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国法家之历史，大体上可以春秋时代的管仲为先驱，其后历经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中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末期的韩非子、李斯等人，为主要的代表人物。关于法家的著作，我国已汗牛充栋，本文不欲再狗尾续貂的就先秦法家诸子各个人的思想来分别论述，而先综合法家思想的内涵，来接续对应李光耀相关的法治见解。法家的见解，可略举其重点如下：
一、以「法」为本
法家之所以被称为法家，乃是其强调治国之道系藉由法律来达成，也就是以「法」治国，而此点正是与儒家所强调之以「礼」治国的最大不同之处。在战国时代，由于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礼教」因欠缺强制力，故无法有效的维持公平客观的秩序，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及加速封建制度的瓦解，故集权专制乃逐渐建立，而法家也顺应时势之所趋应运而生。而当时法家之所以会受到特别之重视，乃是由于他们的目标放在富国强兵之上，主张富强必奠基于法治的基础。而「富国强兵」更是当时各国是否得以生存且不被他国兼并的最重要方法。所以，法家思想明显可见是依循着当时恶劣的历史政治环境现实所产生的「救亡图存」之道！
中国法家祭出「法」，作为国家富国强兵，以救亡图存，法因此带有浓厚的「工具论」。法家将「法」视为这种治国的良方，「法」便具有特殊的价值与特性，研究法家甚有成就的陈启天，便认为法家的「法」，具有下列几种特殊的政治意义，法是；1.明分止争的标准；2.齐众使民的标准；3.成文客观的标准及4.因时制宜的标准。
著名的史学家杨树藩教授也综合了韩非子，这位集法家大成者，对于法律的特性有四点：1.稳固性；2.公平性；3.公开性；4.时代性。这四点看法大致上中肯，我们也可以在加以阐述如下：
1.法的平等功能：这是韩非子法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韩非子曾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因此，凡是违反国家律令者，不论其身份究属皇亲贵族或贩夫走卒，一律都得受到处罚，此亦是商鞅所说的：「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之「刑无等级」的观念。于是，在这种类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下，下层阶级之民众当乐于守法，而上层阶级之权贵亦不敢违法，如此，国家政治之运作与社会秩序之维持当能齐一也。因此，法律的平等功能，等于严格执法的代名词。韩非子的这种「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与儒家的「刑不上大夫」且有天渊之别。
2.法的明确功能：「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 定法）。如此，由于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因法之公布而得到了明确性，于是法令便成为了一国之人行动的共同准绳也。这是强调国家实证法律的重要性。也是要与儒家的强调「礼教」有本质上的差异。因为，礼教是存于人民的心中，以及伦理之上。法家强调这种国家立法及官吏立法，并且广被民知，而形成一个客观的秩序，这点颇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明确性」与「法律安定性」的精神，所以法律有齐一国家秩序的作用。韩非子也称：「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韩非子·五蠹）。便是此理。此明确功能也正是「法公开性」的表现。
3.法的威吓功能：商鞅认为：「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民乱，乱则民伤其所恶。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甚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商君书·开塞）。在此，商鞅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即为处罚奸佞之徒及违反法令规定者，不仅须予以处罚，尚须以「严刑」相加，方使其不敢再犯，并收杀一儆百的效果。故管仲亦曾言及：「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姓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姓皆喜」（管子·重令）。所以就控制社会、管理国家的实用性而言，当是「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而此论点，乃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思想之上，盖人性是「骄于爱，而听于威」的。所以国家应该使用法律，且是使用严厉的法律来使臣民的精神绷紧到极限，也因此「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韩非子·五蠹）；「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韩非子·二柄），而人民畏于严刑峻罚，自然可以受到国家的驱使也，韩非子也说道：「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行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就此意义而言，法家的法治，无异于实施高压的恐怖政治。才会有此动辄以严刑伺候的思想，另一句韩非子的名言可验证之：「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韩非子·六反）。
4.法的现实性：法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以及社会秩序的客观标准，而其目的乃作为国君遂行意志，进而使国家达到富强的境界，所以，法律必须有其实用的现实性。所以，法家是最强调实事求是，不泥古而不化。法律必须随着时代及社会需要而作迅速变更。前面提到法的明确功能时，虽然韩非子有「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的看法，这是指任何现行法而言，并不反对法律未达到更佳目的，所因时制宜。商君书：「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书·更法）；管子也说：「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祥。…… 法者不可恒者也」（管子·任法）；「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厚有薄，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事而动」（管子·任法）；韩非子也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智而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法不易者，乱；世变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世变」（韩非子·心度）。韩非子这句「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已成为千古名言。
5.法的主观性：法律代表国君及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法家对于法律的产生无须顾虑人民的想法。即可在两点中显现出来：
第一，认为法律可以外在地使人民达到国家所要求的中规中矩，也就是单靠法律即可达到目的，无庸考虑人民的感情。韩非也说道：「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耶？隐括之道用也。」（韩非子·显学），这句话说明了光靠德厚无法使人民奉公守法，唯有靠法律（隐括）的外在强制力方可，也是持人性本恶的看法。
第二，认为「民智无用论」，同样韩非子在上述显学篇中也提及「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韩非认为慈母为小儿剃发以防头顶长疮，但婴儿犹啼哭不止，不知所受者是小苦，但剃发后可获极大好处，以证之法律带给人民是小痛苦，而国可获得大利。因此法律不必顾及人民的感受，完全依君主的主观判断即可，人民未必能了解国家的用心。这点儒家孔子也有类似的「民可使由知，不可使知之」的看法，强调民智的「无用」与「低落」。因此，韩非既要求国君要「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同时，「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韩非子·奸劫弑臣），这与儒家思想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也形成绝对的对比。所以法家对法这种主观性，包含了制定者对法价值的主观判定拥有独揽权，因此，换一句较现代的用语来形容：法家毫不在乎，也利用所谓的「民粹主义」。
二、以「术」、「势」为辅
法家基本上可分三派即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也。然此三者，则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子将其融于一炉。不过，法家之所以称为法家，非法令制度不足以成也，然「术」、「势」之重要性亦不可偏废，其对「法」而言实具有相得益彰之功能。不过法家思想之内涵，仍当以「法」为本，而以「术」、「势」为辅。此也是法家名称之所以来源，以下，便就此辅佐「法」的二个配套理念，略加以论 述之。
（一） 法家思想中的「术」
以韩非子对「术」的认知而言：「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故「术」就某种程度而言， 乃是实行及运用法律及御臣治民的方法。归纳韩非子的思想，「术」基本上可以有四大类，即立法的「术」、执法的「术」、御臣的「术」和外交的「术」：
1.立法之术：所立之法必须是「设民之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之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韩非子·难一）；且「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韩非子·五蠹）。而「一」就是说所立之法相互间不可以矛盾；「固」就是说立法之后不可朝令夕改，使人民不知所从。
2.执法之术：执法所秉持的第一原则必须要公平，要「不避亲贵，法行所爱」（韩非子·六反），且必须要有确实的证据，故「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韩非子·难一），换言之，即「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3.御臣之术：韩非子认为人必自为而为私，故不可能有什么天生的「清洁之吏」，唯有在周密的知奸之术和严厉的刑罚下，官吏才能必然的不敢枉法为私。故言「臣有奸必知，知者必诛。是以有道之王，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韩非子·八说）。
4. 外交之术：韩非子认为「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韩非子·显学），故应当极力充实国家之军事与经济力量，其方法则为「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 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韩非子·五蠹）。
（二） 法家思想中的「势」
大体上，法家所讲的「势」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势」指一切的形势而言，狭义的「势」则指权势而言。是故，法家所谓的势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凡能够洞察时势及掌握运用权势者，当有助于治国平天下。故韩非子言：「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而「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韩非子·人主），因此「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所以「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韩非子·人主）。
故法律的设立与执行都要配合时宜，并藉由严刑峻罚以建立人主之威信，而其运用的方法则又需藉助「术」不可。为此，可知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也--即「以术置法，以法立威，威立则令行」者也。
三、法家实行法治的结果
就现代的法律存在观点而言，法是作为保护人民基本权利以防止国家权力侵害而设。但相反的，中国古时的法家思想，严明法律的目的，对内乃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巩固王权而用，此两者之不同，不可不察也。盖法家追求的是富国强兵，只有透过法令才能强迫人民从事耕战，而此便是法家所强调的「以法胜民」的观念，而也只有透过法令此一统治工具，国君方能有效统摄臣民也。所以「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韩非子·奸劫弑臣）。法的成就霸业功能：法家思想之所以能为战国时期各国所重视，最主要的当是其声称具有振衰起弊、成就霸业的功能。就史实而论，亦足证其言不虚。以战国七雄而言，秦国后来之所以能一统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乃是秦孝公在位时能重用商鞅变法，励精图治，故至秦始皇时方能一统天下。故司马迁评论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所以法家思想的最终目的，乃是诚如韩非子所言：「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者，则官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因此，「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故法家以为立国的根本在力，力之表现于对内的是权力，力之表现于对外的实力；对内要用权力尽量统制人民，对外要用实力从事斗争，这便是法家所谓霸政的意义。
综而言之，以韩非子作为法家法治观的代表人物，可以感受到其对法律观有其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盖韩非子生于祖国即将遭秦国并吞的时代，但举国仍积弱不振，所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乃为立即的富国强兵，而非长治久安所产生，因此，以此时空所产生的法律观，无人可以称之为「紧急时期的法治观」。因为，这些追求急速成效，且威吓主义，不体恤人权的法律思想与近世国家的紧急法制，有异曲同工之妙。盖在后者正有「危急不识法律」（Not kennt kein Recht）法谚的适用。但是，在平日的法律则不适用此原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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