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象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写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我听着他这番话，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何以故呢？从前西洋文明，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唯心唯物，各走极端。宗教家偏重来生，唯心派哲学高谈玄妙，离人生问题，都是很远。科学一个反动，唯物派席卷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所以我从前说道：“顶时髦的社会主义，结果也不过抢面包吃。”这算是人类最高目的么？所以最近提倡的实用哲学、创化哲学，都是要把理想纳到实际里头，图个心物调和。我想我们先秦学术，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孔老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如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都是看出有个“大的自我”，“灵的自我”，这和“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灵。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得出来哩。又佛教虽创自印度，而实盛于中国。现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绝。正法一脉，全在支那。欧人研究佛学，日盛一日，梵文所有经典，差不多都翻出来。但向梵文里头求太乘，能得多少。我们自创的宗派，更不必论了。象我们的禅宗，真可以算得应用的佛教，的确是要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特质，叫出世法和现世法并行不悖。现在柏格森、倭铿等辈，就是想走这条路还没有走通。我常想，他们若能读唯识宗的书，他的成就一定不止这样。他们若能理解禅宗，成就更不止这样。你想，先秦诸哲，隋唐诸师，岂不都是我们仁慈圣善的祖宗积得好几大宗遗产给我们吗？我们不肖，不会享用，如今倒要闹学问饥荒了。就是文学、美术各方面，我们又何尝让人？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象我们几千年来就象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来作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就把柏拉图抹杀吗？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去取不至谬误了。却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所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然，从前的中国人，那一个不读孔夫子，那一个不读李太白，为什么没有人得着他好处呢？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那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