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俺答和解的前四年（一五六六），朱厚囗逝世，他在位四十六年，带给中国半个世纪的痛苦。他的死使中国人照例松一口气，由他的儿子朱载垕继任。朱载垕在位七年，于一五七二年逝世，由他的十岁儿子朱诩钧继任。

当朱载垕刚死，朱诩钧还没有登极时，首席宰相高拱跟次席宰相张居正，争斗激烈。张居正跟宦官巨头——司礼太监冯保勾结，利用主少国疑，千载难逢的机会，由冯保设下网罗，向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告密说：“高拱在朝堂上向群臣扬言：十岁的孩子，怎么能担起皇帝的重任？”高拱即令是一个白痴，也不敢公开讲这种杀身灭族的话，但在官场倾轧中，问题不在他讲不讲，只要有人坚持他讲就够了，李太后颜色大变，立即把高拱免职，擢升张居正为首席宰相。

张居正使用的显然是一种不尊严的手段，但不能责备他，明王朝三百年间，所有高级官员都必须有宦官的支持。只有少数人敢跟宦官对抗，但不是死于诏狱，便是死于穷困。

张居正是明王朝所有宰相中，唯一的敢负责任而又有远大眼光和政治魄力的一位，不以自己的荣华富贵为满足，他雄心勃勃，企图对政府的腐败作一改革。但他没有公孙鞅当时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声望，更没有触及到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过像一个只锯箭杆的外科医生一样，只对外在的已废弛了的纪律，加以整饬。

主要的措施在于加强行政效率，下级官员必须对中央命令彻底执行，不能敷衍了事。张居正屡次调查户口、测量耕田、整理赋税，使负担过多的穷人减少负担，使逃税的“乡绅”纳税。又大举裁减不必要的官员，缩小若干机关的编制。最有成绩的是，张居正任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任用抗倭名将戚继光守御北方边疆。

当戚继光调任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时，准许他率领一手训练的击败倭寇的浙江部队。到任后的某一天，举行阅兵，忽然大雨倾盆，边防军竟一哄而散，只有浙江部队因没有得到解散命令，仍在大雨中屹立不动，边防军大吃一惊，从此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军纪军令。这件事说明边防军的腐败（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万里长城所以抵挡不住俺答的原因了）和张居正所以进行改革的必要。

然而，我们一再提醒，儒家思想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是反对任何改革的。尤其是本世纪（十六），正是大黑暗时代，对改革的反对当然更加强烈。张居正所作的这种外科医生的手术，严格地说还谈不到改革（更谈不到高一级的变法了），只不过稍为认真办事而已。但他所遭到的反对，却同样可怕。一是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如被裁减的人员，被增加田赋的“乡绅”和一部分不能作威作福的宦官。另一是习惯性的反对，儒书上“利不十，不变法”，已成为阻止改革的借口。不幸的是，张居正又因为父亲亡故的守丧问题，触犯了儒家的礼教。

张居正的父亲于一五七七年逝世，依照儒家礼教的规定，作儿子的必须辞去官职，回到故乡守丧三年。只有皇帝才有权下令征召守丧中的儿子继续供职。皇帝朱翊钧倒是下令征召张居正的，但仍然引起政府若干官员的喧哗，一种是卫道之士，他们认为纵然有皇帝的征召，但儒家正统思想不能违犯，不守父母三年之丧，跟禽兽没有两样。另一种是锐进之士，希望张居正马上退出政治舞台，即令是短期的也好，以便自己擢升。这场争执虽没有大礼议事件那么死伤狼藉，但也热闹了一阵。使张居正的仇人布满天下。

张居正当权十一年，在一五八二年病死。朱翊钧已二十岁，蛇蝎性格随着他年龄的成长而大量显露，他恨透了在他幼年时对他生活管教过严的宦官冯保和在他幼年时对他读书要求过严的张居正。

朱诩钧十岁时，就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把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拷打到死。冯保向李太后报告，李太后就责骂朱翊钧，有时候还揍他。有一次李太后暗示他如果不停止凶暴，可能有被罢黜的后果。至于张居正，他兼任皇家教师，往往在朱翊钧早睡正甜时，强迫他起床读书。在他读错字时，又声色俱厉地纠正他。

朱翊钧在张居正死后亲政，立即向他们采取报复行动，任命冯保的死敌张减当司礼太监，把冯保放逐到故都南京。接着宣布张居正的罪状，下令抄没他的家产。张居正是荆州（湖北江陵）人。地方官员在谄媚奉承宰相之家十余年后，为了表示对新当权派的忠贞和对“罪犯”的深恶痛绝，还没有得到正式命令，一听到风声，就派兵把张居正家团团围住，门户加锁，禁止出入。等中央查抄大员张诚到达时，已有十余人活活饿死。

张居正的失败是注定的，当时的社会背景绝不允许他成功。他失败后，十年的改革成果，逐渐化为乌有。一切恢复原状，黄河照旧泛滥，戚继光被逐，边防军腐败如故，守旧的士大夫、乡绅、宦官，一个个额手称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