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进展，中日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越来越弱，但两国在文化和民族性格上的互补性却很强。我之优长往往是彼之短处，而彼之强项又恰恰为我之不足。如此一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就有了可能和必要。我们很多同胞对日本的印象不好，本人也不例外，但这不应当成为拒绝学习的理由。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哪怕是敌人——的所长，我们都应学习。”

 

日本是一个国土不太大、历史不很长、根基比较浅的国度。它孤悬海岛，与世隔绝，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没有博大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体系；然而这个民族十分好强，具有强烈的进取心，于是就拼命地向外国学习，靠着摹仿借鉴先进国家的长处来发展自己。这是日本民族的特点，也是它的一个长处。曾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赖肖尔对此颇有感触，他说：“隔绝似乎带给日本人对于任何外来事物的敏锐感觉，并且特别用心于外国的长处。……日本人与其他人不同，他们清楚地区别着‘外国的’与‘本国的’，并且使文化的引进成为历史的主题。”

 

在古代，日本学习外国，其实主要就是学习中国。古代中国一直处于世界先进行列，这样一个庞大而繁荣的文明之国就坐落在日本的彼岸，自然成了日本学习摹仿的主要对象。

 

清中期以后，被日本视为“天朝上国”的中国逐步显出了衰相，特别是鸦片战争清朝战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让日本深感震惊，由此日本发现了比中国更强大的西方列强，于是将学习的目光迅速转向了西方。

从日本学习外国的情况来看，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虔诚地学，如饥似渴。作为一个封闭落后的小国，日本人对外国十分敏感，一旦发现了比自己强盛的国度，会立刻掉头向它学习，态度虔诚，如饥似渴。公元663年，日本军队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与唐朝军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交战，结果被大唐军队打败，日本感受到唐的强大，开始比以前更加频繁地向唐朝派遣使节、学生和僧人，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时至今日，中国的许多古代文明，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得到了完整的保留。明治政府成立后，又急切地向西方国家派遣了岩仓使团等几百个考察团，对西方的经济、科技、教育、军事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在中国，人们将鸦片战争中炮轰国门、强行闯入的英国人视为侵略分子；而日本人则将冲开日本国门的美国人佩里尊为恩人，立铜像以敬之。日本人尊崇强者之虔诚与开放态度由此可见。

 

二是选择地学，择善适己。善于学习的日本人，一方面如饥似渴，一方面又精挑细选，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中国的武术，刀枪剑戟花样繁多，号称十八般武艺，而日本人认为中国武术大多华而不实，只从中学了最简洁实用的两样——刀、剑。他们从中国学到很多先进的东西，而对中国的一些糟粕，如宦官太监制度、僵化的科举制度、女人包小脚、男人留长辫等等，则避而远之，丝毫不沾。对于西方列强，也是如此。经过反复考察比较，明治政府确定的学习目标是：经济上学英国，殖产兴业；军事上学德国，富国强兵；教育上学美国，文明开化。实践证明，日本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精明。日本人似乎没有语言天赋，无论汉语、英语普遍说得不太好，但这并没有影响日本人的对外学习，他们的办法不是像我们这样硬性地要求学生苦攻英语，非要达到几级不可，而是广泛地翻译外国书籍，通过少数人的翻译让国民普遍受惠。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日本的外国译著居世界各国之最。这可以说是日本人在学习方式上的择善适己。

 

三是创造地学，超越先生。日本人学习外国的目的，决不满足于跟在后面爬行，而是千方百计超越先生，将其踩在脚下。他们的方法是先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学过来，然后进行二次创造，即从种种细微之处加以改进，从而造出更先进独特的日本货。美国学者西里尔·布莱克在他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无论如何，日本从来没有完全屈从过中国的传统。此外，由于中国的传统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和不具体的，而不是狭隘的和竞争性的，所以它看来不一定是‘中国的’。日本当地的文化传统则是非常具体的和狭隘的，所以它往往把传入的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文化变为自己独特的文化。”井上清先生也说：“如果说我们日本人与日本民族有智慧才能的话，也许是指能把外国传入的东西以不明显的形式变成自己的东西。”

 

他们跟英国人学工业制造，最终建立起超过英国的工业体系；他们向德国学军事，最终建立起强大的陆海空军；他们向美国学教育，最终建立起东京、京都、早稻田和庆应义塾等世界一流大学；他们向中国学习陶瓷、造纸、火药、纺织、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不是一般的摹仿，而是创造性、超越性的摹仿。日本人所以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首要原因是他们认真细致，对学来的东西能够仔细揣摸，吃深吃透，这样超越就有了基础；其次是日本人自尊好强——你厉害，我佩服、我学习，但最终我要超过你、打败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既佩服又不服的心理。

 

虔诚地学，如饥似渴；选择地学，择善适己；创造地学，超越老师。日本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学习，一步一步地追赶，日积月累，天长日久，最终后来居上，超越了诸多先生，成为世界顶尖强国之一。

 

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一点启发呢？

 

 

到日本访问，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日本的高楼大厦、繁华市容，而是日本人的井井有条和细致作风。

到了日本，不会不乘坐新干线。车站站台上标有每个车厢的候车位置，只要站在那儿，届时列车会准确地停靠在标志处，上车十分便利。轻轨火车与新干线相互间可购买联票，省去了重复排队的时间。列车上的洗手间，分洋式、日式两种，供乘客选择。

 

地铁的出入口也讲究，因乘客出站时较集中，故出口较入口稍宽。

 

有的公共厕所，除了一般的小便池外，还设有带屏风的小便池，供一些特别注重隐私的人士使用。

 

在日本的饭店内，细腻与考究更是处处可见。电梯内一般设有两个甚至四个控制版，方便乘客就近按键。房间中不仅各种灯光齐备，还备有手电筒，以备停电时使用。挂衣柜内不仅备有笤帚，还备一把如意，供旅客搔痒挠背之用。在擦鞋的纸套旁，放着一个高度适合的小铁凳，擦鞋时用于垫脚。有的饭店房间中还备有纸鞋垫，纸垫的一面带有不干胶，以便洗澡后垫于拖鞋内防滑。有的饭店的窗帘滑轨，左右两端错开，并重合一小段，使之密不露隙。洗浴用的热水龙头打开就是热水，无需预放，既方便了客人，又节约了用水。坐便器有加热功能、冲洗功能、除臭功能，还有为残疾人服务的设置。便器旁安有两卷手纸，可以保证随时有手纸可用，而不至断档。水箱上安装了扩音器，如有漏水很容易听到响声，以便及时检修。有的洗手间墙上还安有一个翻板，供带小孩的妈妈临时放置小孩或给孩子更换尿布之用，既方便了住客，也不占地方。床头柜上设置了广播频道和音乐频道，不愿或不便于看电视的，可以听广播、听音乐，广播音乐频道的音量作了限定，即使开到最大也不至于影响到相邻房间。床头除安有台灯外，还装一管状阅读灯，供熄灯后阅读用，不影响另人睡眠。地灯均置于床头柜下，打开后仅露一线光束，亮度恰到好处：既看得清拖鞋，又不太亮。房门设有自动关闭装置，即使匆忙中忘记关门，也不会房门大开。房间的圆桌上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清扫人的姓名，下设感想栏，可以对清扫人的服务作出评价、提出要求或建议。

大一点的餐馆门前，一般会将当晚的各种预定宴请张榜公示，标明楼层和房间号，来客一目了然，无需打听即可直接前往。餐桌上放糖的小瓷罐，盖子边缘有一小缺口，舀糖小勺的把柄可以从缺口中伸出。

日本“经团联”的简介除介绍经团联的情况外，还附有关联机构的名称与联络方式，封底还印有经团联所在位置的示意图，并将四周的四个最显著标志作了重点标注，以便于来人按图索骥。在经团联为访华准备的一份文件《扩大与ＷＴＯ加盟后的中国的通商及经济关系》中，他们就纠正贸易障碍向中国交涉，所提要求，极为细致明确。

 

《朝日新闻》的简介也细得让人吃惊，居然连每日新闻纸的用量、规格，报纸的字号、报纸的纵长横宽、报社平均每日出稿的行数、每行的字数和总字数以及印刷机的台数等等，都一一注明。

 

《丰田汽车公司简介》的最后，特别用一段小字说明：“本公司宣传册用纸的废纸投配比率为１００％，白色度约８５％。”为什么白色度是８５％而不是１００％呢？简介的解释是：“尽量减低漂白用盐酸的使用量，没有进行表面涂膜和特殊加工处理，在印墨中通过使用大豆印墨油减少了石油类溶剂的使用量，ＶＯＣ（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低，未使用铅、水银和镉。”其细腻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人的细腻即便在用词上也有所反映。比如，我们曾将肢体残障者称之为“残废人”，十分不妥，后来改称“残疾人”；日本人则将残疾人称为“身体不便者”似乎比我们的用词更文明妥帖。可以说，日本人的细致入微，几乎渗透到了工作和生活的各个环节，凡是人的工作和生活所需求的各种可能性，几乎都考虑到了。

 

问题是，日本人何以如此认真细致？

 

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与日本的环境有关。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狭小，资源稀少。因为家小业小，就得精打细算，而不能大手大脚，久而久之就养成了生活节俭、做事认真、注重细节、一丝不苟的习惯。

 

二是得益于学习德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将学习的目光从中国转向了西方，特别是德国。德国人近乎刻板的认真作风，对日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三是较早地确立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既然以人为本，也就时时处处为人着想，围绕人的需求和愿望设计产品、提供服务，给人以尽可能多的便利和选择的余地。

 

四是责任制极为严格。日本社会是一个责任明确的社会，上至首脑，下至员工，各司其职，责任分明，干好干坏不一样，出了问题要负责。如果马马虎虎，不负责任，必定丢掉饭碗。

 

感受日本的细致，给我们一个启示：认真是极其重要的品质，其重要性丝毫不下于智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智力水平相差并不大，能否干好一件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认真。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社会的井然有序，日本环境的整洁卫生，日本产品的精良优美，乃至于日本国的繁荣强盛，都与日本人的认真有关。与日本人接触多的人往往有一种感觉：日本人并不是十分聪明，有时甚至给人以机械木讷的感觉；但看看人家的管理，看看人家的产品，看看人家的环境，再与我们比一比，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知奥妙：不是人家比我们聪明，而是人家比我们认真。有人提出一个理念：认真第一，聪明第二。笔者深以为然。

 

 

“一个人一条龙，三个人一条虫。”这是用来讽刺我们中国人不团结的一句话。在这方面，日本人恰恰相反，倘若单个相比，他们未必占优，而合起来却往往能形成超越对手的合力。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名著，其对中日战争进程的勾画和预测几乎全都被战争进程所证实，惟独一样没有应验的，就是对“日本国内的变化”的期待。毛泽东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是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直到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依然十分有限，根本没有构成一种像样的力量。这说明，即使在非正义的行动中，日本人也能大体上保持一致。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遗憾的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做到，以致汉奸丛生；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做到了，几乎铁板一块。中共地下组织策反伪军成效显著，但策反日军几无成功之例；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

 

在今天的国际市场上，我们的公司常常竞相压价，恶性竞争，相互拆台，而日本鲜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海外的日本侨民，也十分抱团，能够合作参与经济竞争和政治活动，让所在国的政府和民众不敢小视。

这些情况说明，团结而不内讧是日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显著特点。不是说日本没有内部矛盾，而是说他们不会在自己人之间斗得你死我活、水火不容。

 

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笔者以为，要素有三：

 

一是天皇凝聚精神信仰。日本天皇万世一系，自从传说中的神武天皇以来，号称２６００多年从未改姓，这与中国历史上皇位频繁更迭的情形构成鲜明对照。造成这一差别的主因是两国皇帝的性质不同。在中国，皇帝是掌握实权的最高统治者，也是社会矛盾的聚焦点。臣民对专制帝王所表示的“忠”，一半慑于威严，一半出于功利，而非发自内心。这样一来，中国的皇帝表面上权倾天下，威风八面，实际却是暗流汹涌，风雷震荡，一旦昏庸腐败，或滥施暴政，矛盾激化而不可调和，皇位要么被重臣篡夺，要么被人民推翻；即便是殚精竭虑，朝乾夕惕，也难保重臣、宠宦、将军们不对皇座龙袍朝思暮想，垂涎欲滴。于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频繁更迭就成为必然的现象。日本的情形大相径庭。除了侵华战争期间的昭和天皇以外，绝大多数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位尊权轻、隔绝尘世，使皇位不致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从而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久而久之天皇也就被神化为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近乎宗教中的上帝、佛祖和真主。在多数日本人眼中，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甚至不惜献出生命。日本能够举国一致地发动一场持续十四年的侵华战争，与日本人对天皇的绝对信仰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当时的昭和天皇本人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侵略扩张分子。

 

二是矛头对外缓解内争。孤悬海岛又十分好强的日本人，犹如井底之蛙，本来以为天只有井口那么大，可是一旦爬上来，才发现天空是如此辽阔，心态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自惭形秽，极度自卑；一方面又急切地想抢夺他人的地盘，把自己变成大国。因此，日本在十分弱小的时候，就显出了对外扩张的野心。早在中国南朝时，倭王珍就要求宋武帝将自己加封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公然在宗主国皇帝面前表露自己觊觎朝鲜的野心。珍未能得逞，其子济继续提出要求，终于如愿。而济之子武更厉害，干脆自封为“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唐高宗时期，弱小的日本军队为控制朝鲜半岛，甚至不惜向大唐军队开战。到了明朝时期，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尚未统一日本的情况下，竟誓言灭亡中国，迁都于北京，天皇住北京。其野心之大，于此可见。1874年，日本发兵攻打台湾，从此每隔三五年就发达一次对华侵略行动，直到1945年战败为止。

 

现在的日本，依然保持着矛头对外的传统。他们一方面拼命扩充军备，军费开支居世界第二，同时却大喊大叫中国威胁论。他们的经济不好了，则怪罪人民币币值太低。长期以来，日本就是这样有意无意地在外面找茬树敌，矛头对外，内部矛盾借此得以缓解。

 

日本的找茬树敌、矛头对外固然可恶，但矛头对外可缓和内争的道理仍然可以给我们某种启示：在对外关系上只要大义所在、法理所在，就不该太软。适当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主权，提高国际威望，也可以增进国内团结。另外，在理论与实践上，应当向公民灌输一个大道理：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任何其他的利益都不应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倘若这一观念深入人心，我们中国人内讧内耗的劣根性相信会有所好转。

 

三是效忠精神十分强烈。公元7世纪，儒学开始从中国直接传入日本。“仁”与“忠”都是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范畴，而以“仁”为核心。但日本人敏锐地意识到，要把“仁”的道德观念转化为实际行为，离不开“忠”的环节，并且“忠”的观念更适合于日本民族的性格和等级社会的特点，因此他们把儒学的“忠”与日本社会的“认恩”、“报恩”观念相融合，形成了一个“纯度”更高的“忠”，并使之成为日本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支柱。在中国，“忠”被解释为对自我良心的真诚；而日本的“忠”则是一种旨在完全献身于自己领主的真诚，为此不惜献出生命。在这种绝对的“效忠精神”之下，日本人很容易达成团结的目标。

 

四是集团意识深入人心。日本民族还有一个利于团结的文化心理，就是集团意识强，重视群体生活和公众意见的一致性。在这种民族心理的支配下，日本人更多的是强调群体的共性，而不是个人的个性。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他们可以在天皇、主人、领导的驱使之下，团结一致、不计是非地去干任何事情。在日本，政府和媒体对个人意见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每当遇到一些敏感问题需要发表意见时，日本人往往不是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是先看看周围的人特别是自己的上级和媒体是怎样看的，然后顺着他们的观点来。前不久，几个日本人在伊拉克被绑为人质，日本社会上上下下不是给予同情和关心，而是同声谴责人质给国家添了麻烦。这一让别国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现象，恰恰反映了日本人的共性心态和集团心理。在日本人看来，几名人质的可恶之处，就是没有与政府保持一致：政府不是反复告诫不要去伊拉克吗？你们怎么不听话？真是活该！这种民族心理有利有弊，弊在盲从，利在团结。

 

由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大体可以找到日本人何以比较团结的根源所在。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兼存的，团结也一样。团结是一种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状态，无所谓好坏。如果方向正确，团结有益；反之，则团结有害。日本人的团结，有些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借鉴；而有些方面是他们独有的，是没办法学，也没必要学的。

 

四、强悍尚武   

 

虽然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但两国人的气质颇为不同。在一张合影中，如果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大致上是不难分辨的：面相和气的一般是中国人，面相强悍的往往是日本人。

 

一个民族的性格气质，是这个民族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而文化特征则决定于经济模式。历史上，凡以游牧、贸易立业立国的民族，大都是强悍尚武的。这是因为，牧民每过若干年都需要迁徙到新的牧场，这往往要经过征战才能得手；商业民族和渔业民族，出于寻求资源、市场和保护海上通道的需要，也常常对外动用武力。日本人的尚武传统，与日本列岛长期的割据混战有关，更主要的是同贸易和渔业的外向经济模式有关。

 

中国古代兵书，虽是研究和指导作战的书籍，却强调“兵凶战危”，推崇慎战，并将“不战而屈人之兵”奉为兵学的至高境界。日本兵书则不然。诞生于日本平安时代（公元７９４～１１８４年）的日本第一部兵书《斗战经》强调，文与武相比，武为第一，文为第二，两者不是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的并列对等关系，而是主次关系。这不仅表明了作者对“武”的认识，也反映了日本民族强悍尚武的思想倾向。

 

实际上，强悍的日本民族在自己并不强大之时，已经产生了对外扩张的野心。早在公元４２０年，中国南朝宋武帝在册封倭王赞为“安东大将军”时，同时册封朝鲜半岛的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前。赞之子珍认为大和的实力在百济之上，对于自己的封号低于百济王表示不满。公元４３８年，赞遣使赴宋朝贡，要求宋文帝给自己加封“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意味着珍不仅要求将自己的封号排列于百济王之前，还要求由自己来控制朝鲜半岛，这是日本第一次表露自己觊觎朝鲜的野心，并且是在自己的宗主国皇帝面前公开表达这种欲望。这一非同寻常的要求，既显示了珍个人的傲慢不羁，也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强悍性格。

珍死后，其子济即位。这时刘宋王朝已逐步衰败，济继续遣使来华重提珍的要求，宋文帝底气不足，终于同意册封济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济死后，其子武干脆遣使来华，告知自封为“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当时的宋顺帝无可奈何，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只是将“七国”改为“五国”而已。从此日本得寸进尺，并开始在朝鲜半岛扩张势力，日本与中、朝之间的历史恩怨就这样埋下了伏笔。

 

公元６００年，圣德太子派遣使节朝贡隋文帝，名为“朝见”，口气却狂得不得了：“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听政，……日出便停止理务……”随文帝听了大臣的转述，大为不悦，严敕“训令改之”。

    663年，在中国的唐高宗（武则天的丈夫）时期，日本军队为控制朝鲜半岛，公然向强大的唐朝军队开战，这一仗史称“白江口之战”，结果日军战败。

 

公元11世纪前后，日本产生了以征战杀伐为职业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武士的总头领受封“征夷大将军”，执掌全国政权。所谓“征夷”，就是对外扩张，可见武士阶级和武士政权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与侵略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

 

到了明代万历初年，并不强大的日本就拟定了灭亡中国的计划。1590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给首相关白秀次的《二十五条觉书》中，详述了该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先打朝鲜，再打明朝，打下明朝之后，恭请天皇于后年（1592）迁都北京，把明朝疆土纳为天皇的领地。

（二）灭掉明朝之后，日本诸公卿（贵族）都将获得采邑，其中下位者比在日本国内要增加10倍，居上位者增加得更多。

（三）以后朝鲜全境将由丰臣秀吉家族统治。

（四）以后全中国由日本统治，天皇居北京，丰臣秀吉坐镇当时中国最大的港口宁波指挥一切。

 

照此计划，１５９２年20万日本军队大举侵入朝鲜，占领了汉城与平壤。要不是明朝出兵抗日援朝，经过七年奋战把日军打下海去，那么日本军队早就侵入了中国。

 

武士统治日本长达７００多年，其“武家习气”、“弓矢之道”逐步发展为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在这一过程中，融入了中国儒学思想，便形成了忠君、节义、武勇、廉耻、坚忍等一整套的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武士道的形成和广泛传播，使武士意识产生了理论性飞跃，这不但加固了武士阶级的地位，也为日本的文化传统打上了鲜明的尚武烙印。

 

武士道使日本武士在嗜杀尚武的同时，讲究儒雅风度，从而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儒雅之风非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像中国文人那样弱不禁风，反而固化了武士的嗜杀本性，变得更加酷虐凶残。封建武士甚至可以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废除了武士统治，但出于侵略扩张的需要，却把武士道继承下来，用来向国民尤其是军人和学生进行灌输。比如，为了培养小孩的胆量，深夜派其赴刑场取死人头颅，让学生喝红色羹汤，体验喝血的感觉。１９１２年，明治天皇死去，在多次对外战争中“荣沐皇恩”的乃木大将夫妇，居然剖腹殉死。可见武士道对日本影响之深。在武士道的熏陶下，日本人明显地比中国人强悍尚武，加之日本在列强中崛起最晚，日本军阀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态，因此日本比之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扩张。

 

对于强者的态度，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杨靖宇、赵尚志、张自忠等人，都是如此。我们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钦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敬畏，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如强者是好人，敬而不学；如强者是坏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不但要学习日本人，还要学习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曾经有两位日本要人遇袭身亡，一起是安重根在东北击毙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另一起是尹奉吉在上海炸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两起袭击都是朝鲜人干的。其实，日本对中国的祸害远大于对朝鲜的祸害，而中国人却没有朝鲜人那种同仇敌忾的气概，这说明了什么？

 

一个文弱而缺乏血性的民族永远不会强大。当然，这里需要明确，日本武士道的种种极端手段和侵略野心我们不能仿效；但同时也应明确，强悍尚武的风尚可以改善和强化一个民族的内在气质，使我们更有胆量、更有勇气、更有自信。我们已经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是中华民族仍然不是一个强壮的民族，我们的血性不够。为此，我们应当向日本人学习。如果我们在尚文的同时，真正树立起尚武的风尚，那么中华民族就会成为文武双全的民族，怎么会不强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