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出现之前就在西方居于主导地位，但随着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到来，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心降至极点。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和预测这次大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成功地预测到了这次危机（参见：《危机与萧条的经济理论——对美、日及东亚经济衰退的剖析》一书，[日]林直道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只有微观经济学而没有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学中，人们对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不甚明了。新古典经济学试图通过将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加总得到宏观层面的经济行为，然而不得不承认这种加总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撇开其前提假设的非现实性不谈，单就加总行为本身而言，它就无法得到理论和逻辑上的支撑，更不用说得到经验的检验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往往不愿意去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本文所要批判的就是坚持新古典主义分析范式的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批判可能只是零碎的、甚至无法触及其根本，然而在此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尽管有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人带着各种各样的动机为主流经济学辩护，但是从根本上说，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并非是一个“科学”的体系。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赞成完全否定西方经济学。
在马歇尔手中得到系统化阐述的微观经济学继承了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纯粹演绎方法，从所谓的确定性公理出发，将从概念到概念的重复演绎视为是精确的逻辑推理过程，将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斥之为无理论的描述性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将理性经济人和均衡分析方法等范畴推进到政治学、社会学、法律等其他研究领域，形成了所谓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许多经济学家欣然接受了这一“光荣”桂冠，更有人把经济学称为显学。然而我早就已经指出，这并非经济学家的荣耀而是耻辱，因为经济学所借助的分析工具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从思想层面上看，也只能说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可言。当代社会科学已经陷入了总的危机，可以说各种新的思想相互激荡，正在重组之中。主流经济学从其他学科中很少吸收新的思想和研究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开放的学科。经济学对其他领域的入侵只不过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将那一套分析工具发挥到极致的结果，这根本不是什么思想上的进步，只是在原有思想水平上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对经济学的影响也很大，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之下，计量经济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许多计量经济学模型中被广泛应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原本用于研究特定时段经济总量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正确性并未得到检验，但却被经济学家们滥用至今，几乎成为计量经济学必用的基础模型之一。暂且不论生产函数是否存在的问题，单就建立这些模型的程序而言就是极其不可靠的，这些模型背后根本没有坚实的理论作为支撑。所谓实证、所谓经验研究只是用一套数据来检验该模型变量之间本已经设定好的关系，这套关系只不过是假设出来的，并没有得到经验的检验，因此在实证主义者眼中只存在他们所理解的、范围极其狭窄的经验，似乎现实中客观的运动和因果联系就完全被包容在一套数据之中，在这里历史和现实中活生生的联系被当作“背景”处理掉了。
主流经济学试图将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纯形式化的经济学，实际上所谓“边际学派”的创始人杰文斯、瓦尔拉都深受牛顿物理学的影响，边际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尤其表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将一套成熟的牛顿力学范式照搬到经济学研究中。在微观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都强调经济可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达到均衡状态，内在于市场的力量将使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均衡状态，任何外在于经济系统的冲击都只会使经济系统暂时偏离均衡，最终经济又重归均衡。这很明显带有牛顿物理学中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运动的机械运动的印记。实际上，牛顿物理学的适用范围是宏观高速的天体运动，一旦具体到微观、中观层面的物体运动，牛顿物理学就失灵了，所以才有后来的量子力学的诞生。也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将现实中的活生生的实体和行为主体（个人和组织，包括国家、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等等）视为是物理学中的“质点”，因而在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新古典经济学几乎无法理解企业和国家的性质，它们都被当作一种无法深入理解的黑箱，企业只是某种技术性的存在，一边是投入，一边就生产出产出，而国家就更不在他们的考察视野之中。个体行为人都被看作是某种机械的存在物，他们只被动地对经济刺激做出反应，不会主动地构建新的观念图式，不会建设性地预测未来，只是机械地按照某一程式做出反应。代表性行为者实际上根本不是一般行为人的代表者，这种能够做出精确计算的理性代表性行为者恐怕只有上帝才能胜任。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实际上是把人类降低到动物的层次上来进行观照，这种理性的鲁滨逊式的人物甚至不是18世纪市民社会中小商人的真正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只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脑中的人物形象。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反驳说这只是一种抽象，然而他们却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抽象，对于哪些因素是重要的，是不能够抽象掉的，他们并没有充分调动他们的直觉逻辑，也没有对抽象的过程进行理智的说明，所以我要特别提醒那些把抽象出来的新古典模型作为评判现实的依据（例如用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来评价其他三种市场结构的效率，把一般均衡模型视为是一种现实经济应该向其逼近的理想情形）的朋友，不要对自己的理性过高估计，现实的运动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揭示的运动完全不同，我们更应该关注现实而不是用新古典的理论来裁剪现实。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却把这些概念运用于经济领域，试图将经济学发展成为像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这不免让人感到困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定义的“科学”的真正含义，实际上对“科学”的定义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如果把任何解释性的、可证伪的、包含一整套假设结构和理论推导的理论都叫做“科学”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所有符合这个标准的理论叫做科学，就可以把所有这种类型的力求解释现实的研究活动称为科学探索、科学研究，对“科学”的重新定义可以避免我们将过多的精力运用于不适当的方面。否则，就不会产生目前盛行的如下错误观念：认为包含数学模型的纯理论比经验的描述性文字含有更多的真知灼见。社会科学是在批判和反思中进步的，在当前阶段成立的假说或理论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可能并不成立，有历史局限性的个人是无法穷尽真理的，然而许多人对于真理不甚了了，却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发现”宣布为真理，并以真理的发现者自居，前段时间某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还在宣称，“真理”是不需要讨论的，“真理”不需要通过投票来解决，然而问题是一家之言（或他本人的言论）就是真理吗？看来，某些经济学家的理性已经狂妄到无知的地步了。
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是新古典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经济学家曾评论增长理论“通过假设增长来解释增长问题”，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在这些数量众多的模型中暴露无遗。经济增长的历史并未证明这些模型的正确性，首先除了前面说到的生产函数所存在的问题外，传统的增长模型关注于均衡和稳态时的经济运行情况就已经排除了许多情形，这些情形决不是可以忽略或可以排除的例外情形。现代增长理论无非是古典经济学中“静止状态”的翻版（参见马克·布劳格著《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新古典经济学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往模型中不断添加新的因素，然而当他们打开“技术进步”这个黑箱的同时却又开启了“知识”的黑箱。其次，增长理论把经济视为是从不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无法解释世界在长时段内的经济增长历史，甚至也无法解释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充满了不平衡和跳跃，而且实践证明，有深刻的内在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实的经济增长总是不平衡的。经济不可能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种机械程式增长。再次，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世界经济最终会趋同，这已经被证明是天方夜谭。而新增长模型虽然得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政策建议，却仍然无法解释技术进步到底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总而言之，现代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问题时是失败的，可以说这和新古典经济学坚持用个体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看问题的方法论缺陷有关，他们把一切影响个体的因素都视为背景因素，把经济因素从政治、社会、法律、制度、文化等其他因素独立出来，这种分解方法已经严重影响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
也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从个体角度看待问题，不承认集体性组织的存在性，如对经济学影响甚大的波普哲学就不承认集合性组织的实体性质，不承认国家是一个实体，经济学家们把分析方法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在他们眼中，除了个人，不存在什么其他的实体性的单位，国家和集体都是由个人组成的，然而个人仅仅是生物性的、自然性的存在吗？可以说现实生活中个体更像是一个社会主体和文化主体，是许多相互交织的行为和制度文化的载体。新古典经济学的纯抽象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运动和推演，例如在研究垄断市场时，我们看到的就只是一些概念的运动，对于垄断组织的特点人们关注得很少，然而经济史证明垄断组织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制度的演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塑造着当代人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然而遗憾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告诉我们垄断是低效率的，必须反垄断。我认为对于垄断组织的产生及其演进，垄断组织的功能，必须以一种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竞争和垄断现象作为企业组织相互合作与冲突的结果或表征，必须以一种非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得到理解。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历史的重要性，不注重从历史角度研究组织的演进，研究各种经济现象，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适用性和解释能力。
维也纳学派认为现实世界由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构成，因此科学的任务就是探索这些联系的内容，但是问题是这些联系不一定是客观的、内在的、固有的联系，计量经济学在探究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在没有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时就对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无法解释某些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我们却可以对下一个或几个年度的经济结果进行预测。许多时候我们过于关注经济现象的数量特征，却忽视了经济现象之间的质的区别，得出了许多令人感到诧异的结论。可以说时下流行的许多模型其正确性值得怀疑，我们居然可以建立起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数量模型，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很想知道这个模型到底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关于微观经济行为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行为，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路径，这些问题也值得深究。本身在宏观经济学中的普遍做法就是加总微观经济行为得到宏观总量行为，但是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与冲突（“囚徒困境”）、消费之谜等现象就已经说明微观行为和宏观行为相互作用方式的多样性，已经说明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分裂。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经济现象，必须采取新的方式划分分析单位，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真的像我们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看到的那么简单吗？在民族国家还没有消亡的时候，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把国家当作一个分析单位呢？在市场组织和国家组织本身处于不同的组织单位层次，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要淡化国家的作用而提升市场的作用呢？市场和政府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