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只闻其言、未见其行之前，我愿意视所有争论对象为“求真”的思想者。在此意义上，我们都是同道。但是，读罢翟玉忠先生的《驳冼岩：中国新法家不会作西方自由民主的注脚》一文，我不能不得出结论：这个“新法家”颇有点特殊——他似乎秉承了韩非子以来的传统，将包括思想学术在内的一切都视为政治的当然领地，思想争论也成了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对“新法家”的批评即“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当政治涵盖一切时，政治斗争不择手段的法则也自然被运用到一切领域。翟文中充斥了大量移花接木、含沙射影的人身攻击，显示出“新法家”只要能达到论证目的，可无所不用其极的“前贤”风范，颇具法家脾性。虽然书生论政，把文章当社稷是常态，但“新法家”也未免太有特色了。

一，事实

翟文中有许多关于拙文《新法家之谬》出台之前因后果的叙述与猜测，构成该文立论的基本依据，因此有必要先作澄清。

我确实是在不久前的一次聚谈中才得知有“新法家”一说，在此之前，浑不知世间又出此一论。那天在场的王小东、杨鹏二位，已与此“新法家”多有接触、辩论，所以当时我主要是倾听、学习。《新法家之谬》一文即是那晚倾听的结果，文中一些观点与王、杨二位相似，但基本区别还是有的。翟文称为“重复”，可能是被批评者往往容易将来自类似方向的批评混为一谈的通病，倒不能怪“新法家”眼力独差。

但仅凭这种观点的相似性，“新法家”即可断言冼岩是“自由民主人士”杨鹏的“枪手”，并称：当“新法家”明确拒绝杨鹏“融合别人的思想，换取别人的资源”后，杨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冼岩的文章？——难道“新法家”在由此及彼作推理时，就不需要任何佐证？只需“疑邻人窃斧”，就可入人于罪？如果从这种思维方式出发来构思“连带责任制度”、而且还是“全民监督”，普通人能有活路吗？怪不得暴秦二世即亡。

翟文说：“在研讨会上，出于美国的战略目的，你们要写一个关于朝鲜问题的文章，就推来推去，都怕发表在美国资助的媒体上而丢国内的饭碗”——王小东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的反美立场，天下皆知；而冼岩更是被大多数亲美派及自由民主人士视若寇仇。“新法家”不了解这些不要紧，但起码要尊重基本事实吧：当杨鹏从国家利益角度提出对待朝核问题的方案时，王小东表示赞同，但认为该方案不可能被采纳，言之无益；而冼岩却明明是表态反对的，认为弊多利少、得不偿失。难道当时“新法家”睡着了吗？至于所谓“美国资助的媒体”，即指多维新闻网，不但“自由民主人士”及其“公敌”冼岩的文章都曾登在上面，就连中国官方的文章也经常在上面，这就是“新法家”心目中的敌对势力。

至于“中国潜伏着多少美国的政治杀手”、“骂中国一位现任国家领导人”之类对杨鹏含沙射影的人身攻击，在国内语境下即是最恶毒的栽赃陷害，更何况在几天前见面时还一口一个“杨老师”、貌似温良恭谦让？不就是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吧，犯得着诛人九族？“新法家”倒真是继承了其前辈“焚书”不够、还得“坑儒”的优良传统呵。相比之下，所谓冼岩做“枪手”、在“美国政府支持的中文网上”拿“不低的稿费”，倒真是比较仁慈的指控了——希望这不是“新法家”在以身作则，亲力践行“全民监督”的治世之道。

二，观点

拙文《新法家之谬》虽然是全面批评“新法家”，但与“新法家”的文字至少有两点不同：1，拙文只批观点不攻击人身；2，拙文所批，皆“新法家”所有，“新法家”可反驳我的观点，但不能说我无中生有，更没有移花接木、含沙射影。这就是思想争论与政治斗争的区别。

针对拙文“到哪里去寻法君”之问，“新法家”答曰“社会功勋制”——完全文不对题。拙文所谓“到哪里去寻法君”，是指怎么保证统治者能做到“六亲不认、宠辱不惊，一切行为只遵循已颁之法，无人我、亲疏之别”，这才是问题所在，而不是统治者如何甑选出来。统治者如何甑选不是问题，扔毂子也能扔出来。将社会功勋制“推广到国家最高执政阶层上”，何济于事？如何能阻止功勋最高者在成为统治者后以权为私，又如何纠正其重大决策的失误？千古功勋，少有能及毛泽东者。“新法家”如何阻止象毛这样的法君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实际上，在法家一切皆为法君而设的法、术、势下，任何人只要当上法君，都能成为“功勋”最大者，只需把3年灾害描述成“战胜自然灾害”就行了。

因此，解决问题似乎还只能回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思路上来，“新法家”也承认要“汲取西方民主政治中一切优秀的部分”，只是强调要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立在社会（国家）功勋制的基础上”，说什么“担任任何公职的先决条件是为社会立功勋，只有获得社会功勋的人，才能成为自由选举中的侯选人”——且不说在没有“公职”之前人们如何“立功勋”，又如何界定功勋，即如拙文《新法家之谬》所言：“一旦引入民选程序，法制必然发生系列变化。到那时，法治即已非法家之治，而是宪政民主了”——纵然它下面拖了一条叫做“社会（国家）功勋制”的裹脚布。

拙文“倾天下之力为一人”，说的是制度设计，“新法家”之“驳”却扯到韩非子的用心是“为了普通百姓”；拙文“重功利，轻仁义”说的是法家以功利奖惩（法生德）作为唯一手段，蔑视道德教化（德生德），“新法家”自以为的“驳”，却还是在重复：“秦律中有专门法律规定，百步内看到别人受伤害不去救助要受到法律制裁”。

虽然明知说了也等于白说，最后还是也“告诫”“新法家”翟玉忠先生几句：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支持，整天陷在财政危机之中，甚至因交不起网络公司的服务费而被关闭过”的艰苦条件下，还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政治理想，这是可贵的；长期在边缘努力、不能闻达于主流所积累的愤慨，也可以理解。但在自我封闭中构造“强大”是容易的，如果不是安于寻章摘句，而是希冀思想文章有益于当世，那么首先应争取明白这个世界、了解这个时代。比思想文字的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洞明世事，这是一切思想有效性的前提。千万不要将现代当古代、视书本为现实，尤其不要以为争论治国之道就是和政治对手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新法家”如果要真正立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保持开放、务实的态度，才不会沦为故纸堆中的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