4 0 篇古《尚书》删毁为 120篇，古籍因此丧失了 9 6 / 1 0 0 以上！据《孔子集语·六艺上》说：“仲尼，鲁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曰：‘子有圣志而无位’。孔子泣而曰：‘呜呼，天之命也！’叹讫而后息志、停读、礼止、史削。5 0 究易，作十翼，明也。”所以，他的后代西汉孔安国才总结他是“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而黜《八索》（可能是单氏的策命）”。不但如此，他还将周朝的“礼、乐、射、驭、书、数”六艺，篡改为他的“礼、乐、诗、书、易、春秋”《六经》。把射、驭、数的理性观念，葬身于诗情、算卦和战乱的感情观念中。他所谓的“中庸”，是让中国人在是非问题上搞中庸；所谓的“易”，是让中国人在关楗问题上搞变易，说到底，是让中国人失去传统的理性原则。难怪同代有人骂他是“巧伪人”，是“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的“盗丘”（见《庄子·盗跖》）。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落后很奇怪，不是从皇帝老子开始，而是从一个“乡校”教师孔子开始（民道革掉了官道的命）！那么，孔子是如何界入社会政介的呢？这得从周景王“铸无射（用钟文来‘宣布哲人令德’——老子文）”变法和单穆公军事政变说起。

    “公元前   550 年，《国语·太子晋谏》：“厉（周厉王）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吾朝夕警惧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未观夫前哲之令德……，害之道也。”太子晋因操劳过度早逝。周景王继承他父兄“修《义经》”的遗志，于公元前   521 年铸成了宣布哲人令德的“无射”钟，向世人公告中华《义经》——“公乃王”官道义制的起动！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帮派魁首的震怒。首先是坚持《周礼》的鲁国反对，《左传·昭公十八年》：“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必有多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不学！”——以意念决断‘不’偷换观念判断‘无’，对周景王和老聃继承发展的《无学》理论，进行了恶毒地歪曲和攻击。特别是周室单穆公的结党营私，公开反对景王的官道变法，《国语》：“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施为全社会），单穆公曰：不可！……，制度不可以出节！”诬蔑老子文“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慝之度！”硬把官道制度说成是民道制度的问题：“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攻击周景王金融改革“铸重币”和官道改革“铸无射”是“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紧接着，周景王和刘献公相继去世（很可能是暗杀！）。在晋、鲁等国的支持下，他实施了军事政变。政变中他杀了八个王子，把景王立的太子——王子朝和老聃驱逐到楚国避难。他从杀剩的王子中选了一个听话的丐立为周敬王，又从老子的弟子中挑了一个崇权不知权的孔子以复辟《周礼》。公元前   505 年单氏等派人适楚暗杀了王子朝以后，中华失治退步的界线就十分明朗了。那么，孔子是如何介入社会政界的呢？这得从孔子“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说起。

       公元前   535 年，《左传·昭公七年》：“秋八月，卫襄公卒……。王使成简公如卫吊。”又说鲁“孟僖子病，不能相礼……。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孔子当年1 7 岁，因孟僖子有病故推荐他去卫国领葬，“从老聃助葬于巷党”一事当在这一年。这一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去世，《庄子·盗跖》：“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也是在这一年。因为，孔子在国内是不会“不见母”的，在此以后，又不存在“见母”的问题，而此前孔子又从没离开过鲁国。可以肯定：导致“孔子不见母”的“巷党”助祭活动，不在鲁国。有人说是在京师洛邑，可这一年周室并没有重要人物去世。惟一可能的，就是周室的康叔之后——卫国国君卫襄公去世。1 1 月鲁季武子去世，孔子忙完了季武子葬礼又去参加“十二月癸亥，葬卫襄公。”的葬礼。现在，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一、“王使成简公”与老子的关系；二、孔子所谓“巷党”的真实含义。  

    据《左传》和《史记》记载，周公代政时封周成王的小叔叔季载为司空，封土为聃国，平王时东迁至粱甫（今开封中牟一带），现开封县尚存“老丘”遗址，老聃就是这一事实的继承人，因此君称老聃或老君。又因为老聃是成王族人的领袖，故，被族人立为成简公。这样，《左传》“王使成简公如卫吊”和《礼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就是一回事了，这是其一。其二、公元前   530 年《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成（周成王）、景（周景王）之族赂刘献公，丙申杀甘悼公……。于市及：宫劈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其中“于市及”的监斩官老阳子是老子的本名，老子姓老名阳子，周成王族人。因此，他的管家人扬朱才职称阳子居、学称阳生。“李耳”是西汉独尊文化对成王族老阳子族祖“聃季”二字的各去一半的贬义倒称，以示其“绝其道”的决心，没有先汉依据。老子是成简公，事出有因。公元前   535 年1 2 月 2 3日，17岁的孔丘随37岁左右的成简公老阳子到卫国都城帝丘（今濮阳），主持了“巷党”的卫襄公葬礼。从此，老子收孔子为弟子，称孔子为“吾子（见《庄子·天运》）。

    说清“巷党”助祭一事，涉及一桩“日蚀”悬案。《礼记·曾子问》：“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到墓道画日处），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有尸棺）就道右，止哭以听便！既明（点亮灯），反，而后行（退行）——曰礼也！”对于这段话的理解众说纷纭，留下了“孔子不知日食何时结束”的传说。究其原因，是断句和辞义的理解问题，关键是对“及堩日有食之”六字的理解断句。堩（音更，墓道），《仪礼·既夕礼》：“唯君命止柩于堩，其余则否。”人们在墓道“堩”中不可能见到真日蚀，只能见到当年四月初一日蚀的绘画，因此，称为“堩日”。为了消除日食丧君的影响，老聃带领孔子实行了君命“既夕礼”，以达到“其余则否”的精神目的。另外，对“巷党”一辞的理解，也历无定论，大多按地名解释。这些“解释”忽视了《论语·先进》、《庄子·齐物论》提示的文学和言语、名和言的严肃语言规范。“巷党”属于文学与名的称谓，《说文解字》：巷，古文“言在邑中所共，《尔雅》作衖，宫中衖谓之壸（音困·王宫中的巷）”。列子和庄子文中的“壶（壸）丘子”老商就是老子的师长和父亲。所谓的巷党，应当是共邑的党、共行的党，应当是共邑共行的王族“壸丘子林”的政党。卫襄公是王族，当然也是王室巷党“壸丘子林”的主要成员，孔子说的“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意在一个“从”字，他本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老子的“巷党”与“单氏取周”的“朋党”不可同德而语：“巷党”是由共求公“公乃王”的主权责任党，而“朋党”则是由共求私“朋党比周以事其君”的属权在野党。由共求公的事业是社会的进步改革，由共求私的事业是社会的反动复辟。单穆公政变和孔子“尊周（礼）”就是对中国“厉始革典”以来 320多年“共和”义治的反动礼治复辟。这段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一直是“独尊”文化——儒释道主轴论信徒的隐匿问题，为此，他们昧良心地删掉了孔子从17岁到34 岁求学老子的史实。为了自圆其说，他们还硬是把《左传·昭公七年》“助葬”的事拿到昭公二十四年来说。因为，这一年有日食！还硬是把“单氏取周”说成是“王子朝之乱”！中国两千多年退步的历史，大约就是这样写成的吧？

    中国近代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这一时期，相当于春秋繁荣到战国祸乱的历史转折时期。《韩非子·说疑》：“周单荼（单穆公）、燕子（刘狄）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而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侵下以谋上。”又说：“单氏取周……人臣之弑君者也。奸臣闻此蹶然举耳，以为是也。”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历史书仍把“单氏取周”说成是“王子朝之乱”，真可谓是货真价实的“奸臣以为是”的逻辑！这个“逻辑”的特点，就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欺上瞒下：以民道的“仁义”偷换官道的“道义”——为官场营私舞弊制造政治根据；以意向的决断“不”偷换观念判断“无”——为打击科学观念为愚民弄权制造思想根据。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这个“退步”现象有增无减，董仲舒用今文概念偷换古文概念，为进一步扭曲中华文化传统制造了制度根据。如，在汉字体系中就说不清周字体系中的义与仁、无与不、知与智、御与驭、射与“身矢”、数与术、理与礼、上义与下利、老子“公乃王”与孔子“一贯三王”、老子“天下贵”与孔子“天下归仁”、古《八索》与新《周易》、古《史记》与新《春秋》……。中华民族自古传下来的“上义下利地官为民作主”的民主传统，到这里也就彻底改变了性质。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自古就萌发了上义下利的官道义经令德规范：《尧典》“格于上下，克明俊德。”；《舜典》“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大禹谋》“反道败德——君子（官）在野小人在位。”；《商书》“居上克明，为下克忠。”；《周书》“上下勤恤……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及至周灵王时，产生了规范义经令德的社会需要，太子晋对师旷说“立义治律，万物皆作”。《国语·太子晋谏》表达了这个意向：“厉（周厉王时）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皆亡王之为也。上下仪之无所比度，王其图之？夫，事大不成象，小不成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则，方非时动，而作之者必不节矣！作又不节，害之道也。”太子晋谏说明，自公元前   8 4 1 年“共和”《民之宪言》革典的   2 9 2 年以来，官道制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公元前   5 3 6 年子产在郑国成功地创造了世界首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士无尺籍（军令）”的社会制度说明：实行天下（包括自然、精神和社会）的官道义经变法已势在必行。那么，怎样才能使天下大从象（有理想）、小从文（有章程），上有权威、下有原则、中有法则呢？这不是靠残酷战争或狡滑政治所能解决的。它需要诚实、全面、正确地总结中国从古到今的治理经验，需要了解从古到今的科学与工程、知识与技能状态，需要发掘整理被人为“约修赞黜”和“绝其道”的珍贵历史经验。真正的龙的精神和中国逻辑，都有待于这些问题的真正地解决。可以肯定，公元前   5 5 0 年《太子晋谏》明确地总结了中国传统逻辑纲领，前   3 6 9 年子产实践了这个纲领，前5 2 1 年周景王的《铸无射》全面深刻地规范了这个逻辑。“铸无射”并不是铸造射箭的钟，古写射箭的射字是“身矢”，“身寸”指的是心射——认识和猜度的射的。按《国语》伶州鸠的说法：“铸无射”是向世界“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的官治器物。这个器物与宗教信仰不同，它是直接对官民行为的射的，是集古传上义下利民主道德传统的大成。太子晋实际已经初步完成了这项工作，两点可以证明：一、《周书》（被孔子删除但被别人保存下来的《逸周书》）中说晋国怕太子晋继位后对“晋候尚力，侵我王略”进行报复，便派叔誉和师旷到京师同太子晋辩论。叔誉“五称而五穷，逡巡而退”，而师旷又败此，只好“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二、老子文4 1 章：“故《建言》有之”的《建言》，应是太子晋修义经的《建言》，因为老子文就是周景王修的《义经》、下的《令德》！《建言》和《令德》——“老子文”是周灵王和周景王时代承前启后的官道改革成果。《文子·道德》：“老子曰：河（黄河，周的发祥地）出图（公务制意图），洛（洛邑，周景王变法）出书（太子晋修《义经》、景王赐老子撰《周书》）。”是对“周朝大义”的历史定位。其它对“河图洛书”的解释，均系后儒和宗教对前史的不知和歪曲。

    唐玄宗改定老子文为《道德经》，依据其2550年前《太子晋谏》的主张，老子文应是周景王对“厉始革典……民之宪言”   317 年以来、十四个王的社会治理经验总结。“铸无射“并不是铸造射箭的钟，而是《国语》：“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原来，《铸无射》是周景王宣布哲人令德的器物，是对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射的，是集中华上义下利民主传统大成的宪章   。《义经》——老子文自始至终贯穿了上述深刻的理性宗旨：一、“道，可道（导），非恒道；名，可名（命），非常名。”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理性绝唱！它说明中国理性早在2 5 0 0 多年以前，就明确区分了规律（道）和逻辑（导）的“自无起有”的理性关系，早就明确了认识（度）与造意（命）的自无起有的灵性关系。这些科学概括，甚至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包括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个含混不清的问题。二、“身、家、乡、邦、天下”是老子文中概括的由身族到母系家族、到父系宗族、到派系邦族，直到全民天下社会的社会发展史，这个概括已经经过现代科学研究证实，但，至今在西方的理性世界（包括马克思主义）中还没有形成明白统一的理性认识。如，马克思主义就把它分成非主义与主义混称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三、“知其雄守其雌”的服业应“味无味”、“知其白守其黑”的企业应“为无为”、“知其荣守其辱”的事业应“事无事”——是老子概括的社会整体分工的职业精神（“无”作“为用”地“自无起有”解）。知荣（理想目的）守辱（现实问题）的事业精神实施的是“公乃王”，知白（社会制度）守黑（团邦私利）的企业精神实施的是共乃王，知雄（刚取行为）守雌（柔交行为）实施的是私乃王。老子说这三种精神不能相互取代，是“大制无革”。这些，在西方学术界和理性观念中简直就是一个空白……。四、中华民族自古在社会生活中培植起来的上下理性传统，根深柢固，老子文说：“上德不德，是以有（“为利”的）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为用”的）德。上德无为（“为用”施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为利”原由施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为用”原由施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为利”原由施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关于上述概念：“为利”、“为用”是有和无的定义，见老子文1 1 章；“德”依韩非子“德者内也，得者外也”解，指作人的原则；“道”即是现今说的规律，古文道导通假，在“导”义上是指古称的“驭”和“齐辑”或现今称谓的“逻辑”。对于上述原则，老子说：“上下异道，易，治即乱。”在《庄子·天运》中说：“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没有怨、取、谏、生，下不能通上；没有恩、与、教、杀，上不能通下。上下通，事业兴。因此“君子惧失义，小人惧人利。观其所惧，祸福移矣。”古人说的君子和小人就是现代人说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当领导的要重义，否则被领导就不拥护他；当被领导的要重利，否则领导就要愚弄他。每个人、每家人、每族人、每代人在人生的旅途上，都要扮演领导与被领导的双重角色：对上级、长辈和前人，自己是被领导人，对下级、晚辈和后人自己又是个领导人；对上、长、前人自己是当然的重利者，对下、晚、后人自己是当然的重义者；对上、长、前人负责是为了继承，对下、晚、后人负责是为了发展。上下道不同、谋不同，上为阳下为阴，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对立统一关系。“以为和”的统一与“一贯三，王也”的统一不能同属而语，“上、下”是社会治理的本质，“王”则是这个本质的现象，不能反映本质的现象都是假象，孔子不懂这些道理。老子在《文子》中阐述的：“原天命”是为物主义的观念论，“治心术”是为用主义的意念论，“理好憎”是为慈主义革命论，“适性情”是为俭主义修养论。老子文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争取实现“为民作主”公务制世界的思想武器。老子论述的“天下贵”主义应包括现今的社会、自然和精神主义的全部内容，其距离都在正确地破译和理解中。试问，西方民主的理性（包括马克思主义）能有这样丰富的内含吗？孔子的思想体系能说清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吗？没有丰富内含、不解决实际问题、“莫得安其性命之情”的理性体系，能称得上基础和主轴吗？)

    孔子等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影响很大，一个鲁国的“乡校”教师，何以能越居乡界而操纵天下的精神取向？如上所述，除得益于孟僖子推荐、老子教导，主要是他在“单氏取周”的动乱中背叛了老子的事业，受到单穆公等人的垂青，否则他哪里有钱“周游列国”、自建庄园哪。庄子文对这些记述的很多：如在《庄子·天运》中孔子和子贡等用“仁义”策反老子背叛景王道义事业，老子说他们“使天下无，失其朴”；在《庄子·大宗师》中孔子承认他的“世俗之礼”与老子的“无为之业”的对立；在《庄子·天道》中要老子把他的《十三经》著述藏入王室被老子拒绝，老子说他是“乱人之性”！；在《庄子·天运》中要用他的《六经》篡改周室《六艺》，老子说“今子之言犹迹也”；在《庄子·天运》中他把理论归结为“度数（逻辑）”和“阴阳（辩证法）”，老子说“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才是“正之器”，老子说他们的主张是“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孔子的理论行为受到同代正义人们的谴责，楚狂接舆说他美得像“凤”鸟一样造成“德之衰”，鲁盗跖骂他是“鲁国之巧伪人孔丘”是“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的“盗丘”，因此“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真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势。在对待中华上下政治道德上，孔子同单穆公“亲下以谋上”一样，在《庄子·大宗师》中主张“修上而趋下”。一个要对景王政权“谋上”，一个要对景王令德“修上”，真可谓是一丘之貉！不过孔子比单氏还多了一手，《韩非子·外储》：“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这样，孔子在左兜里装上了政治“修上”，右兜里又装上了俗礼“谄上”，左右开攻地向中华民族上下政治传统发难。他没学过数理化，就删除了《六艺》中的“射、驭、数”而补以“诗、易、春秋”；他不知道治理社会经验的重要，就妄自“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而黜八索。”据汉《纬书》介绍他把3 2 4 0 篇古《史记》“约”掉了3 1 2 0 篇，使后人对前史望尘莫及，让后人只会算卦不懂数理化！贪天理，国法，人情。孔子用“人情”偷换“天理”，是以下犯上。2 5 0 0 多年前，他在“单氏取周”的药店里，给中国人民开了一付“毁道德以为仁义”的毒方，汉武帝用“独尊儒术”药引给中国人民煎服后，使中国两千多年陷于不能自拔的麻木境地。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尚有怜之者，死于理，谁复怜之？”中国两千多年来，死于理者可太多了！礼教、易教、外来的和自创的宗教、东西方民主的错位等等，岂止“后儒”一家以理杀人？那些否定《无学》不尊重社会上下传统的人，那些迷惑于孔子说教而不想求解于本质实事的人，那些忙乱于现实应变不想求解民族进步传统理想的人，那些贪恋于邦私继续扼杀“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主流精神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以理杀人者！中国人要尽快对“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的“患抑固窭”自悟起来，把造成这一后果的单氏、孔子、汉武帝等等，统统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耻辱柱上。现代的中国人很幸运，从太平天国到现在的民道革命成果，为继承“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回复中华官道民主、民道自由的传统创造了社会条件。可以说，实现“天下大治”已为期不远。

    作人的属性，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都有相通的思想感情。但，怎样作人，中国人同外国人就不尽一致，甚至中国各民族间也存在着差距，它取决于本民族的传统和取向。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在五千年的发展中，民族间通融磨合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共体，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以象形会意为基础的民族理性文字，如同古化石一样心系中华民族的根，它甚至在日本、韩国这样东方拼音文字的国度中也起着概念定性的作用。尊老携幼、尊夫携妇、尊官携民、尊上携下的意向，经过孔子等两千四百多年“亲下谋上”、“使民谄上”的指染，至今仍光彩夺目，就是一个明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官民体验了共同的欢喜与忧伤、幸福与磨难，毛**去世后又产生了共同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正在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向实际生活。短短十几年的巨变，难道不是邓小平恢复中华上义下利“为民作主”的古传统的体现吗？继续“亲下以谋上”哪里会有“改革开放”！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与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接轨和与先进的国际生活秩序接轨的问题。本文认为，与国际生活接轨要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接轨要体现尧舜禹到太子晋“立义治律”，要体现“汤、武革命”、“民之宪言”、“子产变法”、“景王铸无射”、孙中山“天下为公”和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革命精神。同时，要坚决抛弃共鲧“壅防百川；有虞、有崇”、“桀纣暴虐”、周公“予仁若考”、“单氏取周”、孔子“约修赞黜”、汉武帝“独尊儒术”和现代的“国有民穷”。这样的中国精神，能自信不自负，能自然不自残，能“知大己而小天下”不会知小己而惑天命。

    西方的民主就没有中华民主的丰富内容和复杂的历史背景。李大钊接着分析：“民治主义，与 democracy的语源实相符合。按希腊语 demos义与人民(people)相当kratia义与“统治”（rule or government ）相当；demo kratia ，即是 democracy ，义与“民治”相当……。惟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学者用之，诠义尚各不同。到如亚氏分政体为三种：一、君主政治（monachy ），二、贵族政治（aristocracy ），三、民主政治（ polity ）。此三种政体又各有其变体：君主政治的变体，为暴君政治（ tranny ）；贵族政治的变体，为寡头政治（otigaychy ）；民主政治的变体，为暴民政治。democrecy 是亚氏诠释，democrecy 不释为民主政治，而释为暴民政治；亚氏表明民主政治，不用 democrecy ，而用polity 。包莱表士氏（ polybios ）则又是用democrecy 一语，以当亚氏的 polity 。后来地用日久，终以表示“民治”的意义……。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的意思。”这就是说，被中文译为“民主”的西方民主democrecy ，最初为暴民主义，后为民治主义，现在则为不含上下统治意思的个人自由民主的政治名词。把民主混同自由就失去了上下道德约束，世界没有上下制约行吗？西方理性告诉人们：行！问题是要加强社会法制建设，这样，一方为个人的民主自由，一方为社会的法律干涉，这便形成了西方社会丰富的生活色彩；东方的理性告诉人们：不行！上义下利，天经地义！社会失去了义的制约，利就是一匹放纵无度的野兽，虽然有法律鞭子的训教，也会造成真正人性的泯灭。因为，法律只能法律后果不能法律原因，经济只能经济利益不能经济道德。西方的“哲学王”不食人间烟火，有上无下，流于想象；中国的哲学王是人间的圣人，上下兼容，导道自然。西方的“自由”往往流于因由无度，其哲理混淆天然与自然的界限，视天然为有灵有自，视大天然为大自然。而中国传统的“自然”却体现了人类自己知行的必然，其“自由”有明确目的，视天然为本然。老子文希望“百姓皆曰：我自然。”相比之下，还是中国自己然的自由——“自然”观念精当！有人说：谬论重复一百遍就变成了真理。但，不论怎样说，谬论还是谬论!但，需要证明，需要认同。对待“谬论”也要有分析：有的谬论出于警示和享乐，比如童话幻想故事、相声小品喜剧，它们能引导人们在谬论中体味正义感和真理的力量，人们呢，是情愿受骗；有的谬论是专为进取者编造的精神寄托，如宏观的宿命论、报应论，操行的唯心论、唯物论，求利的资本主义、才能主义和机会主义，等等，人们是在追求中受骗；还有就是君主专制和强盗的掠夺逻辑，他们用兽性的吞并取代人性的关爱。但，“单氏取周”的欺骗却是一场强盗的历史欺骗，它颠倒上下混淆仁义道德，使先周成了断代史！人和社会原本发展自然，智巧者编出了专论和主义，这就给社会赋予了精神专制的意义。难道，现代西方的资本个人主义，中国的社会机会主义的失败教训还少吗？中国两千多年的被动落后还不够吗？还不愿意接受教训吗？可悲的中国人，用“家”而不是用历史真实领悟世界，是当今精神改革开放的一个顽症！可以说，清除蛀虫林木才自然；弘扬先周传统中国才真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