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方法，是中华文明创立的指导方法。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与它的指导是分不开的。由于中国哲学方法在今天的失落，也使今天的中国人不理解古代中国为什么在各个方面均能走在世界前列的原因。今天中国乃至世界在呼唤新的哲学方法，而都把目标指向了中国那深厚的悠久文明，其原因就是人们都想从中找出这套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与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方法是研究人类文明以及认识是如何得来的或如何被创立的学问。在人类脱离动物有了抽象思维能力后，对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均有了自身的认识，在人类文明及文化、科技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以及人类抽象思维能力发展提高的过程中，始终都离不开哲学方法的指导，否则，任何学科的理论以及科技上的发明与发现都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哲学则是研究人类思维的学问。与哲学方法相比，哲学所研究的人类思维的内涵，是在哲学方法指导的前提下进行的，故哲学方法与哲学二者，应是哲学方法在先，哲学在后，任何文明及文化，都是在哲学方法指导下产生或创立的，忽视哲学方法的指导作用，就无法认识人类文明及文化是如何创立的。忽视中国哲学方法对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的创立的指导作用，就无法认清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的根源，就容易陷入宗教的泥潭之中。本书就中国哲学方法以及它如何指导了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的创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扫对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研究被西化了的误导，还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本来面目。
在今天，中国哲学界、科技界重建中国哲学的呼声渐高，但是，即使是重建中国哲学，也必须对中国哲学方法有清醒的认识和熟练的运用能力，而如果从哲学方法与哲学的关系看，中国哲学并不存在重建的问题。然，哲学方法就更不存在重建的问题，尤其在当今大变革的年代里，古老的中国哲学方法将会起到推波助澜、画龙点睛的作用，然而中国哲学方法不是凭个人的智力和智慧可以想象或创造出来的，必须要从我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去发掘出来。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哲学方法不是重建的问题，而是怎样复兴的问题。重建意味着过去的架构全部倒塌了、毁灭了，需要重新建立。而复兴则是过去的架构全部完整地保留在那里，只是因为今人对它视而不见、视之无用或日用而不知罢了。
今天，当我们终于重新发现中国哲学方法以及它的巨大价值后，需要的是在国人中进行普及教育，以最快的速度使我们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以及全体人民能够真正予以掌握，使他们能够运用中国哲学方法去指导各学科的研究与创作、甚至制订国家发展战略的韬略等等。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意味着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文化及科技的中心。这不是笔者的个人愿望使然，也不是什麽天方夜谭，因为有历史为证。
当然，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大业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体中华民族的大事。中国哲学方法赋予我们中华民族的是乐观向上的精神，悲观、自卑的心理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个性。所谓重建中国哲学的论点，是悲观、自卑心理的反映，是不足取的。中国哲学必须要有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才行，以西方哲学方法指导下得出的中国哲学内涵是支离破碎的，与中国哲学方法是背道而驰的，在不认识中国哲学方法的前提下，是无法真正认识中国哲学的。所以，这里没有重建的问题。西方有文艺复兴带来的社会发展进步的高潮，中国至今还未有过对社会进步有如此巨大作用的复兴运动，但愿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将能够掀起一场能带动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大高潮。
在中国哲学方法复兴的前夜，我们的学者不要悲叹过去许多论点的弊端，因为这些弊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而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我们这几代人一出世就已面临这种状况，故不要死抱在这种状况下所作出的种种与中国哲学方法不相符的论点不放，反而对中国哲学方法这套既古老又新鲜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持排斥和抵制态度。笔者希望各界人士能共同参与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大业，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出一份力。著名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公元1900年～1995年）就曾这样论及中国文化：“我曾试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物在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注1】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方法，这套哲学方法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在用而未被今人所理解的方法。因而，对指导了中华文明创立的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使它继而成为我们今后创造更新文明的指导方法同样是行之有效的。只有如此，才会出现李约瑟博士所憧景的那样，中国文化会在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绝，在历史上数遭外族劫难却不灭，而总以“征服者被征服”的事实证明着它的强大生命力和像大海一样的民族胸怀，与这套独特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作为指导方法是分不开的，否则不可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概论》一书指出：“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而从未中断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注2】仅以文明持续不间断的7000年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华文明应从伏羲时代算起，故为7000年），就给了人们一种信念，证明着一个真理：这决不是靠幸运和偶然得以实现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靠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中华文明及中国文化才得以实现的。但这套哲学方法的内涵是什麽，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本书所阐述的外，有许多与此不同的认识，其根本的不同点就在于这些认识和论点是用西方哲学方法推理出来的，很难而且也不可能将中国哲学方法论述清楚。因为西方哲学方法主要是线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哲学方法进行这种分析，与其说是分析，不如说它是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肢解”和不懂装懂更为恰当。不信请看：有人提出，“中国哲学是实践型哲学，不是思辨型哲学，其思想方式自然是实践型的，不是思辨型的。”【注3】有人认为，“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不幸，是在我国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时期里，未曾出现一个古希腊式的前苏格拉底阶段，也就是说，缺乏一个自然科学思想得以充分独立发展的哲学时期，中国古代哲学很早就形成一种早熟的有机论思想－－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论。……，这样一种过分早熟的朴素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不能适应自然科学深入发展的要求的。”【注4】“中国哲学中知识论及方法论颇不发达，但亦决非没有。”【注5】“道是非物质的东西，自然就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注6】“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注7】等等，等等。这些论点使人无所是从。
笔者不禁要问：中国哲学方法是因为它形成比较早并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论点就是早熟型的吗？中国哲学方法因为有道德二字就是是伦理型的吗？中国哲学方法中根据自然存在而靠思维才能把握到的道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吗？中国哲学方法对中华文明的创立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颇不发达吗？中国哲学方法是实践型的吗？难道作为哲学方法就只有思辨与实践之分，而没有宏观型的吗？将以上各家论点逐一排列，很明显，中国哲学方法已完全被肢解，而且面目全非了，这些论点只是从用西方哲学方法来论述和研究中国哲学方法的大量专著中摘录出来的一小部分。可见，这样来论述中国哲学方法实有些荒唐。我们现今呼唤中国哲学方法的目的，是要促进中华民族的文明向前发展。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肢解”的水平上，中国哲学方法是永远也无法被呼唤出来的。由此可知，以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法的结论是多么不合实际，它给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方法的研究和普及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并误导了几代中国人。
尤其严重的是，某些学者为了证明其错误论点是正确的，便用“不科学”的帽子来排斥和改造以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指导下创立的学科，造成了中国长期存在着“言必称希腊”、“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状态和意识，甚至出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矛盾情形：在讲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中国文化时，均以五千年的文明沾沾自喜，甚是骄傲，可是回到现实，却又对这些文明的产物－－各个具体学科加以排斥，即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什麽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不科学。这种情况在对中医学上表现的最为典型。某些报刊、电视台等在谈及科技史时，不顾历史事实，对许多科技发明本来明明是中国最早发明和发现的，却一味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人”出自欧洲中心论的失实说法，误导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在许多外国动画片中，这种现象尤为普遍，有关部门对此应当有所注意和重视。
例如，在 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首次提出生物钟原理后，我们的报刊争相报导，而实际上这个原理源自中国。中医一直在运用。是的；“西方人”对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得意之极，某些国家甚至把这一天定为假日，而我们也在为他们宣传。可是经考古证明，美洲大陆是中国人最早登陆的，在那里的民族文化中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影子。“西方人”之所以得意，其中还隐藏着美化殖民主义的心理。总之，“西方人”一向对这类事实是“视而不见”的。
正是因为死抱西方哲学方法是唯一科学方法的意识，造成了中国人也去用“西方人”的偏见来看中国文化了，如果不在现今国人中加以有关中国文化的教育，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也有一套不比西方哲学方法差的方法，不要总是以为只有西方的才是好的、科学的。只承认西方哲学方法是科学的论点是崇洋意识的根源，这个论点否定了中国哲学方法的科学性。颇为严重的是，持此论点的大多数学者、教授对中国哲学方法却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懂得更少，根本不会应用它，并作为指导方法去进行他们的学术研究，却动不动就给中国文化戴上“朴素的”、“经验的”、“直观的”、“唯象的”、“唯心的”帽子给予贬低或否定，在学术上对他不知或知之甚少、懂得更少的学科挥舞大棒。对这样的学者、教授，应促其认真学习和掌握中国哲学方法，以免成为中国哲学方法复兴的阻力。
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其核心就是对中国自古就被学者十分重视、并认为是须臾不能离开的“道”的内涵的认识，也就是要还中国哲学方法的本来面目，并在国人中普及。自公元1918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以西方哲学方法来论述中国哲学方法时，将把握“道”的方法给抹煞了，代之以古代学者人人成了哲学家， 80 多年过去了，中国哲学界没有改变以胡适的这套以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法的西化思路。虽然哲学界中有一些学者在呼唤中国哲学，但不是哲学方法，可是至今非但无人能很清楚明白地讲清和应用这套方法，并提纲携领地将它们呼唤出来，反而却越发加大了“肢解”的范围，将本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各个学说，却分别冠以X X哲学。这样，对哲学均以不同学科不同人名命名，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混乱局面，使后学者无以是从，它对国人的误导是致命的，对中国文化的肢解和破坏也是不可低估的。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胡适的那本书《中国哲学史大纲》为标志、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中那不分良莠的全面西化，和他未对中国哲学方法有所认识，从而给中国哲学界造成只讲哲学而不讲哲学方法的局面。
我们学习西方文化，不是用它来代替中国固有的文化，而只是吸取其精华，进行综合。如《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形态》一文所述：“近百年来，由于中国文化自身的因素，对西方文化无法进行综合，因为这里有一个不对等的因素，这就是，谁也没有将中国文化中与西方文化中相互对等的学说进行过整理。例如，中国文化的知识形态主要是经史子集，经学是中国学术的核心，但是，按照中国文化的这种四部学术的划分，西学中没有一部可以纳入经部的，在西方讲中国学术的也从未有完整的讲经学的。胡适的’功绩’就在于将经学改造为符合西学的只言片段，在这种知识形态的大转换中，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它的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全然被丢掉了”【注8】，就哲学这一名词而言，古代中国学术中是不用它的，而是用“道”来表示的，这个“道”本身就是指方法。进入现代，我们的哲学家们并没有把“道”的哲学内涵搞清楚，一味往西方模式上套，根本不管二者知识形态的不同，以凡套的上的就好，套不上的就是迷信的、落后的，甚至忿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哲学方法。这种认识和行为简直太可笑无知了，这是笔者所唾弃的。故本书所用哲学方法一词的内涵，完全是以中国学术中的“道”为主线的，与胡适所用的哲学内涵是不同的。本书着重论述的是中国哲学方法，即中华文明创立的指导方法，不是去评价古代学者与诸子百家的只言片语，而是去探讨他们之所以要如此阐述的指导方法是什麽，即古人所谓的“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注9】意在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一定要从其最大的方面去把握，要知道其“要”，也就是这个事物的宏观方面，而宏观又有形象化后的“一”作为隐喻，“一”即宏观，宏观即“一”。“一言而终”的“一”是个双关语，既指宏观，又指一数，全意是只要知道事物的宏观“一”后，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所以。遵照中国哲学方法的要求，对任何事物或学科均要从宏观入手去认识和把握。
由于现代中国教育的全盘西化，现今的中国人已不懂如何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虽然古人对此已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可是今人仍不甚了了。这意味着西方哲学方法与中国哲学方法的格格不入。凡是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法或学术的，均感到中国哲学方法与学术是支离破碎的、杂乱无章的、百科混杂的，毫无秩序可言，根本无法把握到它的重点，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是因为：“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像胡适那样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法与学术其结果就是如此。由于抓不到中国哲学方法的“要”，于是乎便流散个没完，什麽“老子哲学”、“孔子哲学”、“道家哲学”、“儒家哲学”、“墨子哲学”、“伦理道德型哲学”、“早熟型哲学’等等可至无穷，简直把“活生生的中国哲学史弄成了羊肉串”。【注10】现今对中国古代哲学方法及学术有这麽多的论著，却没有一部论及到诸子百家及古代其他各家学说是以什麽方法指导下创立的。
所以，研究和探讨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方法，首先要把握到指导它创立的哲学方法，这才是它的其“要”所在。而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方法，由于它用的是线性分析即肢解的方法，明明不是盲人却要去做盲人摸象的事，必然会造成流散无穷的境地，使今人无法对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方法有一系统的、完整的认识。
许多学者经常论及到中国哲学而忽视哲学方法，一问他们中国哲学方法的核心是什麽？中国哲学方法要求人们怎样去认识事物进行思维的？道家学说创立的指导方法是什麽？儒家的又是什麽？都说《孙子兵法》好，至今还适用于各行各业的竞争，但《孙子兵法》为什么至今还有用？中医学为什么自古至今还那么有用？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在不理解以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方法的情况下，他们是难以回答的。本书对此将会在各章中予与详述。由此，当我们知道了用西方哲学方法无法真正懂得中国哲学方法的内涵后，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以及人们期望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的迫切性，就成了当今主要的文化趋向。而且必须对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的做法加以清算，否则，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将是一句空话。
说中国哲学方法是复兴而不是重建，是有其根据的。因为古人对道及对把握道的方法是十分自觉、主动的，并随时随地的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运用此方法来阐述和研究事物。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11】“朝闻道，夕死可矣。”【注12】“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注13】等等，都在告诉和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道。道倒底是什麽东西？它在中国哲学方法中究竟是什麽地位？许多有关中国哲学的著作，只讲了道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是重要的，但并未讲明重要到什么程度，也未将哲学与哲学方法进行区分。
进入现代，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化教育上西化了，今人很难一下就理解道倒底是何物，于是仍不理解中国哲学方法。其实，用现代语言讲，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就是指宏观即指绝对真理，古人之所以提醒人们不要离开道去阐述事物，就是要你用道（宏观）去把握你所要阐述的事物，如果不能把握到这个事物的道（宏观），你就无法将此事物阐述清楚。然而，除了用道对事物进行阐述外，对道本身的阐述，都要用形象化方法进行。古人极会运用此方法来阐述道，诸子百家都会用形象化方法去阐述各自学说的道，令人读后体会深刻不易忘怀。
例如，庄子为了说明无为而无不为的涵义，他未直截了当地去作解释，只是用了一个故事将它点化，丝毫没有一点说教的痕迹，他讲，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地方，看见一棵参天大树，覆盖方圆数里，它的树干要五六个人才能合抱，于是他问一个木匠，这棵树这麽大，为什么不用它来做东西呢？木匠回答说，它没用！用它造船，船会沉；用它盖房，房会塌；用它造桥，桥会断，总之它十分无用！哦，难怪它长的这么大，原来它无用。庄子由此得出无用之用的结论，将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一下就点破了。
庄子是使用形象化方法最活最妙的人，然而也正是这个形象化方法把许多以西方哲学方法看问题的人给搞糊涂了，加上对古书中或古代的传说中有把形象化方法表述的东西直译或故意说白让人们便于记忆的例子，就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糊涂状态。于是那些不懂中国哲学方法的现代学者们则认为庄子是浪漫派散文家加相对论者，而将他用形象化方法阐述的道给抹煞掉了。
如传说中有羿射九日的故事，实际上它是对“天有十日”这个用形象化方法表述的天文学术语的直解。“天有十日”是指十天干。从易之数理中我们终于知道，十数代表日（太阳），并不是说天上有十个太阳，天在这里是指历法中的天。如《黄帝内经》对此谓：“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意思是天有十天干，日六竟而周甲是指天干与地支的配合，天干要重复六次才完成一甲子（数60）的配合，甲六复而岁终是指一甲子再重复六次（360日）才为一年。十和日在这里是相互为注的，这是中国汉字中双音节词惯用的造词方法；
又如，人们往往喜欢用西方的诺亚方舟传说来与中国的天圆地方之说相提并论，认为古人很苯，根本不懂地球是圆的，而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孰不知这又是个误区。天圆地方仍属古代天文学范畴，自古至今，测量天体都是用角度，测量大地都是用平方，这就是中国天圆地方说的数学内涵。如果我们不懂得中国哲学方法中的形象化方法，对古代以形象化方法来表述的事物去直译的理解，那就会走向歧途，谁苯谁聪明就可想而知了。
诸子百家以及古代学者对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即把握宏观的方法是能够自觉运用的，否则他们的学说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有关道的知识并不是仅老子一人进行了阐述，在诸子百家中几乎无不涉及到道。道又是分层次的，除了最宏观的大道外，也有各个具体事物的小道，二者不能混淆，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是相通的。读者如果将道改为宏观去读先秦诸子，就可以理解诸子为什么对道有那么高的热情，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的文化传统。它说明古人对任何作者在对道的运用上要求是极高的，凡是写文章、著书立说，说明一个问题，就必须贯之以道。《淮南子》对诸子的道做了总结：“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受无形；”由于对一事物一旦把握了它的宏观即道后，你就会感到你是在俯视这个事物，此事物中的各个层次（小道）都将一览无遗，这就是古人要以道为出发点去论事的旨要了，《淮南子》又谓：“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离也。”其气魄之宏大，只有掌握了运用道的方法后才能体会到，文以载道已在其中矣。后世学者，凡是掌握了把握道的方法的，均有所建树。如，有李、杜及三苏为代表的、达到了中国诗歌巅峰的唐诗、宋词；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政的最高境界的概括；有毛泽东“背负青天往下看”的对道的理解，并能使中国在当时美苏两霸核打击危险的夹击中，游刃有余地走掉的兴奋之情的流露，等等。
西方许多学者之所以时常贬低中国的学术，甚至把中国哲学方法说成是方法论极不发达的早熟型、实践型的哲学，把道说成是唯心主义哲学观，等等。除了他们不懂外，主要根源来自欧洲中心论。它否定一切欧洲以外的文化，是殖民主义盛行时代的产物。而究其殖民主义的根源，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奴隶社会结合的产物。
西欧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科学技术获得大发展，然而，这些西方国家一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就开始对处于封建社会的国家进行殖民地的拓展，进行破坏性的掠夺和疯狂的屠杀。在奴隶社会中，战胜部落是不把战败部落的人当人看待的，故资本主义社会与奴隶社会的结合，其残酷性和野蛮性就更显得比奴隶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他们更注重消灭殖民地民族的文化，致使被他们殖民的民族自身文化遭到破坏甚至消亡或濒于消亡，以至于这些民族在文化上只得依附于他们。许多非洲及美洲国家的民族不是连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都被殖民掉了吗？而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以骄傲的。蔑视其他民族的文化，是产生欧洲中心论的根源。在现今，这种偏见依然有强大的势力，并且随着科技、文化的交流也堂而皇之的走进了我们的国家，使许多学习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学者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偏见，不知不觉地成为欧洲中心论的辩护者。一切均以西方标准为标准，以所谓科学为幌子，冠冕堂皇地视本民族优秀文化为糟粕，总想将它们消灭掉。在中国，受攻击最为猛烈的就是那些还在起作用的学科，这就是中国哲学方法、汉字以及中医学等等，个中原因不是很清楚了吗？
许多西方科学家是欧洲中心论的推崇者、受害者，所以更具有这种偏见。五十年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成为这种偏见的代言人，他在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E.Switzer）的信中这样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这段著名的论断在1976年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574页）中被误译了，直到1983年版才做了修正。这就使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一直误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科学是肯定的、热爱的。这个误译流毒甚广，直到今天还仍有人不知此而继续引用误译的内容。
欧洲中心论使得爱因斯坦这位大科学家根本看不起中国文化，而他哪里知道，欧洲中心论所忌恨的，是他们在入侵中国的百多年里没有将中国文化消灭掉；所害怕的，却正是中国文化中那股不可低档的中国哲学方法的智慧力量。在欧洲中心论形成之前，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文化、科技则是抱有相当崇敬的心情的，他们的态度也是真诚的。“英国皇家学会院士罗伯特?胡克在1686年《关于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研究和推测》中说：‘应当感谢那些数学如此优异的人，感谢他们为我们发现了这个世界上前所未知的部分。由此，我们不仅希望能把这方面的知识充实起来，使之臻于完善，而且希望能继续发现其余的一切。我谨借此机会奉上研究有关中国文献的一些心得，这只不过是我在仔细阅读了他们一些著作的基础上所作的推测。我所要讲的，说不上是什麽完满的发现，但我希望能启示和激励那些更有才华并具备其他有利条件的人去完成这一伟大的功业。目前我们还只是刚刚走到这个知识领域的边缘，然而一旦对它有了充分的认识，就将会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迄今为止只被人们神话般地加以描述的知识王国，并将使我们能够去和这个王国中古往今来最优秀和最伟大的人物进行交谈；同时这将会使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印度宝藏，并通过新的贸易而把这些宝藏带到我们这里来。’”【注14】
当初，发现二进制的莱布尼兹对《易经》中早已涵有二进制感到万分惊喜，他高度评价“易图是流传于宇宙间科学中最古老的纪念品。”并写道“我的新的不可思议的发现－－就是对二千年前中国最伟大的一个君主，且为唯一的哲学者伏羲的古代文字的秘密的发现，对于中国人应该是一件愉快的事。应该允许我们做中国人吧？”【注15】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是没有偏见的。
现今，虽然欧洲中心论在世界上仍占据统治地位而还大有市场，但真正有良知的西方学者也是不受它左右的。如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其《四海之内》一书中曾指出，某些西方人很不情愿承认许多学科的最早发明与发现源自中国的事实，点出了这是非常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从诺贝尔奖的提名与颁发也可以看到这种偏见的顽固性和占统治地位。著名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1905～1980）就对欧洲中心论就做了惊人的举动以示反对，他拒绝接受1964年颁发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为此在声明中这样写道：“目前文化战线存在的唯一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和平共处而斗争……，我知道诺贝尔奖金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奖金，但现在人为地成了这样一种奖金，……，客观上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荣誉，……，如果我接受了诺贝尔奖金，或许就等于被收买了。”【注16】
今天，这种对东方文化的偏见依然存在，中国现今许多科技发明与发现、文学作品以及医学创见等等本可以争取到诺贝尔奖，可是事实上却受到了歧视。甚至本身以西方科技理论指导下获得的研究成果，因有西方人作为合作者，结果是西方合作者获得诺贝尔奖，首先发现者因是中国人却被排斥在外。公元1993年诺贝尔医学奖授予西方人就是这一类事实。【注17】而公元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样以西方人的偏见，颁发给了中华民族的叛逆者，早已加入了法国藉的、文学造诣低下的人，这正应了萨特的话－－诺贝尔奖金“客观上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荣誉”。萨特的人格令人敬佩。
我们应对欧洲中心论有所警惕，否则它会误导人们去崇尚西方而忘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大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将中国人的智慧充分发挥出来，使欧洲中心论失去它歧视其他民族的资本。故中国人不要因为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而丧失斗志与奋斗精神，而要用事实和实力说话。这个实力，就是早已在中国古代表现出来的，即中国文化赋予中国人的大智慧和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正是来源于它的指导方法－－中国哲学方法。要想恢复这种实力，就要复兴中国哲学方法，发挥这个中国独有的优势，不要被欧洲中心论所误导而自卑。防止它在引进西方科技的过程中被忽视和遗弃，
人类社会发展是分阶段的，现今公认的时序大致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社会的形态是对它的前一社会形态的进步与否定，以此社会发展时序来比较中国与西方科技发展状况就十分清楚了。它证明，17世纪是西方正处于刚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社会的进步，必然首先是生产力的解放，这样，科技发展就首当其冲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核心问题。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化的社会，使社会需求急剧上升、膨胀，加上这些新型资本主义国家马上就对其他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和野蛮的掠夺，这些都成为刺激科技发展的动力。故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科技的大发展。
而17世纪的中国，明代被相对于汉文化落后的满清政府替代了，清代实际上使中国社会发展走了回头路，不但扼杀了明末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且强化了封建社会经济形态，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事件，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科技现今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今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发达的、卓越的，仅此就足以令人去崇拜了。然而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与西方封建社会的科技相比，就会发现，西方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而西方在资本主义初期，科技发展的基础性来源基本上是来自中国的（李约瑟语）。如蒸汽机的发明，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它的机械原理则全是中国最早发明和应用的，是来自中国的。所以，如果以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比，中国是先进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比，中国才是落后的，原因是封建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落后的。
我们知道，任何科学均要在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指导下才能创立和发展，然而崇拜西方现代科技的思潮，认为只有逻辑思维才是科学思维的依据，以至在中国教育中只教授与普及逻辑思维，而把中国哲学方法自身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抛在了一边。只对逻辑思维进行教授与普及，证明了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从未承认中国哲学方法同西方哲学方法是共存的、平行的与平等的，由此压抑并排斥了中国哲学方法的教授与普及。一个社会的科技进步与发展，除哲学方法外，还有赖于它的经济基础的性质。说中国科技落后，其根本原因并不在哲学方法上，而是在经济基础上。
古代中国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首创性和独创性的科技发明与发现，既证明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比其他各国发展的完善，也证明了指导科技发明与发现的哲学方法是科学的。所以，科技的进步与落后，应该以历史的观点去加以分析，不要只从具体的、现实的科技水平去比较，忽视经济基础和哲学方法的原因。如，西方哲学方法自古希腊时期就已产生，然而它并未使西方科技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领先于各国，反而是极其低下的，如果以此来肯定西方哲学方法不科学，势必是说不通的。所以，只有西方哲学方法是唯一科学的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看问题要宏观的、历史的去看，不能因为今天西方科技发达，中国科技暂不发达，就只承认西方哲学方法是唯一科学的，这也是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结果。现今中国科技之所以不发达，是社会发展阶段处于过渡时期造成的，而不是哲学方法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型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并使中国哲学方法与之相结合，中国必将迅速改变科技落后的状况，这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中国哲学方法与西方的不同，因此西方人看中国哲学方法往往无法掌握要领。西方线性推理的方法是属于二元论的。然中国哲学方法中内涵的一不是只指一数或一个，而是包含了具备宏观的各个因素，与通常讲的一元论中的一是不同的，这里的一是指宏观。在整体观方法论中，没有西方哲学中概念范畴，如，中国哲学方法从未将物质与精神、唯心与唯物分开，二者的不可分性是中国整体观方法论的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了解了这种区别，再来看西方人为什么无法掌握和认识中国哲学方法就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他们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整体观方法论中找不到西方哲学中二元论的任何概念。我们从黑格尔那里就最能清楚地看到这种状态了。黑格尔说：“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面的；当他们过渡到具体者时，他们所谓具体者在理论方面乃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再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从起始进展到的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治国之术，历史等等。但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这里，在中国，在中国的宗教和哲学里，我们遇到一种十分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注18】可见，黑格尔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认识是一团糟的，但其中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一句，却恰恰是宏观的一包含了众多的宏观因素而显现出来的。
在此，还要对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德一词作一简单解释，以避免望文生义的错误：在黑格尔上述论点中可以看到二元论者是不能理解中国哲学方法的特色的，他对道德的理解只是停留在作为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层次上，将宏观意义上的道德，降到了微观的具体的低层次，而且是望文生义的。真正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德，内涵是宏大的：道，指的是宏观，是绝对真理；德，指的是规律或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即事物必须如此行的必然之路。故道德一词的内涵是指事物宏观的规律及法则，而绝不是指人类社会具体的伦理道德，这是一定要明白的，大多国人以及西方人之所以不理解中国哲学方法中的许多概念，就是因为将宏观具体化造成的。认为中国哲学方法是“伦理道德型”的论点，是不懂中国哲学方法的黑格尔不求甚解所强加的。
另外，有学者把中国哲学方法看作是早熟型的，不但没有道理，而且说明提出此论点的人西化的程度是多么严重，对中国哲学方法根本不懂就惶而论之了。不要以为中国哲学方法形成的早，很早就提出了天人相应的论点就认为它是早熟型的，这种拙劣的推理手法恐怕连西方人也会咂舌的。
如果说中国哲学是早熟的，那么由它指导下创立的许多学科流传至今仍不失其用，又将作何解释呢？何谓早熟？顾名思义就是人在还未成年或植物、水果还未到成熟季节就先成熟了；这里的早熟是指有缺陷的，不完善的。故，说中国哲学方法是早熟的，还有一个伏笔：即用此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学科也均有早熟的烙印，因而这些学科也是早熟型的，是不完善的。进而就可把中国哲学方法当作模特来对待，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它戴任何帽子穿任何衣服。当然，中国哲学方法自古以来就没有类似西方哲学方法有关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教科书，但古代许多著作中却对中国哲学方法做了中国式的论述，《尚书》、《易经》、《老子》、《庄子》、《论语》、《淮南子》等等均对此论述的十分清楚，甚至《黄帝内经》对此论述的更为详尽，可以说这就是中国哲学方法之教科书。而对此，人们大多只是从字面上或以西方哲学方法去理解，根本体会不到古代学者对道的真谛所作的论述，也不可能把握到他们是以什么方法指导下进行阐述的。实际上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像一条红线贯穿于诸子及古人的著作之中，其指导作用不是颇不发达而是相当发达的。由此可以知道，中国哲学方法是经过我们祖先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在为生存的实践中，不断观察大自然把握大自然而获得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并使之上升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指导方法而形成的。是不同于靠某个人的个人智慧总结创造出来的西方哲学方法的，因而中国哲学方法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说中国哲学方法是早熟型的实在是荒唐透顶、不值一驳。
西方哲学方法，一般认为是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创立的，《辞海》谓：“他不仅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而且研究了辨证思维的最基本形式。”【注19】证明了它是由个人因素创立得出来的。
由于西方社会发展阶段与中国不同步，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落后于中国。这里首先要确立这样一个论点，即科学技术是受哲学方法指导下得以发展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有不同的科技水平，社会经济形态制约着科技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忽视其中任一因素均无法说明问题。世界史及西方学者已证明了这一事实，西方封建社会的建立与摧毁，均是由于中国科技发明的传入后促成的。公元585年中国马镫的传入使西方社会进入了“骑士时代”（封建社会）；公元十四世纪中国火药的传入又摧毁了它的封建社会，使它逐渐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到西方封建社会的最后消亡的这段时间内，西方人在西方哲学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生产实践中，科学技术非但无法与中国相比，而且发明创造也不多。西方科学技术真正大发展是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才开始的，而科技史已经证明，西方科学技术是在中国大量首创性和独创性的科技发明与发现传入的基础上，通过文艺复兴才发展起来的。
而中国哲学方法形成于距今约7000～6000年前，它首先把握了地球万物的宏观并指导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在它的指导下，古代中国的科技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直至十七世纪左右，是当时世界各国所无法相比的。这些成就，说明中国哲学方法具有开创性内涵，并且这些科技成就是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相结合而产生的。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未能先于西方或与西方同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因而未能得到解放，致使中国科技发展停滞不前而逐步落后于西方，加之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又使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种社会经济形态则更加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长期的封建社会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无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相比的，由此又引发出崇洋媚外的殖民地思想和民族虚无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科技当然也得不到发展。
一味用西方哲学方法去对中国各学科进行“肢解”，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肢解”完后的结论竟全是对本民族学科的否定。
比如，关于汉字问题。一进入汉字学领域，一股否定汉字、一定要实现汉字拼音化的路线成为主流。这股思潮由来已久，自20世纪初就开始形成，由认为汉字是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大敌，到“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耸人听闻的呼声，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力量。在今天，前一种论点仍是汉字拼音化的主要根据，认为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不如拉丁文字快，就是当王码（即五笔字型）问世多年，汉字输入速度早已超过拉丁文字成为家喻户晓的事实后，还有人对此视而不见。从实践中看，用拼音代替汉字无法行的通，拼音只能作为汉字的补充手段和正音方法；从中国哲学方法上看，则更是行不通。因为汉字是在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才得以大规模创立。汉字一旦被创立，它就不只是单纯记录语言的工具，还是中国哲学方法的载体，中国哲学方法、汉语和汉字已经溶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凡是会用汉字的人，都潜移默化的会受到中国哲学方法的影响。在今天，形声字占了汉字90％以上，由此，一些持汉字拼音化的学者高兴的说，只要再走一步，就可以实现汉字的拼音化了。他们这种以西方哲学方法看待汉字的态度实在是比西方还西方。汉字的大规模创立的前提，是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把握了语言和文字的宏观，即汉字的造字法“六书”才得以实现的。今天汉字逐渐以“六书”中形声为其主要造字法，正符合事物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形声字中的“形”，是属视觉功能范畴；“声”，是属听觉功能范畴。到此就不可能再简化了。拼音文字主要以音即人的听觉功能为主，它忽视了人的视觉功能，从这方面讲，它不如汉字完善，因而，汉字也不可能放弃方块字的形走向拼音化，去不完善自己。
比如，关于中医学问题。当我们走进医学领域，一股旨在消灭中医的潮流更是汹涌澎湃，表面上看，报刊、电视对中医的宣传报导甚是重视，然医学行政部门与科技界却已成功地在中医现代化的幌子下把中医给现代没了。今天，人们并不知道其中原因，只是感到找不到好中医了。现在，所剩老中医已寥寥无几，不出数年，中医将只剩下“中医”的外壳，其行医者，将不懂得中医的治疗思想而全以西医的方法为根据了。中医这个名词一直会流传下去，但中医的灵魂已被驱逐掉了。现在如不拼死抢救，真正的中医将成为历史，中医的神奇疗效，将成为传说，将像中国古建筑那样，古建筑物这个外壳都留在那里，可设计思想计算方法这个灵魂却再也找不回来了。从当今中医大专院校的教材及教学课程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令中国人不愿看到事实。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西方哲学方法来对待中医学造成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俗语，意指在师傅教会了某一项技术或学问后，继续深造研究就要靠自身的努力，自古以来的学者和艺人以及中医专家均是如此获得成功的，而现今，在中医大学经过五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却不会治病，多少年来没有培养出一个名医，原因在哪里？首先，“师傅”就不懂中国哲学方法，学生一进门就偏离了中医学的指导方法；其次，是这些学生也不懂中国哲学方法，而且在中学所受的教育中已经接受了西方哲学方法的教育和训练，所以在个人“修行”时无法用它来指导对所学专业的提高和发展，也不会用中国哲学方法去总结临床经验和发现新的问题并能解决它。故中国哲学方法复兴之日也将是中医学复兴之时。
以上种种论述，主要是为了说明中国哲学方法复兴的重大意义所在。因为欧洲中心论所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正在利用中国哲学方法的失落，进行着一场旨在以中国人自己去消灭自己的文化的阴谋，并且可以说是获得了节节胜利。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将给中国及中华民族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将给我们进行收复“失地”的力量，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支持和参与的。
针对中西方文化的异同，还是让我们看看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专门研究中西文化的董庆圆先生是如何说的吧。董先生在给笔者讨论有关中国哲学方法的信中这样写道：“所谓现代科学，由于其逻辑系统的界定的严格要求，就自己局限了视角，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只能被视为一管之见，而其危险之处，却是忘记其局限性，而将之视为认识方法论上之唯一方式，这就形成最顽固的偏见。这样的偏见的线性延伸，则是形成帝国主义的思想基础。”“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仅在物质领域上，而更为严重的是在精神领域中，形成文化灭绝，特别是在各个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形成文化投降主义，断送了前人的宝贵心血，当前，在世界上能挺身与此文化帝国主义相对抗的主要文化力量，一是宗教（佛教、伊斯兰教），一是中国文化。在宗教与中国文化两个力量之中，具有完整的认识论、方法论，因而可成为进取力量的，则是中国文化。”【见附录1】
问题已经清楚，剩下的就是我们今人要努力去做的了。运用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最新的诠释，恢复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并对行将消亡的学科进行抢救性的拯救，如中医学、古建筑学、古天文学、中国戏剧、民族音乐，等等。改变教育中崇尚西方的倾向，加重古代汉语及古代诗歌的课程，并要求学生学会作诗填词，写文言文，增设有关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课程及专业，这是训练学生的中国式思维方式的极好方法。尤其在理工科大学更为重要。
另外，本书向读者推介山西老中医梁致堂先生在晚年不顾一切整理出来的《易经数理秘笈》，是他对所授传承的研究并进行了严格的释义后，在他所工作的学校里，副校长给予了他力所能及的帮助，于1979年将此书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公布于众。梁先生本想在在世时能看到这本书被科技界和中医界重视，但其间，只有笔者家父一人为此奔波，并曾以他的国家中医行政领导身份写信给梁先生工作所在地山西省卫生厅中医处，让他们想办法将此书公开发行，但由于中医经费在当时是十分有限的，许多人对此书也不懂它的价值所在，未能实现。而梁先生及其所在学校已将此书分寄给了全国各有关研究机构和一些专家、学者，满以为借此机会可以开一个研讨会。可是几乎没有回应者，令梁先生十分遗憾。在他1983年去世前，他经常对其家人讲，此书对中国今后必有大用，你们是不理解的。但看到此书满满的堆放在仓库里而无人问津，他们全家以及支持此书出版的校领导们，压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当笔者1994年去看望梁先生的家属时，将我的《易经新探》一书送给他们和那位副校长时，并讲述了梁致堂先生的《易经数理秘笈》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从此秘笈中已经将中国哲学方法－－这个一直困扰中国文化无法向前发展的疑案－－重新拔萃出来，终于揭开了它的庐山真面目，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才理解了梁先生为什么说此书今后必有大用的意义。笔者并表示一定要为梁先生树碑立传，他的堂弟答应为他写传记，并把其余的手稿整理出来，为此书能公开发行作好准备。因经费问题，一直未能早日公开发行，也成为笔者的一个心病。笔者之所以能领悟到指导中国文化创立的中国哲学方法，除了其他因素外，主要的就是对梁先生的这本《易经数理秘笈》长达近10年的释读及查阅了大量的有关书籍后，才把握到的。这时也才体会到此书对中国文化的解密是多么的重要和关键，及古人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的深刻涵义，的确，中国哲学方法只要这一句话就可言终了：即“从宏观上把握事物。”当然，易经的数理还是需要愿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一些事的数学家继续研究，笔者认为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数学处女地。在此，我们可以告慰梁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以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方法，是中华文明创立的指导方法。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与它的指导是分不开的。由于中国哲学方法在今天的失落，也使今天的中国人不理解古代中国为什么在各个方面均能走在世界前列的原因。今天中国乃至世界在呼唤新的哲学方法，而都把目标指向了中国那深厚的悠久文明，其原因就是人们都想从中找出这套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与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方法是研究人类文明以及认识是如何得来的或如何被创立的学问。在人类脱离动物有了抽象思维能力后，对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均有了自身的认识，在人类文明及文化、科技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以及人类抽象思维能力发展提高的过程中，始终都离不开哲学方法的指导，否则，任何学科的理论以及科技上的发明与发现都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哲学则是研究人类思维的学问。与哲学方法相比，哲学所研究的人类思维的内涵，是在哲学方法指导的前提下进行的，故哲学方法与哲学二者，应是哲学方法在先，哲学在后，任何文明及文化，都是在哲学方法指导下产生或创立的，忽视哲学方法的指导作用，就无法认识人类文明及文化是如何创立的。忽视中国哲学方法对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的创立的指导作用，就无法认清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的根源，就容易陷入宗教的泥潭之中。本书就中国哲学方法以及它如何指导了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的创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扫对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研究被西化了的误导，还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本来面目。
在今天，中国哲学界、科技界重建中国哲学的呼声渐高，但是，即使是重建中国哲学，也必须对中国哲学方法有清醒的认识和熟练的运用能力，而如果从哲学方法与哲学的关系看，中国哲学并不存在重建的问题。然，哲学方法就更不存在重建的问题，尤其在当今大变革的年代里，古老的中国哲学方法将会起到推波助澜、画龙点睛的作用，然而中国哲学方法不是凭个人的智力和智慧可以想象或创造出来的，必须要从我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去发掘出来。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哲学方法不是重建的问题，而是怎样复兴的问题。重建意味着过去的架构全部倒塌了、毁灭了，需要重新建立。而复兴则是过去的架构全部完整地保留在那里，只是因为今人对它视而不见、视之无用或日用而不知罢了。
今天，当我们终于重新发现中国哲学方法以及它的巨大价值后，需要的是在国人中进行普及教育，以最快的速度使我们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以及全体人民能够真正予以掌握，使他们能够运用中国哲学方法去指导各学科的研究与创作、甚至制订国家发展战略的韬略等等。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意味着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文化及科技的中心。这不是笔者的个人愿望使然，也不是什麽天方夜谭，因为有历史为证。
当然，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大业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体中华民族的大事。中国哲学方法赋予我们中华民族的是乐观向上的精神，悲观、自卑的心理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个性。所谓重建中国哲学的论点，是悲观、自卑心理的反映，是不足取的。中国哲学必须要有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才行，以西方哲学方法指导下得出的中国哲学内涵是支离破碎的，与中国哲学方法是背道而驰的，在不认识中国哲学方法的前提下，是无法真正认识中国哲学的。所以，这里没有重建的问题。西方有文艺复兴带来的社会发展进步的高潮，中国至今还未有过对社会进步有如此巨大作用的复兴运动，但愿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将能够掀起一场能带动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大高潮。
注释：
1。《李约瑟与中国》第332页。王国忠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 《中国文化概论》第352页。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第7页。蒙培元著。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不足》朱亚宗文。载自《求索》杂志1987年第四期。
5。《中国哲学大纲》第3页。张岱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6。《中国传统哲学》第65页。周桂钿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中国文化概论》第279页。
8。《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形态》褚孝泉文。载自《中国文化研究》杂志1996年第四期。有关中西方文化知识形态的问题以及胡适对中西方文化知识形态的大转换的“功绩”的论点来源于此文。
9。《黄帝内经?素问》春秋战国时成书。
10。《内经的哲学和中医的方法论》刘长林著。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1。《道德经》老子著。春秋战国时成书。
12。《论语》春秋战国时成书。
13。《淮南子》汉·刘安著。
14。《李约瑟与中国》第205页。
15。《重论八卦的起源》陈道生文。载自《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黄寿祺、张善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6。《萨特传》第204页。高宣扬著。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版。
17。《中国中医药 报》：1993年11月12日。
《今年诺贝尔奖金令人不解－－最先发现“断裂基因”的周芷榜上无名》
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敲定的今年诺贝尔医学奖桂冠，由英国罗伯茨和美国人夏普共同摘取，因为他们差不多各自同时发现“断裂基因”。然而，“断裂基因”的最早发现者是出生于湖南芷江的中国旅美生物学家周芷。周芷1970年在电子显微镜下研究一种病毒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的相关性时，发现DNA转录为RNA时，少了一段遗传秘码，由此推论出可能断裂的假说。后来进一步的实验证实了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性发现。因罗伯茨当时与周芷同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工作，1977年发表“断裂基因”论文时，只好同时署名。周芷的署名理所应当地领衔第一，罗伯茨排名最后。周芷的丈夫布罗克先生因参加了这项工作也署了名。
有人曾就此询问诺贝尔医学奖评审委员会。一位名叫林格特的评委说“无法答复”，只是用传真传来了获奖的书面资料。资料中提到的恰恰是1977年在冷泉港实验室的发现，而这项发现的第一功臣周芷却榜上无名。
18。《哲学讲演录》中文版第一卷第132页。黑格尔著。
19。《辞海》1979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