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谐”秩序的理想追求

社会和谐，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不过，在不同的生产力与物质水平条件下，和谐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内涵具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和谐社会的追求是历史的、动态的，试图找到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和谐问题的静态和谐社会模式是不现实的。文化轴心时代形成的经典和谐社会思想，对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资源。

中国传统的经典和谐社会理想在《礼记》“礼运”篇中得到充分而完整的反映。《礼记》“礼运”篇设计了两种不同的和谐社会。一种是具有最高理想色彩、“大道”得到推行但暂时无法期及的“大同之世”，另一种是具有现实可能性，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理想社会——“小康之世”。“大同之世”是在人类物质财富充盈、道德十分完美、精神境界无比高尚的条件下的一种和谐社会。其社会形式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小康之世”则是在全社会物质未充盈，道德不理想、精神境界较低的情况下的一种和谐社会追求。具体形式为：“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小康之世”符合儒家“道不远人”之意。

孔子主张“协和人我”，向往“君子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君子社会。孟子希望建设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必使老百姓有自己的财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具体方案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豕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毋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荀子主张满足人生正当的物质欲望，但要以礼节制非正当的欲望，“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而“礼”则能“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人与人“和”，“和则一，一则多力”。

《中庸》对实现“天下国家大顺”进行了充分的探讨。提出“致中和”以达“万物大顺”、“天下大顺”的思想。《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把“天下国家大顺”的具体景象描述为：“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中庸》进一步提出统治者实现“天下国家大顺”的九种办法：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九种办法的具体实施细则为：“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坚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并预期其效果：“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天下国家大顺”对统治者的要求是：“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奇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尚书》也构建了一个个人、九族、百姓、万邦和谐发展的理想社会：“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墨子反对“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热情地期待“诸侯相爱”、“家主相爱”、“人与人相爱”，认为这样一来，“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于是，“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则“天下治”。

道家主张以政治上的“无为”来达至和谐。老庄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小国寡民”视为真正和谐的“至德乐土”。那里有用不完的物质产品，珍重人的生命，没有战争，风俗纯朴，人民安居乐业。他们反对以“兵”强天下，“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要求统治者节制欲望，“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特别提出“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的国际关系指导原则，指出大国统治者不能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而应该谦顺地对待小国与弱国，这样才能达到天下太平。

法家提倡以“法治”求“大治”，认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韩非具体表述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这些在文化轴心时代形成的关于天下国家和谐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对我国政策与制度的形成与演化、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社会理想与现实，都发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我们的社会理想期待一直表现为：政治方面的“政通人和”；经济方面的“重农”、“和气生财”；民族关系与国际关系方面的“协和万邦”；家庭关系方面的“家和万事兴”。我们对和平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追求，“宁为太平犬，莫做乱离人”是也。

二、“和谐”秩序的政策表达

和谐的社会秩序不仅是古人的政治理想，在政策层次上也有相当的表达。“一统垂裳”、“无为而治”、“礼义兴行”、“四海安静”被视为和谐社会的政策理想。大凡一个时间延续较长的朝代，在其前期，政府往往提倡“修养生息”，爱惜民力、保证生产时间。具体而言，经济与劳力征用政策为“轻徭薄赋”；法律政策为“省刑罚”、“法设而民不犯”；用人政策为“忠贤布职”；社会教化与保障政策为“崇敬让”、“孝治”，使整个社会达到“君臣同心，上下和洽，海内康平”，“群生和乐，方外蒙泽”。由此，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持续发展而日趋繁荣，社会比较稳定。民族关系向往“和同为一家”，主张“无相侵暴”，“无相寇雠”，对少数民族采取“羁縻”与“怀柔”政策。经济方面，有“互市”；政治方面，有“封贡”与“和亲”；文化方面，有“化俗”。唐太宗甚至因采取较为少数民族所心服的民族政策而被“西北君长”上号为“天可汗”。对外政策理想为“天下一家”、“无间彼此”。这种理想在明成祖永乐十七年（1419） 给暹罗国王的敕文中有生动的表达：“君主华夷，体天地好生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具体来说，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既有“厚往薄来”（朝贡国以微薄之物表示对中国的敬意，而中国方面予以丰厚的赏赐）官方正贡贸易，又有“许与开市”的附贡贸易与自由贸易，以达“君主华夷”（中国主导国际秩序）、“怀柔远人”的政策效果；对外政治关系则主张由中国皇帝“御临万方”，外国则“敬天事大”（这里的“天”与“大”指的是中国与中国皇帝），国际间“无相侵越”。对外文化关系方面，主要体现为中国把先进的中华文明向外传播，即“传播声教”（传播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与优秀文化），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中国当然也乐意吸收外国的优秀文明成果作为发展繁荣的营养，以“有容乃大”。

自中国第一个大统一王朝秦朝开始，统治者就执著于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与塑造。虽然秦朝二世而亡，被称为“暴秦”，但其期望社会和谐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却不能说没有。据云梦秦简记载，秦朝把和谐的君臣父子关系设想为：“君怀臣忠，父慈子孝”。秦简“为吏之道”篇要求官吏“宽裕忠信，和平毋怨”、“慈下毋凌”、“恭敬多让，宽以治之”，以期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中国古代公认的比较和谐的社会统治为西汉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东汉的“光武中兴”、“明章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明代的“洪武之治”、“洪宣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特别是“开元盛世”与“康乾盛世”，往往被史家誉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两大“盛世”。统治者中，则汉文帝、唐太宗、明太祖、清圣祖等为数有限的几人得到推崇。

西汉前期奉行“黄老之治”，即“无为政治”，具体表现就是汉武帝以前长期实施的修养生息政策。汉文帝在政策方面特别提倡“孝悌”与“力田”，在用人方面，重视“三老”和“廉吏”，他说，“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他自己也身为天下表率，时时以人事失和警戒自己，自陈“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因此，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曾经想要建造露台，召见工匠计算造价，需要花费百金。汉文帝说：“百金相当于中等老百姓十家的财产总和，我住在先帝宫室，常感到问心有愧，为什么还要再建露台呢？”汉文帝本人生活朴素为天下表率。他宠爱的慎夫人，衣服也不能长得拖到地上。宫廷内的帏帐上没有文绣。汉文帝对鳏、寡、孤、独、穷困的人们的生活比较关心。他曾经向着万木争荣的春天对大臣们发出感叹：“春暖花开，万物争长，然而，我们的老百姓——鳏、寡、孤、独、穷苦的人却有人陷于困境，甚至挣扎在死亡线上，我感到深深的忧虑啊，大家讨论一个赈贷的办法吧”，又说，“老年人没有衣帛穿不暖，没有肉吃不饱”。于是，下令全国，“年纪在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赐米每人每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年纪在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加赐帛每人二匹，絮每人三斤”。汉宣帝不仅提倡“导民以孝”。也非常关心鳏、寡、孤、独、高年、贫困的人们，下令政府借出公田，贷种子、粮食给这些人。并加赐鳏、寡、孤、独、老年人衣帛。汉宣帝也要求司法严格、审慎，不冤屈好人，充分尊重人的生活与生命权利。他强调道，“法律刑狱，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与生命，目的是禁暴止邪，养育群生。如果我们的官吏能够做到依法办事，使违法的人不产生怨恨，被依法处死的人不感到冤枉，那么可谓好的官吏了。”

唐朝前期从唐太宗到唐玄宗推行了较长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各种法律制度也较规为范与健全，因此，唐朝成为中国古代盛世繁荣的典型。唐太宗甚至关心起老百姓的婚配问题，据《新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元年，“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者没有配偶的，由州县政府以礼为他们聘娶；因家庭贫困而没有经济能力婚配者，乡里的富人以及亲戚共同出资操办。”当然，唐太宗的好心可能出于急切增加人口，发展经济的社会需要，但客观上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自陈其政策的根本点是“把老百姓看做自己的孩子”，即所谓“子育黎元”。政策模式为：“内修睦亲，以叙九族；外协庶政，以济兆人。勋戚加优厚之恩，兄弟尽友于之至。务崇敦本，克慎明德。”史家也认为，当时统治者能够做到“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由此形成的政治局面是，“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结果，唐朝进入“太平盛世”，物质财富得到充分积累，文化空前繁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边境长时期比较安定，大一统国家得到巩固，即所谓“烽燧不惊，华戎同轨”。整个社会比较协调祥和。可惜，同一个唐玄宗，其政策并没有一以贯之，而终致“天宝之乱”，使空前强大的唐朝极盛而衰，盛世如昙花一现，再无踪影。

明朝从太祖到宣宗，是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相对繁荣，国力强盛的时期。这与明太祖开启的“休养安息”政策是分不开的。他虽然以重典治国、严刑峻法而著称，但对待老百姓还是非常宽厚与注意和谐的。在明朝一建立，他就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宣示官吏要让老百姓“休养安息”，官吏本人则要“廉洁奉公”，他说，“天下刚刚安定，老百姓财产与劳力都很缺乏，要进行休养安息，惟有廉洁的官员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做出有损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希望你们都能做到廉洁奉公”。洪武五年（1372），明朝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于是在全国推行“休养安息”政策，要求全国的礼仪风俗正常化，老百姓生活正常化，推行最低程度的社会保障政策。强调，“天下已经完全安定了，因此，礼仪风俗不可不正常化。凡是因遭受战乱而被迫为人奴隶的人一律恢复平民身份。饥寒交迫者由乡里的富室借贷钱物去支持他们生产与生活，孤寡残疾者则完全由政府赡养，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婚姻嫁娶不要索取对方的财产。办理丧事根据家庭经济情况而定。流民恢复家业者各就自家的丁口与劳力去耕种，不要仅仅限于自己过去已有的田地。”

三、“和谐”秩序的制度建构

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制度强调政、教、法三合一的效果，外儒内法，宽严相济，恩威并用，特别是政教结合，以“化导天下”。

中国古代无宪法而有制度，这种制度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完善与严密。其中的显著特征是，以皇帝为首的内廷与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存在一种相互的权力制衡，以维护最高统治者内部的关系和谐，如汉代内有尚书台制度，外有三公九卿制度；明代内有内阁制度，外有六部制度；清代内有军机处制度，外有内阁制度。而隋唐以来的三省六部制度实际上是从汉代的内廷制度蜕变而来；清代作为外朝的内阁制度也是从明代作为内廷制度的内阁制度发展而来。在内廷与外朝内部又存在各自的权力制衡系统。特别是外朝，发展出一套系统而严密的权力制约系统，如三公九卿、三省六部间明确的职掌分工与制衡，言官制度、学官制度、监察官制度对其实施各种监督。中国古代信息与交通不发达，舆论也不发达，但体制内的言官制度以及士大夫的“清议”也发挥一定的舆论监督功能。历朝存在的学官制度，如博士制度、翰林院制度、太学制度、国子监制度等，虽主学不主政，但可以参与国家大政的评议。汉代的举贤良对策，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贤达参政制度。监察官制度则特别发达，御史台与督察院，是依次存在的两个最重要的监察系统，直接由皇帝掌管。地方监察有中央监察机构的直辖管理系统，也有皇帝特设或临时委派的监察机构与监察人员。如汉代的刺使、明代的厂卫等。为了杜绝皇室内讧，中国古代还严禁皇室参政。中央六部中，礼部分管教育考试与少数民族外国事物等，且尊崇在兵部与刑部之上，也说明古代中国更重视社会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和谐。工部主管国家重大物质建设，特别是各种水利、交通、制造、屯田等，说明政府试图通过重大经济事业的官营，来达到抑制豪富、抑制私利，提高国家经济控制能力，维持社会均衡发展的愿望。

在选官制度方面，尽量注意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如注意官员出身的地域广泛性、一定的民意代表性、学养的普遍性、录用与升迁资格的平等性，而不由贵族与官僚垄断。汉代察举制度要求地方按一定的标准推举人才，备政府考核与录用，具有某种程度的民选色彩。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确立一种深具中国特色的人才选拔与政府官员录用制度，考试具有很强的公开性、公平性、广泛参与性、标准性等。各地依据赋税额确定录取名额，政府官员则来源于这些广泛地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科举通过人员。

中国古代的县以下，往往不设正式的行政机构，而基本上通过士大夫或乡村有名望的人士利用乡规民约实行自治，因此，重教化不重管理。故有“山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说法。

古代中国社会保障，在政府方面，主要通过“均田”的土地制度与“轻徭薄赋”的财税制度来实施。在灾荒年代，主要通过赋税蠲免、常平仓、屯田来体现。在土地兼并剧烈的时期，则通过“限田”、“迁豪”、“移民”、“垦荒”等维持。民间社会保障则主要通过家族宗法关系在体现。如关于“孝”的立法与伦理、宗族共济等。

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虽然免不了暴力，但“禅让”制度却使其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和谐”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