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季襄（1898─1979），祖籍江苏吴县人。1898年8月17日生于长沙。兄弟四人，排行最小，故又名蔡四。家中殷富，开设有绸缎庄、典当舖和钱庄等，这为其收藏文物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其自幼他读古文诗书、国文基础深厚，受人影响，爱上了收藏文物。大约在二O年代末30年代初，蔡氏的个人收藏活动十分活跃，经常深人工地、觅求文物珍品，同时不惜重金购置文物，一时之间，声名顿起，四方文物汇集蔡宅，名重一时。

　　蔡氏善于交际，如中国已故的着名考古学家商承祥先生便是在文物为媒的情况下与蔡相识的。商承祥在1939年所着的《长沙古物闻见记》中称蔡“盖皆嗜古之士也，蔡君收藏龙富。近年长沙所出古家、蔡君多目睹，于二十五年（1936年）一月，曾亲与晚周楚墓发掘，记其文载于《长沙大晚报》考古栏。”书中还引用了蔡氏关于长沙城东嵩山镇汉墓、浏阳门外孤儿院楚墓的发掘经过。由此可见，蔡氏作为湖南古墓盗掘活动十分猖獗、毁坏殆尽的直接指挥者之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少文物正是通过盗墓直接流到蔡氏手中的，商自叙中云：“蔡君季襄，收藏尤富，举凡漆、木、铜、陶、革帛之属，充斥其间，异物奇器，多所未见，始讶长沙古物，信有驾平中州也。”书中所述文物几乎有六成为蔡所有。商氏为金陵大学在湖南征集了不少珍贵文物，其中亦有不少是蔡氏转让出来的或是其引介的。

　　在1936年到1943年期间，蔡氏在上海经商，在上海居住期间，因房租事与人争执，被日军扣押。后由友人持其所藏千余枚古钱币找到日军头目富岗重德说情，才被释放。后来日本人得知其是一位对文物极有研究人士，拟要其出任杭州博物馆馆长，参加汪伪政权。蔡知悉后，关键时刻表现出了民族大义，拒任伪职，想方设法逃回了长沙。

　　1942年9月，长沙子弹库楚墓中盗掘出土了一件举世闻名的楚帛书。它是迄今已发现的先秦时代性一的一份缣帛文字资料。蔡氏闻讯后，以法币三千元在唐茂盛古玩店店主手中购得此书，另有漆盘、带鞘铜剑等。关于帛书的摹本，蔡于1944年首次刊行（石印本），蔡氏《晚周缯书考证》一书一出，引起轰动。1946年4月，蔡氏携帛书到上海，拟将帛书拍摄红外线照片。上海金才记古玩店店主金从怡与店伙傅佩鹤、禹贡、叶叔重与美国人、前长沙雅礼中学教员柯强串通，柯以能代拍摄红外线照片为名，将帛书骗到手，然后擅自将帛书送去美国，并答九一周后送回上海归还。在此情况下，蔡被迫与柯强签下契约。规定到期不仅还帛书，柯强应赔偿美金一万元。当时柯强先支付美金一千元做保证金，傅佩鹤在场作证。由于一念之差，国宝级文物被骗，酿成大错，蔡氏负有重大历史责任，饱受世人谩骂指责。一说是蔡氏将此帛书卖与柯强，不是被骗。

　　1951年蔡氏由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浴新介绍进人文管会工作。他亦毅然将家中所遗留的不少文物全部捐赠给国家，其中有许多珍贵文物。如战国时期的丝带、带钩、东汉陶屋、铜爵、铜方壶、唐宋瓷器、数千余枚历代珍稀古钱币、玉器、滑石器、印章、漆木器等等。种类之多、品种之全，保存之完好，叫人赞不绝日。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以后成立的湖南省博物馆的馆藏。

　　蔡氏捐献文物另有一说。据说在1952年蔡氏与上海一古玩店签订协议，将其所存文物全部销往国外，并且所有文物均已装箱准备启运，湖南有关方面闻讯后，迅速出动扣押了这批文物，存放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库房中。蔡氏也因此被请进了公安局，坐了几天大牢。在有关方面询问其如何处理这批文物时，蔡氏才无奈将全部文物捐献给国家。这批文物中最富盛名的当属战国人物龙凤帛画，这是中国目前最早的“铭旌”实物。另有“蓬八斗六升”铜方壶、带漆鞘铜剑、髹漆木秘铜矛、“右圣刃”铁足铜鼎、龙凤纹错银饰漆盾、三合石印、“长沙元年”铜鼎等等都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新中国成立后，蔡氏以极大热情投人到新工作中，为抢救濒临散佚毁灭的珍贵文物立下新功。如他从各地物质储备处、废铜仓库中清理文物数以千计，使不少珍贵文物免遭了付之一炬的厄运。着名的四羊方尊即是其中一例，这件国宝级文物原已碎成20余块，是蔡氏从中国人民银行湖南分行仓库中找出来的，然后妙手回春、呕尽心血修复，重现此尊原来风彩，其功不可没。西汉铜牛镫也是蔡氏收集而来的，属于国家一级文物。蔡氏在文物修复及保护工作成绩显着，他首先试用了“蜡封”的方法保护漆器，同时还采用蒸馏水浸泡竹简，效果极佳。并应邀赴河南帮助处理信阳出土竹简。成功复制了西汉漆奁、战国毛笔、战国大伞、羽觞，并临摹了战国人物龙凤帛画等等。

　　蔡氏为人性爽，特别能说，人称“蔡四爹”。与年轻人关系特好，一生所学，不吝传与后学。知识十分渊博，早年写了《晚周缯书考证》一书，同时还向《长沙大晚报》撰写文章。解放后还撰写有《五代湖南马氏史迹图考·备注》（上下册）、《汉代货币图考》、《略论楚文字的继承、演变和使用》、《长沙明藩史迹考》、《湖南省文物志·流散文物》（草稿）、《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考》（上下集）、《楚辞器物图释》（一、二、三、四集）、《长沙陶垣公墓考》（附黄肠题凑）、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楚墓出土竹简考释》、《长沙仰天湖楚简考释》、《长沙马王堆汉墓軑侯妃墓铭旌考证》、《西汉軑侯利税夫人墓考证》、《西汉长沙王建德王后墓考》等等。文字累计百万余字。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其著述难以公开出版刊行，最后被当成废纸卖给古旧书店，差点付之一炬。所幸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知此信息后，1978年，以308元将这批珍贵手稿购回，使蔡氏半生呕心力作免遭厄运。这批手稿为后来文物研究工作者开拓思路，撰写论文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总之，蔡氏与文物结缘，纵其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特别是数件国宝级文物因其手而失，亦因其手而生。在解放前，作为古董商人，经营文物生意，曾将部分珍贵文物售与外人，使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对此，蔡氏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正因此，在历次的审干、反右、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蔡氏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解放后，蔡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并将毕生所藏文物捐出，且在文物征集、修复、保护、复制、培养人才等方面成绩显着，功不可没。1979年底，蔡氏病逝于长沙。究其是是非非，功劳过错，蔡应该说是中国文物行业里的一大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