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前1000美元的阶段是贫穷的阶段，因此是一个全民共识抓经济的阶段，如文革后初期。这3000美元的阶段是一个亚富裕的阶段。从贫穷阶段到亚富裕阶段特征就是由产品短缺转变为产品丰盈，库存量巨增。人们的消费由简单的衣食住行，即吃饱，穿暖，有住的，为生计奔波转变为吃好，穿入时，住舒服，玩好。消费过程加入了品味因素，由初级消费转变为次高级消费，即由为生存的被动消费转变为追求品味的主动消费。以前人的劳动是为求生存，现他们要求活得消洒。劳动由有口饭吃就行随遇而安的各自为阵的劳动转变为相互攀比，相互流动的劳动。人被动地受社会安排转为我自己安排自己。由老板选择我变成我要选择老板。人们意识由政府或资本家养活了我转成我养活了政府或资本家，纳税人的自毫感被唤醒了。社会利益集团也由管理层和被管理层或对两者的依附文化层发展出来了独立的文化层。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诉求，相应利益格局分化产生出来。
特别是前1000美元阶段的国家大都是官权国家，官僚们总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化权为钱，把权力的运作转化为对财富的运作，由此引起了分配不公和巨大的贫富悬殊，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出现动荡是必然的。人们因社会富足起来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必然引起经济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变化。比如随着人们的消费档次的提高，消费产品也升级换代，旧的产业链就会受到冲击，新的产业链和旧的产业链也势必在社会的平台上较量。
总的来讲，这些变化有：由政府主导或资本投资拉动型经济转变为市场，大众消费主导型发展。由选择性发展取代了只图增量地定向发展。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政府由管理型就要转变为协调型，可以说是由强式政府转变为弱势政府。那么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过去的强式政府或多或少的成了累赘。面对这诸多的变化，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例外，实际上经济运行阶段的变化都超越了制度的调整能力，正如社会主义并不能控制经济过剩危机不出现一样。上述的种种变化还是最终表现为分配格局上的变化，人们被动参于经济活动上升为主动参于经济活动引起由被动的分配到主动的索取，人的自我意识的唤醒导致人们必然参于政治，人的要求由物质化转为文化化，精神化，社会化进而政治化，这时社会的震荡就出现了。这种动荡可能是革命性的，但也可是非革命性的。只要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能正确认识这种趋势及其规律，广开言路，集思广益，适时调整，做相应的政府职能的转化，建立好公共政府，改善其职能，就可使这种动荡更平缓。但肯定地讲，不调整政府的管理模式，而是沿袭旧的管理模式，不愿动丝毫既得利益集团的优势，硬要冲过这个阶段，是必然引起动乱的。好在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已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人民的帮助下，我国会很好地冲过这个关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