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高中时期正赶上文革，学校一片混乱，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他却深信越是知识遭到贬低，知识对社会的价值就越大。他那时就对高等数学、政治经济学、英语等学科兴趣浓厚，长期坚持自学，也因此被扣上了走 “白专道路”的帽子。当时中国学术界的老前辈陈翰笙先生，在家中开办了英语班，帮助文革中遭到迫害的一些干部、学者的子女学习，杨斌也是当年陈翰笙先生的门下弟子之一。文革后，为弥补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的紧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全国范围公开招考研究人员，杨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社科院的实习研究员，直接跨过了大学阶段的学习，后来又顺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派往海外深造的留学生。现在的他，专于治学，在经济学界以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独到见解著称。

思考  海外生涯

曾看过一篇介绍杨斌的文章，题为《一位老“海归派”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特别强调了他长期的海外求学背景。的确，在当今经济学界，拥有丰富留学经验者并不显见。翻开长达近十年的留学日历，日本就读期间，杨斌师从于日本前外相大来佐武郎先生，那是一位在中国大连出生长大，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学者。杨斌回忆到，大来先生虽然年事已高，活动不便，但是还是坚持在秘书的陪同下每周亲自为学生授课一次。特别令杨斌感动不已的是，大来先生能够直接担任自己的硕士论文导师。“大来先生特别关心发展中国家，撰写了论述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著作，而当时新自由主义已经开始流行，单纯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忽视发展中国家特点，贬低发展经济学的重要性，大来先生的态度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反差。”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杨斌的脑中开始出现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审慎思考。

如果说日本是杨斌独到见解的萌芽地，那么在美国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中心波士顿大学继续深造，则让他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那里，他正面接触了被西方尤其是被美国政府极力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杨斌说，“新自由主义是美国政界的主流，而不是美国学术界的主流。留学期间，我亲身体验到了美国学术界的对立冲突。当时哈佛一位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被董事会任命到我们系当系主任，他把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课程砍掉了许多，大量增添讲授抽象经济数学模型的课程，弄得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美国著名教授们非常愤慨，他的做法遭到大多数美国教授的反对，他们鼓动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集体签名抗议。记得当时有一个未接触过经济学的数学系的学生，他连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凯恩斯乘数都不知道，课改之后竟然考了全班第一”。这段小插曲杨斌至今记忆犹新。杨斌认为对自己学术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美国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著名教授安德鲁·威斯，他曾长期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从事合作研究，很早就向杨斌传授了斯蒂格利茨的独特学术观点。“斯蒂格利茨认为西方经济学模型仅是一种理想状态，而研究一个国家是要考虑到复杂的现实，对于不同发展中国家没有统一适用的经济模型，必须依照具体情况建立不同的模型，新自由主义用自由市场模型套所有发展中国家是脱离现实。”

杨斌认为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之所以比较独特，不同于一般海归派经济学家，原因之一是自己涉足的专业领域比较广泛，研修过西方的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理论，经济领域不仅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研修专业还选择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以前苏联东欧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比较经济制度学，因而能从国际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全球视角多方面来考察经济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善于从历史角度思考，比较自己同老海归派经济学家留学经历的差异，体会老一辈海归派经济学家学术思想形成背后的历史原因。杨斌称自己撰写学术专著的观点，更能获得陶大镛、胡代光、高鸿业等老一辈海归派经济学家的赞同和欣赏，原因是老一辈海归派经济学家亲身经历过旧中国的资本主义，丰富的历史阅历使他们更能洞察西方经济学的利弊，对中国改革方向的思考也更为全面、成熟。

“一些人初到美国访问，走马观花看着摩天大楼，羡慕地说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好？这同我刚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羡慕心情相似。”话锋偏转，杨斌接下来的话题回答了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 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生，只身站在美国的繁华街头，怎能不为所动？“其实这是刚接触西方社会容易产生的误区。当时我在羡慕西方的情绪冲动之后，常常静下来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为什么我接触的一些解放前留学西方国家的老前辈，他们一直坚持批判资本主义？许多老一辈留学生都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为什么他们留学后反而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不顾生命危险投身革命？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普遍受到尊重，而当年不少老留学生却饱受歧视和屈辱？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留学美国后曾撰文称‘国人旅外之受人轻视，言之心痛’，新、旧中国两代留学生经历的不同境遇，究竟说明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还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究竟扩大还是缩小是中西方的历史差距？一些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他们不羡慕美国、日本，反倒羡慕社会主义的中国又是为什么？这些看似书本之外的细微观察和深入思考，恰恰是我形成独特学术观点的重要原因。”

感动  言传身教

谈到杨斌，常常会有人想到他的父亲杨培新老先生，这位被人们称为“杨承包”的经济学家，他与“吴市场”（吴敬琏）、“厉股份”（厉以宁）等一起，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广泛关注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培新老先生解放前一直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解放后在陈云、南汉辰领导下为开创新中国的金融事业作了不少贡献。

“文革期间父亲因为解放前曾在白区工作过，受冲击很大，我往往要跟黑几类的子女归在一块儿，入团入党自然谈不上，坚持自学又被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所以，现在有人指责我的观点是‘左的惯性思维’，我总感到暗自好笑”，“我父亲文革中长期挨整，不能直接过问、帮助我学习，但是他不时谈到自己的丰富经历，对我后来的经济研究有很大启发。”杨斌举了一些例子，建国初期，杨培新作为人民银行首任行长的业务秘书，直接参加了陈云同志领导下的稳定财经工作，当时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国民党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问题都治理了，而且在抗美援朝对抗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同时，促使新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面临着数千万知识青年返城的待业困难，还有消费品严重短缺的隐形通货膨胀压力，当时有人主张按照西方货币主义理论紧缩货币供给，为控制通货膨胀不惜加重就业困难，但杨培新却主张适度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支持国有企业面向市场扩大消费品生产，迅速繁荣市场并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又通过发展生产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问题。“要知道按照西方流行的货币主义经济理论，治理通货膨胀必带来失业，反之亦然，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同时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的，但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恰恰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令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也赞叹不已。我父亲在应美国联邦银行邀请访美期间，曾遇到美国货币主义理论的著名创立人弗利德曼教授，他对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成就也非常钦佩，他称倘若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父亲参加新中国建设和金融改革的亲身经历，让我明白了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使我尽管在西方读了很多书，却始终能不迷信西方的正统经济理论，始终在经济研究中把关注实际民生放在重要位置。盲目追随和崇拜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其实并不能赢得西方学者的尊重，只有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中国独有的特色，才能取得改革和建设的成功并赢得西方学者的尊重。西方学者对中国走‘北京共识’道路成功的赞扬，对俄罗斯追随‘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批评，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谈到父亲“杨承包”的称号，杨斌笑说有人觉得“承包”不如“股份”洋气，误认为父亲不懂市场经济。他说实际上父亲在解放前就已经写了很多书，专门分析旧中国资本主义下各种各样的市场，那时股票、期货、黄金、外汇市场等等都非常活跃，股票市场不仅买卖股票现货，而且还交易股票期货，不仅交易中国股票，而且还交易西方国家企业的股票，金融市场开放、发达程度甚至超过今天，上海曾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重要金融中心，但是，当年就是投机黑幕重重，腐败弊病丛生。当年父亲曾勇于揭露国民党官僚操纵金融的腐败黑幕，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经济界赢得了很大的声望。父亲同胡代光、高鸿业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一样，恰恰是由于深知股票市场投机弊端，才不像新一代经济学家那样对股份制抱浪漫幻想，主张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持慎重态度。父亲正是亲身体验过当年民族资产阶级报国无门、救国无望的困境，才在今天改革方向上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和公有制。

“父亲一方面注重实际，一方面又写书、搞研究，从新中国经济建设到改革开放年代，工作都非常勤奋、辛苦。现在由于长期辛劳、身体多病的原因，他很难再写东西了。他现在对国内改革中的新自由主义倾向非常担忧，像各地改革中大量贱卖国企的私有化倾向。他还认为金融开放中应特别注意维护经济主权，避免出现旧中国金融遭受西方资本控制的局面。他谈到当年民族资产阶级和许多民主人士如章士昭，都呼吁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但因旧中国没有经济主权而无能为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关注民生，迫使广大民众为求生存起来革命，今天应珍惜前辈流血牺牲赢得的经济金融主权。”

坚持  治学之路

尽管杨斌不喜欢这么划分，但是在一些标准下，他的名字的确在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之列。杨斌始终坚持称自己是改革派，对新左派、非主流的称呼都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是主张继承、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成功之路，提醒人们警惕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从“北京共识”的改革成功之路，滑向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公开主张回到亚当·斯密时代，因而绝不是改革而是返古复辟，而且是复辟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拉美、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的这一点。

“做学问正确与否不是靠人数多少来评判，看持哪种观点的人多就是正确的，而是要靠社会实践去检验，正像检验自然科学理论要靠实验，而不能靠人数多少或投票来决定一样。”对此，他的说理简单有力。

“我不是泛泛地批判西方经济学，而是将主要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中国经济学界现在受它影响很大，其实它在西方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都只是一个边缘学派，是代表美英右翼势力的里根、撒切尔政府上台后，才依靠政界和资本力量而非学术界的共识，当做所谓规范改革药方推荐给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风靡全球成为垄断资本掠取全球利益的战略工具的。”

杨斌提到，美国２００４年出版了一本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约翰·帕金斯撰写的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作者曾长期以大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金融顾问的公开身份活跃在世界各国，实际上却是执行着“经济杀手”的特殊任务。约翰·帕金斯揭露，“经济杀手”无所不做，通过制造虚假财务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情和暗杀等手段，拉拢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设置经济陷阱把第三世界国家拖下水，进而控制别国的经济命脉和自然及资源，等等。尽管美国主流媒体对此书进行了全面封锁，但是，该书仍然在美国出版后的头五周之内就再版了五次，销量排第一，引起轰动和受欢迎程度可说是超乎想像。

杨斌说， “早在１９９９年我就撰写了一本书，题为《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正是分析论述美国设置经济陷阱误导别国，书中的很多分析、推论都为今天的大量证据所证实，包括２００４年出版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美英高官近年来鼓噪的新帝国主义论，公开称将国际经济机构当做新帝国主义工具，可用包括欺骗在内的‘丛林规则’对付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还有拉美、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的大量改革实践，等等。国内对社会不和谐、不公正现象的关注，对频发矿难暴露的原始资本主义苗头的谴责，也证实了我提出防止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的正确性。今天支持我观点的人正多起来，而且随着形势发展还会越来越多。”

杨斌谈到他遇到一位德国华裔经济学家，赠送给他一本《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他在回德国飞机上就急切地读完了，到家后马上打电话称，书中对新自由主义的评价，对美国经济霸权的批判和揭露，其实也是欧洲经济学家的主流意见。杨斌对自己观点能引起欧洲学者共鸣感到欣慰，对国内仍有很多人不理解自己感到遗憾。杨斌还谈到，我国领导人出访拉美期间，拉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提醒中国警惕新自由主义，防范其危害经济金融安全和百姓利益，引起了国内越来越多的重视。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指示加强研究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课题组，２００４年出版了汇集课题组报告和众多知名学者论文的《新自由主义评析》一书，从不同角度支持了杨斌多年来坚持的学术观点。俄罗斯和拉美各国当年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现在声名狼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党在许多国家纷纷赢得选举执政，170多个国家的社会党在巴西圣保罗宣言中明确表示反对新自由主义，杨斌多年来坚持学术观点的正确性，似乎正在国内外获得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

杨斌还讲了一个颇有启迪的趣事，他回忆１９８６年曾陪一位日本教授参观北京，当时中国改革还没有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各个社会阶层都从改革中获益，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贫富悬殊和社会问题。尽管当时没有今天这样多豪华宾馆大楼，但那位教授却说中国像西方发达国家，因为他曾在众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工作，到处都是三多，妓女多、小偷多、专给汽车轮胎扎眼讹钱的无业游民多。他在许多国家都经常遇到过一种令人捧腹又心酸的事情，汽车刚刚在路边停下，一群声称要帮助“照看汽车”的人就围了上来，如果他说有锁不需要照看，转身汽车轮胎就会被扎一个眼。他对１９８６年访问中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时还没有大量的下岗、失业和犯罪现象，他感觉中国仿佛是一个发达国家，主要是大多数人民有稳定的工作，有较好的医疗保障和受教育机会，而这些比豪华宾馆更反映社会生活质量。 杨斌认为那时真正体现了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所以外国一些学者才将其总结为‘北京共识’，迥然不同于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但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引入了 ‘华盛顿共识’的 所谓规范改革，以前中国改革开放根本没有的社会问题，也像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俄罗斯、拉美一样，开始逐渐侵蚀、破坏中国改革的成功果实。今天难怪有些经济学家特别反感批判新自由主义，他们私下坦言批判新自由主义，就会批到自己的头上来，因为他们的各种所谓深化改革的主张，诸如ＭＢＯ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都是拉美、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时期，由实践充分证明失败的“华盛顿共识”药方。虽然不能谋面，但是我完全能想象到电话另一端的主人，此时会有怎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情。

关于“郎顾之争”后社会各界对某些经济学家的强烈不满，杨斌说这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流行有密切关系。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改革给少数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给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害，一方面造成腐败泛滥和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另一方面却造成严重的失业和社会贫富悬殊。某些经济学家将新自由主义当做规范的时髦经济理论，用来指导改革时必然损害到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样也会败坏自己的声誉遭到民众的反感。新自由主义表面上主张最彻底的市场改革，实际上却给民众带来巨大痛苦并败坏了市场改革的声誉。杨斌还谈到自己多年前曾预见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流行，可能损坏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声誉的危险性。他在撰写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曾指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享有很高威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干部学者也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特别是随着西方规范经济理论的流行，许多学者觉得已掌握了市场经济规律，认为应依据西方规范理论搞系统改革．．．。但是，随着改革措施越来越接近西方规范理论，改革开放中却面临着越来越多难题，出现了许多‘三个不利于’的现象，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种种社会痛苦，这一切恰恰不符合中国改革的成功历程，反而同俄罗斯爆发经济危机前的症状，出现了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相似”，倘若这种状况不能引起重视并得到改变，就很可能像俄罗斯、阿根廷等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那样，随着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灾难加重招致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感。

杨斌还提醒人们关注美国的前经济杀手约翰·帕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揭露的严峻威胁，即今天美国的经济杀手在世界各地无孔不入，他们为了建立和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择手段收买、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力图通过操纵别国经济命脉的方式来控制世界。俄罗斯、阿根廷等国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精英，如被称为“市场之父”、“私有化之父”的盖达尔、丘拜斯、卡瓦略，他们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却给本国经济和广大民众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害。盖达尔、丘拜斯在俄罗斯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成为遭到批评、耻笑的对象，他们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受雇设计私有化改革，充当甚至连西方经济学家都不耻扮演的角色，充分暴露了其受到美国极右翼势力特殊信任的买办身份。阿根廷前经济部长卡瓦略推动私有化颇受美国赞扬，他在爆发金融危机后因涉嫌违反经济安全法遭到逮捕，罪名是向美国跨国银行泄密协助资本外逃和逃避管制。俄罗斯、阿根廷的政治家如叶利钦、梅内姆，也因重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带来社会灾难变得声誉扫地，叶利钦后悔地说都是主管私有化的“丘拜斯惹的祸”。委任卡瓦略担任经济部长的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也因涉嫌私有化腐败遭到阿根廷引渡通缉。阿根廷推动私有化的政府官员和学者，通过廉价贱卖国有资产虽然捞了不少好处，但最终难以逃脱自己酿造的社会恶果的惩罚，他们通过私有化腐败攫取的财富，又在银行危机和股市崩盘中损失惨重，遭到更加贪婪的金融大鳄的洗劫，丧失银行存款的民众为发泄愤怒的情绪，甚至将他们的家产也付之一炬。杨斌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必然对美国谋求建立全球霸权构成障碍，无法置身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因而也必然是美国经济杀手渗透的重点对象，中国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警惕美国通过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蓄意设置经济陷阱误导中国改革的潜在危险，否则也有可能像俄罗斯、阿根廷某些主流经济学家那样，最终因误国误民而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

采访结束时，杨斌还建议我再去接触一下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老前辈，如陶大镛、胡代光、高鸿业等。他说这些老前辈们解放前曾留学西方国家，学识渊博精深，人品高尚，不追逐名利，只是甘于平淡寂寞，不赶风头，人们往往关注善于炒作的学者，而忽视这些海归派老前辈经济学家们的声音。今天众多新一代经济学家向往西方市场经济，而只有这些早年留学西方的老前辈经济学家，才真正熟知西方和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们堪称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国宝。倘若能在不影响他们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就国内外的重大改革开放的方向问题，问计于有着真才实学和丰富阅历的他们，耐心求教他们形成与众不同观点的深层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能少走许多弯路，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最后，就用杨斌称最为欣赏又略加改动的一句话来结束全文吧，“陈云同志曾说他做事的基本态度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我想说我再添三个字——‘不唯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