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大清的所有军队一触即溃，于是，晚清时代，从皇宫到民间产生了一大批希望通过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人。在宫廷中一时这种思想占据了上风，但是无论作为皇帝、贵族，还是官僚队伍，都不愿意抛弃大清正统而全面师夷，结果就产生了一种叫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贯穿整个“洋务运动”甚至一直到“五·四”前夕，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西化，这次西化的指导思想就“西学为用”，也就是只学习西方的技术，甚至有段时间更狭隘到只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企图只发展军事技术就达到强国的目的。

第二次大规模的西化是在“五·四”时开始，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皇权的消失，“中学为体”的思想失去了附着物，于是“五·四”时期的西化是比较全面和比较彻底的，代表科技的赛先生和代表本体的德先生都被介绍到中国来，民国政府制订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宪法和一整套政治制度。但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并非是只凭一场运动就能消除的，虽然五四时期提出了许多极端口号表达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中愚昧、落后的内容的强烈反感，但是传统的延续性、其合理的内核，往往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在这方面，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其道德传统都具有共通之处。“五·四”之后，随着运动本身的冷却，传统思想又开始复古，与西方文化开始进行理性相溶阶段。这是一个正常的、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的过程。如果没有后来多年的内战，我想这种溶合一定是在上个世纪中期就能完成的。中国在那个时候正好踏上战后那一波发展机遇的节奏，与日本等国一样，在六十年代后期成为世界强国。

第三次大规模的西化与前两次迥然不同。前两次西化基本都是西方的主流社会价值，无论是科技还是政治道德思想，都是西方社会的精华，是对西方的繁荣和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的。而中国的第三次西化，则是由政权的更替，在1949年进行了一次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极度彻底的单一西化，从指导思想到社会政治制度，全部进行了更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从来没有产生过重要影响，只是对局部地区、少数人群产生过些影响，这种思想后来在俄罗斯产生了重大作用，改变了那个国家的一切。中国效法俄罗斯，从此全国人只学习一个人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这种在西方属于末流的思想，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东方大国的统治思想，它是由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所促成，而不具有必然性。这次西化走的是一条更加极端和偏激的路子，它似乎与两千年前秦汉时代的统治水平和统治手法相当，都是采用独尊、罢黜的方法，只是在程度上更加剧烈。

第四次大规模的西化产生于文革之后的1980年代，发展并渐趋成熟于21世纪初。当人们发现，几十年过去，西方的精华和主流被我们忽略的时候，产生了一种悔悟的感觉。于是这个时代的思想解放是强烈的。许多西方的、包括中国古典的东西，在被封闭了几十年后，统统都展现出来。我想，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虽然并不成熟，却是非常健康的，因为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经典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当初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全部呈现在国人面前，国人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全国所有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民间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人类文化的精华。这期间，又出现了数次反复，但是最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民主的思想、宪政的政治方式最终被从民间到官方（官方是隐性接受）广泛接受，法治的呼声更加高涨，中国的各项法律制度，虽然历尽艰难，并且在带有复古倾向的儒教旨主义者的阻挠下，逐渐地开始与真正的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靠拢、对接。

我们看到，这次西化推动的主体是民间力量，这一点与“五·四”相同。两次由官方和强权主导的西化，虽然内容不同，却都彻底失败了。而由民间主导的两次西化，都走向了成功。或许这也可套用一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做一个略显滑稽的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