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认为是学术界与实践界的背离和对立。学术界已经成为实践界继续前行的最大绊脚石。

当经济崛起之后，中国崛起的主要任务已经转移到文化上来，中国亟需文化的崛起。但是当今的中国存在两种文化，一种是学术界的假文化，另一种则是实践界的真文化。所谓的文化的崛起，并非凭空再造一个新文化，也不是去故纸堆里去找一个已经消失的死文化，而只需把实践界的真文化发扬光大即可。但是，学术界的假文化却已经成为实践界真文化的否定者。因此，学术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崛起的最大障碍。中国要真的实现文化的崛起，非要对学术界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不可。

在深入讨论之前，先做一个简单的定义。学术界是指以大学为中心的官方的学术和教育系统，实践界则是指经济领域和政治、政府领域。学术界与实践界的背离，主要是指学术界的理论和价值体系，与当今中国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的背离，不符合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实际。

下面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和现象，来说明这种背离，先从经济领域开始。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这被学术界称为“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实践超越了任何的经济理论，不符合任何理论的常规情况，不符合任何理论的预期。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实践从根本上来说，并非是遵循任何的经济理论，而是遵循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创造这个奇迹的正是被用于经济发展的中国文化自身。

尽管当日之中国已经不是40年前的中国了，尽管中国已经创造出经济奇迹了。但是，中国学术界中的经济学却还是那个旧的经济学，无论那个门派，都是40年前就产生，而且都是西方人提出的。尽管中国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那些经济学是错误的，但是，中国的学界却依然在守着那些经济学，以那些所谓的学术理论为饭碗。

最为讽刺的是，如果按照学术界经济理论的标准，已经超越任何国家而创造经济奇迹的中国经济体制，居然还是落后的，不符合“标准的”市场经济的标准！中国还需要经济向那些理论靠拢，让中国的市场更“标准”！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在铁的事实面前，学术界的理论还嘴硬。实际的事实是，学术界已经远远滞后于经济实践的发展，已经远远背离当今中国的经济实际。不是中国经济应该变的更标准，而是中国经济自身就是标准，需要改变的是学术界，是那些骗人的经济理论。

我本人就是学经济学的，但是在大学课堂中，我就认为什么经济学呀，管理学呀，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浅说陋见，压根称不上什么学问。此后多年的经济研究工作，也让我越来越确信大学时的判断。

经济学本来就不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因为人的经济行为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从个人来说，他的经济行为、经济表现，取决于他个人的文化背景。这里的文化并非学历，而是一切影响其心理和精神的文化背景。对一个国家和社会，其经济表现则决于它自身的文化和历史。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什么经济规律和经济理论，也压根不存在独立的经济规律和经济理论，而是其自身的文化，而文化则来自传承和历史。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原因就在中国拥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真经，中国经济现象的真原因，不应该到经济理论中去找，而只应该到中国文化和历史中去找。

下面说一个下政治领域。

在政治领域，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偏离更离谱。政治学、政治系比经济学经济系更需要被取缔。

与经济实践一样，中国的政治实践并非是遵循学术界的理论进行的，而更多地是遵循自身的文化和历史。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已经创造了奇迹的话，那么中国的政治应该已经创造了更大的奇迹。

但是，为什么学术界都在讴歌中国的经济奇迹，却对中国的政治奇迹闭口不言。因为按照学术界的“标准理论”，政治和经济是分开的，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政治不能干预经济。经济奇迹只是经济的事。而且经济发展是有硬指标来衡量的，譬如GDP，但是，与经济截然分离的政治，其发展水平是没有硬的衡量指标的。

想想看，即便是中国经济已经在硬指标上创造奇迹的情况下，学术界的标准理论依然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是落后的，不够“市场化”，那么对于没有硬指标的政治体制，岂不更是如此。说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说什么中国还不够民主。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比经济体制还要先进。我的底气源自哪里？源自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背后的实际支撑者——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衡量政治体制先进和落后的基本标准是什么？恰恰不是学术界任何的政治理论，而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条基本政治原则：“不与民争业”。

最早记录这一原则的是董仲舒，在他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但是绝不是说是董仲舒发明了这原则，他自己说的很清楚，这是“太古之道”，董仲舒只是一个记录者。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一原则也进行了记录，但是却改成“不于民争利”，而且这个版本比“不于民争业”还要流行。其实“不于民争业”比“不于民争利”更能说明问题的本质。

“不与民争业”实质上是一个行业分工问题，在各行各业中，硬生生地逼出一个独立的行业——政治业来。“不与民争业”说的是，只要你进入政府做了官，尤其是高官，拿了国家的俸禄，就不能再从事任何产业。用现在的话说，一旦你从事了政治业，你就被剥夺了经营任何产业的经营权。这样政治业就被切断了与其他任何产业的直接联系，就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行业。

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唯有中国存在这么一条政治原则，而且自古就有，自有政府时就有。这是让人很震惊的，也意味着，在从古至今的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国存在真正独立的政治业，唯有中国存在专业化的政治。唯有独立的、专业化的政治才是真正的政治，真正的政治唯有中国有。

相对于中国，西方的政治则一直是不独立的、不专业的，因为他们没有“不于民争业”政治原则。在历史上，他们政府的国王和高官都是大地主，大产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在当下，被誉为在政治体制上最为先进的美国，他们的在任总统就是个大地产商，他的女儿也是大商人，即便登上总统宝座，他们的生意照样做。

现代文明是非常讲专业化的，各行各业都讲专业化，但是，在极其重要的重要领域，西方却不讲专业化。这一点就体现在没学术界奉为至宝的“全民选举”。以美国来说，他们的总统选举的整个过程，就政治业来说，就是非专业的选民去选举非专业的总统候选人，结果非专业的特朗普就脱颖而出。

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决绝全民选举，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政治一直是独立的、专业的，对于选举国家领导人这个如此重要的政治专业问题，决不能交给非专业人士，同时，非专业人士也绝无可能成为候选人。

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不仅继承了专业化的领导人选举做法，而且也继承了意在维护政治业独立和专业的，古老的“不与民争业”的传统。在当下的中国，高官依然绝对不允许经营其他产业，同时高官的家属、子女的产业经营行为也被严格限制。官商勾结依然是中国政治的禁区。

因此，在当今世界，依然唯有中国的政治是真正独立的、专业的，其他任何国家的政治，包括被认为在政治体制上最先进的美国，都是不独立的、不专业的。

因此，我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世界最先进。但绝不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完美了，没有缺点了，也有，即便如此，也是世界最先进的。

但是，学术界中的政治理论，却置最重要的政治原则不顾，置独立性和专业性不顾，反而去拥抱和讴歌那些来自西方的，落后的非专业非独立的政治原则，去拥抱和讴歌“官商合一”的政治体制。并且以这些本来落后的政治原则、政治体制为先进，反说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为落后，岂非颠倒乾坤！

下面再说一下科技领域。

经济崛起和国防崛起的背后，一定是有科技支撑的。如果说，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话，那么在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科技奇迹。

但是，学术界的标准理论可不这么认为。科技领域的标准理论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中国在技术上或许做的不错，但是科学上依然落后，因为中国缺乏为科学真理献身的科学精神，缺乏科学思维，

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不是为科学真理而科学的重要例证是，中国的科学家不是为了科学真理而工作，而是在国家的科研机构，服从国家的指令，为了国家而工作。同时，很多科学家做到一定程度之后，更感兴趣的是高升做官，而非继续从事科学。

这是没错的，在中国具备最崇高价值的，唯有国家，而非什么科学真理。在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并非是为了科学真理而工作，而是为了报效祖国而工作。以报效祖国为最高荣誉，则源自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历史。

祖国代表什么？代表“公”和“道义”。实际上，前面说的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独立的政治业，就是道义业。中国的政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道义政治，中国的政府就是道义政府，国家就是道义国家。政府是国家的代表，也是道义的代表。

所谓的“科学真理”，其实就是脱胎于基督教中依附在上帝身上的神学真理、哲学真理。科学推翻了上帝，但是却继承了依附在上帝身上的真理和真理观。究其实质，科学真理与基督教的神学真理并无二致，都是一种虚构。

因此，在科技中，的确非为两部分：科学和技术。但是，科学为虚构，唯有技术为真实。中国的确缺乏科学精神，一如缺乏迷信神灵的宗教精神一样。错的不是中国，而是所谓的科学真理、科学精神本身。

以祖国和道义为最高价值，以技术为实的中国式科技体制和科技思维，才是真正正确的、合理的。因此，“科技”应该改一下名称，而叫“道技”或“义技”。

通过技术研究的确可以发现新技术，但是凭借发现新技术就说自己发现了“科学真理”，与昔日宗教时代凭借一些技术就说自己已经接近上帝、与上帝合一一样，是骗人的鬼话。上帝不存在，科学真理同样也不存在。

因此，中国应该名正言顺应该抛弃科学真理的理论和观念，而重拾自身固有的道义、义理传统。道义、义理是真实的，因为其基础是真实的人心、人性。而所谓的科学真理与神学真理、哲学真理一样，是虚构的，也是背离人心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