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有一批知名的学者，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口号，一边进行学术研究，一边从事政治与文化活动，在社会上赢得广泛影响，被称为“国粹派”。 国粹派有自己的专门组织：国学保存会；有专门的学术阵地：《国粹学报》；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首惠福里；有比较周密的管理制度，如财务报告制度；有专门的藏书楼：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面辰字２４号；还曾经组织编写《国学教科书》、《各省乡土教科书》，刊刻《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办国粹学堂、图书馆，等等，可以说是有声有色，颇为热闹。它是一个组织管理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学术流派。 国粹派的行政首脑是邓实，文字主帅是刘师培，精神领袖是章太炎。其他代表性的人物还有黄节、陈去病、马叙伦、陆绍明、柳亚子等，后来王国维也曾经积极为《国粹学报》撰写稿件。

邓实（1877－1948），字秋枚，广东顺德人。近代知名诗人邓方（秋门）的兄长，著名学者黄节的同学。主要著作有《史学通论》、《政治通论》、《民史总叙》、《古学复兴论》、《国学讲习记》、《国学真论》、《国学原论》、《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等。 邓实出生在上海，早年就想着靠学问来报效国家。他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学问走出书斋，对国家和社会发挥实际效用。为此，他曾经创办过一个叫做“湖海有用文会”的组织，专门“讲求有用之文”。 要想使学问对国家有用，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所以，邓实早年买了很多翻译过来的外国书，在父亲教导下，每日抄写。抄书的过程中，他渐渐懂了一个道理：要想革除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弊病，就必须“大采西政西艺之良者”，仅仅修修补补，是不行的。但是，他又发现，尽管西方国家目前非常强盛，但也存在许多毛病。所以，在采用西方列国“富强”之术、"与天下人士共奋于新政新艺之理"的时候，也不应该忘记本国传统，并善于把二者结合起来。他说，15世纪是欧洲古学复兴之世，20世纪则是亚洲古学复兴之世。西学入华，使很多人感到吃惊，实际上西学与我国先秦诸子的思想大都相符。所以，"中法"和"西法"无所谓中西，无所谓新旧，只有把古今中外的制度学问“会而通之”，才能算得上是“通人”。 为实现自己沟通新旧中西、对国家有所实际贡献的志愿，邓实主办了两个杂志。1902年2月，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1905年2月，又创办《国粹学报》，是"国学保存会"的机关报。 邓实说，他办《政艺通报》的目的，是输入欧洲的新知识，用来了解当时的外部世界，以博通中外政治、艺学，专门发明东西方政治大家、科学大家最新绝精的学理；办《国粹学报》，则是为了发挥国学，以便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两个刊物加在一起，则是为了包罗古今，造成对国家有用的实际学问，以普及国学，表扬国光，感发人们的爱国心。历史学家顾颉刚15岁的时候读到《国粹学报》，曾经被深深吸引，从此思想发生变化，足见国粹派在当时的影响。 邓实在编杂志、写文章的同时，做了许多行政管理和学术组织工作。为开办国学保存会，他带头捐出开办费三百元，还捐出藏书三千册，各种杂志一千册。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开办伊始，就收集了五六万卷藏书，基本上都是邓实、黄节、刘师培三人捐献的。

邓实还筹备了每月的国学讲习会，聘请刘师培等人为讲师，并计划把讲稿编为《国学讲义录》，每月出一册，用三年时间完成。 国学保存会积极做国学普及工作，编写国学教科书，列入计划，予以推行。编写工作由刘师培任总编辑，邓实任总参校。他们认为，编写新式国学教科书是普及国学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式学堂应运而生，需要大量的教科书，而社会上流行的国学教科书，不是译自日本，就是草率陋劣，没有应用价值。国学保存会既然以保存国学为己任，就不能听任“五千余年光明俊伟之学术”如此废弃下去。所以，他们计划按照新式学堂的章程，用两年时间，重新编写五种国学教科书，把我国五千年学术中精要重大的内容，皆融会在教科书之中。少年儿童学习了这些教科书，就能对国学有一个基本了解，然后再去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才能成就大事业。教科书出版后，公私学校，无不采用，当做课本，清政府的学部也予以承认，并夸赞教科书宗旨纯正，文理明通。刘师培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则被学者赞誉为“中国史书中空前之著述”。 国粹派的基本理念 第一，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晚清革命派的主导思想，也是晚清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感慨地说："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在此之前，《浙江潮》杂志上有篇《民族主义论》的文章，说："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民族主义是作为一种救国救亡理论提出来的。 民族主义的含义之一，是要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建立汉族人的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甚至提出，"满洲人"根本就不属于"中国人种"，而是西伯利亚人种中的蒙古人，要求"驱逐住居中国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则大声疾呼："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柳亚子也说："那异族胡儿妄自称尊的，定要把他一举扫荡。" 作为革命领袖，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认识比较清醒。１９０６年，他在《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特别强调："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便要排斥"；"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 国粹派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也是构成这种思潮的主要来源，为民族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主张民权，反对专制。 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与民权思想相辅相成。晚清时期，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又译为《社会契约论》）风走一时。卢梭这本书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中心理念，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体系，对国粹派产生很大影响。刘师培在1903年夏天，利用闲暇，历时月余，以读书笺记形式撰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搜罗"上古"至"近世"的中国旧书，找出里面有关民约的言论，加上案语，与卢梭的著作相印证，表示：卢梭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圣贤那里也是存在的。 从民权的立场出发，国粹派对封建专制给予激烈抨击。《中国民约精义》就说："文明之国，有君叛民，无民叛君。叛民之罪，是为大逆。""立国之公理，当以少数服从于多数，不可使多数服从于少数。" 第三，历史进化论和社会学。 国粹派人士都广泛阅读过欧美与日本的社会科学书籍译本，尤其以进化论方面的著作为多，所以与同时期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在著作中处处闪烁着进化论思想。刘师培作过两首诗，就题为《读＜天演论＞》。

1906年，章太炎作《俱分进化论》，对达尔文、斯宾塞尔的进化论观点提出修正，认为善进化，恶也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所以人类社会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实际上是进化论思想的深化。章太炎还在1902年翻译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是我国最早翻译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成本著作。当时，许多社会学概念和方法大量出现在国粹派的著作中。 第四，古文经学。 国粹派一般都信奉古文经学。刘师培与章太炎相交，有"二叔"之名，文章风格不同，但治经均尊古文学，力排今文学，相对地贬低孔子，认为六经皆史，即把历史看作是学术的核心（我称之为史学中心论）。章太炎曾说："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 第五，国学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国粹派的学者们认为，学问与国家密不可分。学问如果"亡"了，国家就会随之灭亡。所以，要想保住国家，就应该保住国家所特有的学问。不爱自己国家的固有学问，就是不爱国。他们提倡国学，实际上就是提倡爱国。章太炎说："为甚要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他还说，要消灭一个国家，就必须先消灭那个国家的史书。有史书在，国家就不会亡。

国粹派的文字主将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他1902年认识了革命党人林白水，后来又相继认识了章炳麟、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谢无量等人，立即投身于"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革命洪流，开始大量撰写文章，口诛笔伐，锐利无前。 1903年8月，他署名"无畏"，发表了一篇《黄帝纪年说》，提出废除以帝王纪年的方式，采用以黄帝纪年。 晚清学者共提出过四种历史纪年法：康有为主张孔子纪年法，章太炎主张西周共和纪年法，高梦旦主张世界通用耶稣纪年法，刘师培主张黄帝纪年法。刘师培的主张反映了革命党人的政治见解。 他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用黄帝纪年，可以激发汉族人的生存竞争意识，促进国家复兴。事实上，黄帝纪年并不科学。所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很快改用阳历。但是，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说在当时对打破传统的帝王纪年法、冲破专制网罗、向科学纪年法过渡，还是做出了贡献的。 这年，刘师培还撰写了一部很有名的著作《攘书》，署名"光汉子"，借着历史宣传革命，被誉为"空前杰作"。当时有人作诗说："此书即麟经，读之当奋起。"还有人说，读了这书，再不相信梁启超的改良主张了。 以后，刘师培担任了蔡元培在上海主持的《警钟日报》主笔，与陶成章、高旭、陈去病、陈独秀、邹容等人进行革命活动，出版了《中国民约精义》等著作，被人称为东亚的卢梭。当时他非常激进，自称是"激烈派第一人"。他说"激烈"有三大好处：一是无所顾忌，二是敢于破坏，三是鼓动人民。著书、出版、演说，宗旨也要激烈。"要著书莫要怕杀头，这种激烈派的人，就都是不怕杀头的人。" 国学保存会成立后，刘师培成为《国粹学报》最重要的撰稿人，发表了大量论著。不论是逃避清廷追捕，还是流亡日本，他都没有忘记给学报写文章。仅在1905年一年，年仅22岁的刘师培就写了《读左札记》、《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国民族志》、《古政原始论》、《文说》、《理学字义通释》、《论文杂记》、《小学发微》、《读书随笔》、《古学起源论》、《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等大量文稿，还有许多诗作、传记、随笔，等等。1937年，著名学者钱玄同整理完成刘师培的著作，题为《刘申书先生遗书》，虽不完备，却已达74册之多。 1907年，刘师培到了日本，任《民报》编辑，并加入同盟会，与张继等人在东京举办"社会主义讲习会"，与妻子何震创办《天义》报和《衡报》，结识了幸德秋水等日本友人，宣传无政府主义。当时他在《民报》发表了一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章太炎阅后说，这篇文章就是康圣人也无法反驳，梁启超更不必提了。但不久，这位"不怕杀头的人"就和章太炎闹了别扭，又带头反对孙中山，背叛革命，投靠了曾经要努力推翻的满清政府，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他少年时期就泛览典文，左右采获。中年以后，注重超越书本限制，进行深入思考，自称所作《齐物论始》、《文始》等著作全都一字千金，价值非凡。他原本喜欢经史著作，不喜欢空头理论和佛典。30岁时，遇到了学者宋恕，才开始攻读佛经。甲午海战，中国失败，他非常悲愤，又读了一些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书，思想受到震动，开始产生了驱逐满人、进行革命的念头。当时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是叛逆，但他不为所动，抱定信念，勇往直前，终于成为国学大师和革命家。 章太炎坚决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政治主张，认为改良不行，应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为此，他在《苏报》发表了一篇震惊全国的著名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义正词严地批驳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指名道性地骂光绪皇帝是"小丑"。尔后，又给邹容的《革命军》写了一篇序言，继续宣传革命主张。紧接着，"苏报案"发生，被投入牢狱。1906年出监狱后，他又来到日本，受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热烈欢迎，立即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革命派机关报《民报》的主编。 在革命阵营中，章太炎是公认的大学问家，胡适甚至说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当时，许多人都信服康有为的改良主张，而康有为的主张以深厚的学问做基础，又有大才子梁启超做帮手，所以批驳起来很不容易。有能力打破康有为学问体系的革命家，就是章太炎，他本人也认为只有康有为才是他的对手。在经学上，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大师，他是古文经学大师。但是，他在研究经学的同时，比康有为更重视史学，并且借着清朝初年黄宗羲等人的民族主义史学，对康有为发起进攻，很快就在舆论上夺回了许多被康梁占据的地盘。 历史既是章太炎阐述革命主张的工具，又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日本，他没有忘记研究和讲学，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开设了国学讲习会，为青年留学生们讲述古文字学和历史，宣传自己的学术见解。先后听讲的中日学生有一百多人，其中就有鲁迅、黄侃、钱玄同、朱希祖、沈兼士、许寿裳等后来著名的人士。他说："若能明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我想即使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章太炎早年也曾经和梁启超一样，批判封建旧史学，但态度始终不像梁启超那样激烈。他曾经试图写一部新型的中国通史，并制订出了条例，以便打破成规，融化“哲理”，阐明“古今进化之规”，克服旧史缺乏理论原理的弊病，把社会文明的各个方面概括出来，通过实践，来实现自己的新史学思想。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部中国通史并没有写出来。后来，他对单线绝对的进化论产生许多不满，写了《四惑论》（1908）等文章，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也愈来愈缓和，对新史学运动则尽力回避。民国后，反对疑古，最终回归了传统史学。 晚年，章太炎在一次演讲中说，“求是”不见得可以“致用”，“致用”不见得能够“求是”，搞学问则应该把“求是”与“致用”结合起来。要是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考辨“古史”、“古文字学”，却不问时事，那是非常有害的。要“致用”，就必须学习历史。他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就像是这个国家的家谱，记载着已往的事实，这事实就是历史。假如国家的历史没有了，就可知道这个民族的爱国心一定衰落了。事实是错综的、繁复的，无一定规律。历史则归纳种种事实，分类记载，使阅读者得知国家强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这都是人类处世所不可须臾离开的。明白了历史的演进，根据它去致用，就会无往而不利。 章太炎强烈呼吁年轻人学习历史，而学习历史，主要应该自学，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老师讲授上。他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之类著作，都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不管你把一部历史书分析得如何好，也不能代替人们去读原著。而且，写“史学通论”的那些人，未必读过多少历史书，又怎么会对读者有帮助呢？所以，历史老师只须讲史学条例和学生读不懂的地方，能读懂的，统统应该让学生自己去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