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每天都生活在“现代”这个词之中，每天通过这个词来理解自己的生活，理解所处的时代与世界。但什么是“现代”？当我们用到“现代”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潜台词到底是什么？
问题的本质是我们如何理解现代性，现代性是用来描述“现代”这样的状态。在这里，我想着重突显现代性的问题，而不是给现代性唱赞歌。我们要突显和思考的是现代生活中虚无主义的特征，以及在这样的生活中，儒家精神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通常情况下，当我们说到“现代”的时候，是在强调我们和传统间的关系。我们不断地强调“现代”，是为了强调我们跟传统之间的断裂，这里包含着一种现代人的优越感，甚至可以说包含着现代人的傲慢。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是，这个断裂在哲学上到底是真相还是虚构？如果这个断裂是真相，它在什么意义上是真相？如果这个断裂是虚构，那又在什么层面上是虚构？在某些层面上，尤其工具层面上，这种“现代”和“传统”所强调、突显出来的断裂的确是一个真相。在中国古代哲学观念的“器”的层面上，从传统到现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无论如何，人类今天掌握工具的强度确实是空前的。很多年前，一个学佛的老朋友说：“人类这样一种在道德上有致命缺陷的存在，怎么有资格掌握这么大的力量？”无论如何，在工具层面，在“器”的层面，从传统到现代的确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然而与“器”相对的概念是“道”。在“道”的本质层面，换言之，在生活本质的层面，传统到现代是不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用的工具变了，但内容变了吗？生活最基本的内容难道不再是喜怒哀乐、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了吗？站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立场上，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不认可人的生活本质从传统到现代、或者从古到今发生了什么本质的变化。因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认为，无论时代怎么变，生活的本质有它的连续性。《老子》这本书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我们只要能把握住古代的“道”，就可以用它来应对、解决今天的种种问题。因为从传统到现代，生活的本质是延续的。人生最基本的困境、最基本的问题，古人怎么面对，今天我们还是怎么面对。佛家开宗明义就讲“生老病死”四个字，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解决其中任何一个字了吗？ 首先，“生”的问题解决了吗？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被抛入”意味着什么？不管出生的方式是什么，所有人都没有办法选择或者拒绝自己的出生，也没办法改变。然后是“老”的问题。当代中国诗人西川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写过一首诗《一个人老了》。这首诗点点滴滴地告诉我，衰老从什么样的细节里透露出来，从眼神、步态，从对他人的态度中透露出来。衰老是没有办法克制的。那么“病”的问题呢？疾病也没有办法解决。讲起来令人绝望，最后就是死亡。最令人绝望的东西终于来了。死亡，没有人能躲得开，而且面对死亡，没有人能帮你。所有人所能面对的最孤独的处境就是死亡。同时，死亡又不是等在远处的终点。海德格尔说：“人一出生就老得足够去死了。”死亡，是伴随在每个人身上的一种本质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把我们的生存总结为“向死而在”，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向死亡存在着。每一天的生存都是在死的可能性之上的展示。 正因为死亡会让我们曾经拥有和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最终失去，所以我们珍惜；由于我们珍惜，所以我们爱；由于我们爱，生活才能有如此的丰富。所以“向死而生”是非常本质的处境，这个处境导致人的一个基本处境就是“在意”。我们和一张桌子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生存着，同时我们“在意”自己是否生存以及如何生存，人的本质在此。在“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没有一个字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说我们自己就生活在人类空前的高度上？得到了人类全新的本质？因此，“现代”所标榜出来的和传统之间的断裂，在哲学、在生活本质上是一个虚构。虚构出来的现代和传统间的断裂，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生活的本质，但却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的变化，也意味着在现代世界里，人们看待自我、理解自我、看待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很多问题是人们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变化而导致本质的变化。所以，现代性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的、主流生活态度的出现。作为一种主流生活态度的“现代性”，其哲学特征是什么？反思现代性是21世纪哲学里面最重要的主题。我们不能批判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是我们的命运，但是我们可以反思。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是生活的单面性。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有一本著作名字是《单向度的人》，台湾译作《单面人》。与单面相对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决定我们生活单面性的，首先取决于我们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社会化大生产。每个人就沦为社会大机器上面的一个点、一个环节、一个片断、一个零件，就像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里塑造的那个只会用扳手的工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异化”。“异化”的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在今天的生活条件下，被奴役状态。每个人开始沦为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奴隶。比如《蜗居》里的“房奴”，电视剧《手机》里的“机奴”。现代性的特征之二是“机心”。“机心”这个词是中国哲学的概念，来自《庄子·天地》。“机心”就是机巧之心。今天人们对的生活方便和舒适的追求到了无节制的地步，这就是“机心”。我们所处的消费社会由三个环节构成：第一个环节是发明欲望；第二个环节是诱导欲望；第三个环节才是满足欲望。任何一个新的产品开创市场、占据市场，其实就是靠这三个环节，欲望最终调动的还是“机心”。很多知识生产已经不承担揭示真理的义务，而是承担的一切都是消费的义务。这种知识生产的粗浅也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基本品质。很多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已经变了，所谓的揭示真相，其实仅仅是为了促进消费。现代性的第三个特征是数字理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讲现代化的过程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化理论。他说：所谓的现代化其实就是理性化。理性化的本质就是“去魅”，“去魅”就是去除各种不可理解的、没有根据的、不可思议的东西。随着理性目光的升华和普及，迷信无所遁形。理性的目光驱逐迷信，就像阳光驱逐黑暗一样。韦伯区分出了两种最重要的理性类型：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有时候也可以称之为目的性，工具理性是要把自己身边所有的东西，包括人，都贬降为工具。 现代性的三大哲学特征带来了三个直接的后果：一、意义的缺失，人生找不到意义；二，道德相对主义，人们判断是否道德、善恶的标准是相对的，没有确定不移的是非善恶标准；第三个是自我中心主义。这三个特征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虚无主义的世界。虚无主义特征基本上是现代性的本质，这也是20世纪所有哲学家认真思考的问题。如何对峙个人生活中的虚无主义？作为个体智慧的儒家精神可以给我们巨大的帮助。梁漱溟先生说，儒家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乐感文化，这是非常敏锐的洞见。作为一种乐感文化的儒家精神，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佛教的苦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督教的起点是原罪，佛教的起点是一切皆空，所以，儒家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总有春天般温暖，这种温暖的目光所看到的生活点滴，落实在个人生活中其实就是幸福。儒家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后世的儒者总结为孔颜乐处。孔子评论颜回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在如此简单朴素的生活里，连接着至高的幸福和享受，这就是孔子讲的幸福。在这种让人感到焦虑的简单生活里，颜回始终不改自己内心的安宁和富足。孔颜乐处追求的幸福是最朴素的，最切近于每一个人生活的幸福。我们被幸福闪电击中的时候，往往是这样最朴素生活的瞬间。日本电影《秋日和》中有一个片段，一对恋人在夕阳之中回家的路上，两个人碰到了一个易拉罐，就一路把易拉罐踢回家，整个过程，脸上洋溢着温暖和幸福。这就是我们一生追求的东西，就在这么简单的瞬间中实现了。在儒家看来，要想实现这种朴素的幸福，关键在于你内在心灵的状态。幸福的根本在于你“仁”还是“不仁”，我把“仁”解释为幸福品格。一个人能否幸福，根本上取决于你是否拥有幸福品格。什么样的人算是拥有幸福品格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就能拥有幸福品格的人是罕见的，绝大多数人要想培养出自己的幸福品格都需要深刻的反思、认真的磨炼和修养。幸福品格的基础在于自由而醒觉的心灵。一个拥有自由而醒觉心灵的人，时时刻刻都能知道自己是谁，都能知道自己人生意义何在，人生的价值何在都能感受到生活中独有的幸福和愉悦。其实每个人的幸福生活中都有那种不可替代的东西，关键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灵。同时，一个拥有自由而醒觉心灵的人，也时时刻刻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人的存在，能够知道他人的疾苦，从而能够知道如何去呵护和照料他人，所以这样的人同时又是有德者。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在个体生活智慧层面，都根源于自由而醒觉的心灵。幸福的品格应该建立在神圣感和敬畏心、建立在“仁”的花朵和“忧”的责任感上。生活已经足够神圣 我曾经带领一个企业家研修班去曲阜孔庙游学。在孔子生平中我曾经讲到，孔子的父亲生孔子时已经快70岁了，而孔子的母亲才17岁。在孔子墓前，一位学员说：“看来等我70岁的时候，也得找一个17岁的姑娘，生出一个孔子来。”当时我就气得要命。“敬畏”二字是理解儒家精神一把钥匙。其实神圣感离我们并不远，如果你能够培养出自己的敬畏心，在最平凡的生活里，你也能够感受到那种清晰的神圣感。如果我们拿一张我们年轻时期的照片，和我们父辈同一个年龄段的照片作对比，我们脸上少了什么东西？多了什么东西？多了很多肉，少了那种精粹之气、庄重之气。问题就在于神圣感的消失。其实，生命本身就足够神圣，我们只需要一个感悟神圣的心灵。“仁”是一朵爱花 孔子和孟子都没有给“仁”定义，为什么孔子不给定义？因为“仁”在某种意义上无法定义，“仁”是一个完整的精神整体，包含多个侧面。“仁”的概念里包含爱、敬畏、独立、自由、主体性，等等。“仁”像一个花朵，这些侧面都是这个花朵上的花瓣，每片花瓣都是“仁”精神整体的侧面。但你不能把“仁”的精神整体等同于其中任何一片花瓣。 很多人在生活里感受不到幸福，这就是麻木，麻木就是不仁，就是没有感知的能力。“仁”的概念中有一个最重要含义就是“觉醒”。麻木的原因是因为心丢了，灵魂出壳，也就是《大学》里面讲的“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所以孟子说要“求放心”，寻找我们丢失的心。忧是儒家的责任感，米兰·昆德拉有一部小说叫《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变成轻飘飘的，没有值得奋斗的东西。随着生活失重，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今天生活的根本问题其实是意义缺失的问题，绝大多数人找不到人生意义。负重感的缺失是另一种意义的缺失。如果你找不到人生的责任感，那一定是因为你忘掉了自己本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你已经把该承担的责任都承担完了。“忧”是儒家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最深厚情感的纽带，两个人之间只要建立“忧”的情感，对这个人承担责任几乎是无限的，甚至有的时候会达到主体性倒置的地步。人不会忽略大众，所以“忧”的种子在我们内心中生根发芽，我们就走向一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路，从而把这种责任延伸到整个社会。责任其实是生命的阳光，一个有负重感的人，他身上所带来的、所焕发出的神采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人生因责任而充实，因充实而饱满，因饱满而光辉。 生命的意义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 有人说未来的哲学、解决现代性世界问题的哲学要在东方产生。我觉得不确切，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大陆，别的地方都不行，我负责任地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具备了几个条件。第一，文明的积淀足够丰厚。这是很重要的。近代文明在中国大陆的积淀已经足够了，不看别的，你就看汉译名著，现在已经积累了多少。中国人努力汲取西方文化，所积累下来的翻译文字已浸透到我们汉语当中，其实你研究西方哲学都不用研究真正意义上正在西方发生或曾在西方发生的西方哲学，直接研究汉语中的西方哲学就已经了不起。积淀就是已经如此丰富。第二点，时代问题空前尖锐，时代问题不够尖锐怎么能促进思考呢？所以现在以思想为业的人在今天的中国是多么幸福，没有一刻能让你停止思考。每天都在用思考来安顿自己、安顿别人。每天都在路上，要么是去充电的路上，要么是去发光的路上。我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到哪都要去清除那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所以我老觉得我的工作有着太阳的幸福。其实每个人的工作都应该有太阳的品质，劳动本身就有太阳的品质。第三点，我们语言自身的丰厚。汉语之丰厚，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你都不用读书，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耳朵，你就在日常语言中，在大白话里，你都能听到那个丰厚智慧的积淀，当然有的时候是碎片，你需要就这个碎片去找。在路上看见两个小流氓，脱口而出引用经典，“自作孽不可活”。说完把我欣慰得啊，瞧瞧我们流氓的素质。两个小混混脱口而出就是《尚书》啊！你有时候看书都不用查字典，猜都能猜出特别有意思的意思来，举个例子，凡是带“艮”字的，都一定有“止”的意思，但“止”的方向不一样。进退的退，无垠的垠，有限的限，当然有个字很奇怪，狠毒的狠，也是艮字边。狗能知止就叫狠，狗能停下来能忍得住，所以这个“狠”字包含的是忍。你看《狼图腾》，狼在准备出击前要坚忍，不能贸然出击。这叫忍。银行的银居然也带“艮”，它告诉你什么？在挣钱这事上要知止。别没完没了，人没完没了能成啥呢？汉语这个字，钱和犯贱的贱长得多像。我老觉得贱字就是钱字，因为带贝字边。那个贱字才应该是钱。所以把两字往那一放，就一个理：一个人眼中只有钱，他就只剩一个字了，贱。 汉语的丰厚，还包括一点，汉语不仅丰厚而且简洁。我们的音节都是等长的，英语的词有时要绕好几个弯，我们没有，我们就是一下子。中国人从小数学就好，因为背诵九九表非常容易。所以你问卡梅伦八乘九是多少他要算半天，可以理解，因为人家的语言不像我们如此简洁优美。 不管中国未来怎么发展，总是根源于中国最传统的智慧。当然是以儒家智慧为主体，而不能说只有儒家智慧。儒家文化的根基是对世界的理解，强调世界是一个生生不已的过程。什么叫做“生生不已”？不同的民族都能看到变化。但不同民族看到的变化不一样，对变化的理解也不一样。 古印度人看待世界的变化就是充满悲观色彩的，他们把它理解为“无常”，你通过“无常”就能看到在佛教诞生时代，古印度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中国人看到变化不说 “无常”，而说“生生”。什么叫“生生”？“生生”就是永恒创造。这是我觉得理解儒家文化、儒家哲学的起点，未来的儒家不管怎样发展，你都要从“生生”这个词来出发。既然天地永远在生生不已地创造，人就要效法天地，所以有一句关联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就是你要效法天地。天地在永恒创造，你也要去永恒创造。自强不息讲的是什么？是生命力饱满洋溢的状态。所以我讲，儒家德性的等级和它生命力的等级是相呼应的。德性的等级越高生命力的等级越高，生命力的等级越低，德性等级就越低，当然这指的是内在德性的生命力。 从生生出发，我们能引申到儒家最核心价值——“仁”。“仁”为什么和“生生”有关呢？核桃仁花生仁吃过没？为什么叫“仁”？因为那是植物种子最核心的部分，包含了植物的生机，所以叫“仁”。所以“仁”和生命是有关系的，和自然生命力、饱满生命力的保持有关系的。它和在这个保持过程中我们的不断创造，也是关联在一块儿的。这是“仁”这个字的根本观念。孔子讲“仁”讲了那么多，《论语》里这个字出现了大概109次，每次讲的都不一样。每个弟子问孔子“仁”是什么，孔子的回答都不一样。我这里给你一个最直接的答案，“仁”指的是心灵的最高主动状态，是人的生命力最饱满洋溢的状态。从“生生不已”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再到“仁”这个核心价值，再到“仁是心灵的最高主动性的实现”，儒家这种精神状态我想你就知道了。所以儒家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消极懈怠。什么叫恶？懈怠就是恶。什么叫恶？消极就是恶。人怎么可以把自己活得那么颓唐呢？你活得这么蔫头耷脑的，难道你活着就是为了否定生命的意义？你向我们证明只要你活着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你到底要干什么呢？人就非常有意思，同样一件事儿，蔫头耷脑你也是做，饱含热情你也是做，但是这两种做的过程和结果都不一样。我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激情澎湃、生命力饱满洋溢的人。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喜欢摇滚，我们那代人没有不喜欢崔健的，不喜欢崔健的个别人普遍都受到鄙视。有一次我带儿子看崔健的演唱会，那一年我儿子八岁，我还感冒了。本来那天晚上还有儒学讨论会，在讨论会和演唱会之间，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崔健的演唱会。我们就跟着崔健嚎了一晚上。出来后嗓子都哑了，路上我一直在沉思，儿子问我“干嘛呢”，我在想，如果孔子活着，他会不会喜欢崔健呢？经过思考我觉得，至少不会太讨厌。崔健有旺盛的生命力。他有缺点，但他的缺点更多来自那种不可遏制的爆发力。当然你们现在可能不了解崔健那种感受了，但他是我们那一代的偶像。生命应该是饱满洋溢的状态，不能是蔫头耷脑的。有的老北京人有早年“八旗子弟”那个范儿，有的人开着出租车仍然有八旗子弟的范儿。他们祖上曾经把如何斗蛐蛐变成学派的。这样一个玩世不恭的群体，但他们的身上有一股挺令人羡慕的劲儿。还有的人更好，当你面对他你会发现他有一种职业的尊严。他们在最平凡朴素的生活里，最黑暗最底层的工作里，居然闪耀出令你敬佩的光彩。他也急着挣钱，但他看到斑马线前面的行人的时候他会慢一脚，那些开着宾利的人都办不了。开一个宾利就在那儿绕绕绕，你就不能优雅一点吗？不能从容一点吗？瞧你们把那车开得和胡同串子似的。人家开夏利的遇见斑马线上有人还知道慢一脚，真能看到这样热心肠的司机，天气不好，有妈妈带着孩子，看着挺着急的，他都已经下班了，就能开着车把人带回去。这人就有了职业的光彩。人就是这样。我们改变不了被抛在什么地方，我们每个人都被抛入自己的生活。虽然有些根本的东西你决定不了，但只要你有那种来自生生不息的心灵的最高主动性，你就可以闪光。从心灵的最高主动性再进一步看，这种主动性有不同的等级。第一种是浑浑噩噩的，环境怎样他就怎样。环境好他就好，环境糟他就糟，恶人多他就恶，好人多他就好，别人抱怨他跟着抱怨，这人活得非常虚幻。这种人就是主动性弱，他永远在环境之下，永远被环境局限。不是说“不好”，而是“不仁”，就是活得没结构，他比恶人都糟糕，恶人有时候都活得有结构。孔子有一个词给这种人，叫“乡愿”， “乡愿者，德之贼也。”就是活的没结构，随波逐流。第二个层次，这人有了一定结构，但他把追逐私利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追逐私利来。表面上看挺好，但你看他真正的生命力，其实是容易被混淆的。有的人的生命力仅仅来自一个“欲”字，他的一切都被他所追求的对象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幸福与否完全取决于是否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什么人会幸福？你的人生趣味对外物依赖得越少，你有一种几乎不依赖于外在环境的趣味，你就会是一个特别容易幸福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对着墙壁都能看到丰富性的人，你是一个拿到一本数独书都能很开心地算一晚上的人，你是只要能跑个步都能感到非常满足和快乐的人，那么你的幸福快乐是不可剥夺的。你在监狱里都可以跑，而且外面还有人为你站岗。但如果你说我必须要得到什么才能幸福，你生活的水准与高低完全取决于对象，你对外物的依赖就太强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起码还有个结构。第三个阶段，人开始能够把所有的物作为自己的客体与对象，高扬自己的主体性。他在环境之上，不被环境改变，他在所有环境中都能展示出自我。这叫“无入而不自得”。孟子当年讲“不动心”讲的就是这个。不管什么环境我都能够持守自己。但这种主动性还只能说是一种消极的主动性。更高的主动性是什么？是我们不仅能够高过环境，我们还能把内部的结构赋予环境，赋予客观对象。什么是劳动？我在这里已经衍生出了更高的主动性。劳动就是赋予物质以结构，把物质的结构改变到符合人类目的的方向上去。这就是劳动。贺麟翻译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怎么译“劳动”这个词？劳动就是对事物的陶冶。其实你劳动并没有真正创造出更多的物来，我们知道在牛顿经典物理学空间，质量守恒，当然实际上质量不守恒，但在低速空间质量变化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你制造不出更多的物质来，那你能改变什么？就是物质结构。实际上人的结构就是把人的结构加到物质上，加到客观的自然环境上，也加到人之上。怎么加呢？我们说“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那哪儿行啊！基础的赋予结构应该是这样一种结构，就你赋予结构的时候你要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人与人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一种结构。我不愿别人束缚我，我也不要束缚别人。这里我们不仅将人与自然的结构加到自然之上，也要把人与人之间的结构健康建立起来，这都是劳动。而劳动为什么和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劳动与“生生”有关。我们汉语里怎么讲劳动？“干活儿”。我们做买卖叫什么？“生意”。也就是说在我看来，劳动就是人的体现，劳动就是心灵最高主动性的实现。有时候我们想人生的意义，我怎么能想得出来，想都是抽象的道理。人生的意义真的不是想出来的，人生的意义是活出来的。你认真面对自己的生活与世界，经营它、改变它。在经营和改变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结构赋予这个世界。不管是大是小，我们要么自己实现不朽，要么参与一个不朽事业，都为世界留下点什么。 有时候我们留下的是不好的东西，举个例子，乱扔垃圾我们就改变了一个物的结构，物的一种混乱结构就出现了。赋予的结构好不好，好结构什么样，不好的结构什么样，我们需要思考，但我们要努力为这个世界赋予结构，要去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塑造环境也塑造自己，赋予对方结构的同时也把对方的结构赋予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交互地饱满成长。不就是这样吗？哪里有虚无？你朴朴实实地活着，你看一个铁匠，面对通红的炉火，拿着锤子不停锻造，沉浸在劳动的快乐中，你问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看你一眼说你有病吧，他在那个过程中已经最充分实现了生存的真理。大家知道嵇康吧？嵇康除了喝酒最爱的就是打铁，他和向秀常常在大柳树下，两人你一锤我一锤沉浸在忘我的快乐中。这里面其实某种意义上庄子的东西已经出来了。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鞋子最合适的时候是在你已浑然忘掉鞋子和脚的分别的时候，这时候鞋的真理就在你脚上实现了。这就叫真理性真诚，真正内在于真理性真诚的人不会矫情地说我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这个问题在哲学上不能这么解决，我们要去发现走出虚无主义的可能。我们在各种幻想中把虚构幻象执以为实，把空前强大的自我观念当成这个世界上最真实的存在，把其他东西都贬低为为自己服务的东西。那你怎么可能不虚幻呢？你如果能把自己按照宋明理学说的把人放在天地万物中看，你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承载着天地万物的生生之德，你又怎么会虚幻？所以《易传》有一句话：“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什么叫善？继天地生生之礼叫善。活着的时候，配得上这个天地生生之德，到该没的时候，我们成为新的生命创生的条件。我们的彻底消亡在某种意义上就为新的生命创生了条件。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但我们光在这想是不可能走出虚无、不可能真正走到幸福生活里去的。所以我们不叫“儒学”。当然儒学是本，但我们的重点在哪？儒行。儒行是数千年儒家精神在今天世界上的行走，我们的脚步，我们的足音，就是这种精神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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