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在国内正统的文学评论话语中，狄更斯属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于他的诸多作品，包括《双城记》在内，既肯定其批判现实主义的进步意义，又批判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世界观的局限性。

狄更斯既揭露了革命前法国贵族阶级的自私、贪婪、残暴、冷酷、腐朽，也批判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平等、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对于一些不仁不义的权势者、或觊觎权势而趋炎附势者，他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而对那些处于不利地位、受苦受难的各类小人物则寄予深切的同情。无论是鞭挞还是同情，狄更斯所特有的、而在其作品中又无处不在的、那种夸张而又微妙的幽默笔法，深深地吸引着当时和以后的读者，启发着人们的思索，留下了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这就是其批判现实主义的进步意义。关于这方面的如此评论，笔者大体上至今无异议。

至于狄更斯的局限性，当时认为主要表现在他没有阶级观点，不是把那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提高到资产阶级统治下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这个纲上来理解，而是归结为抽象的善与恶的对立，因此消除丑恶现象的途径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消除阶级剥削和压迫，而是通过鞭挞自私之恶、弘扬博爱之善来达到。这是资产阶级用来骗人的、伪善的所谓人道主义精神，目的是掩盖阶级对立社会的真相，麻痹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意识，防止劳动人民起来反抗，以永葆剥削阶级统治秩序于不败。

关于狄更斯局限性的评论，经过半个多世纪世界性风云变幻的检验，在今天看来，仍有其可取之处，但也暴露出这种评论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下面就一一道来。

一、自爆短处：博爱精神是否属于普世价值？

首先，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存在普世价值？无论按照西方或者东方的思想传统，答案都是肯定的，中国几千年来的“世界大同”理想为西方人所熟悉，也从未听说受到过他们的质疑或反对。在西方，马克思的“解放全人类”宏愿显然也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被马克思称为“被压迫人民的宗教”的早期基督教，后来被罗马压迫者招安为国教，说明这个宗教的教义至少在字面上具有某种普世性的价值因素。所以我们不必忌讳“普世价值”这个概念。

我们今天往往将“普世价值”作为一个贬义的字眼加以引用，那是因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及其应声虫们将他们的意识形态（即他们所推行的资本单方面支配和剥削劳动的“自由”、大资本操纵舆论与程序的虚假“民主”、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而横行世界、滥施屠杀的霸王“人权”）美化打扮成了“普世价值”，然后喋喋不休地向全世界推销。他们已经将这个被玷污的字眼炒烂了，才引起了人们理所当然的反感和排斥。但“普世价值”这个词语本身是无辜的，只要我们赋予其名实相副的含义，将其被强加的污名洗刷掉，反过来用以揭露话语霸权者们的伪善面目，那么“普世价值”就是一个具有正能量的美好字眼。关键是首先需要将其“正名”。

笔者拙文《终极透视共产主义信仰》，曾经针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缺少终极性精神信仰、也针对当今世界物欲横流的可怕现实，从中国传统大道信仰及其所包含的终极理性原则中，引申概括出一系列属于人类普世价值的精神要素。其中最重要的，首先是“谦卑”，即对于统领宇宙天地万事万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大道的敬畏，这是其它一切精神价值要素的终极源泉。由此源泉再生发出对于自然生态的敬重，和对于具体人、事、物的慈悲、仁爱、博爱、平等、谦虚、宽容、节俭等美德，以及有关社会治理的“求衡”意识。这些精神大多也是世界各大主要文明体所共同倡导的。

在《双城记》中，狄更斯通过男主人公卡尔顿为了维护他所心仪的女子的幸福婚姻、主动设计代替她的无辜丈夫走上断头台，歌颂了无私的爱情观。同时，小说作者还塑造了若干属于上、中、下不同社会阶层但都体现了博爱精神的人物形象，他们富有同情心、充满人情味，自始至终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不辞劳苦帮人于无形，不避风险救人于危难。与他们的所思所为形成高度强烈对照的是：既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贵族阶级对待下层人民的飞扬跋扈、残暴欺压、冷酷无情，还有革命过程中一些过激分子无限扩大打击面、无限升高恐怖烈度、动辄将不该处死的人送上断头台等无法无天的恐怖行为。这种对照鲜明地昭示了作者的所憎所爱，也符合历史实情，没有夸张。这证之于法国革命中比较激进的雅各宾派头目，先是在内部以恐怖滥杀方式清洗异见者、接着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这一极具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狄更斯对过火的恐怖现象的真实描写，也典型地反映了，在阶级统治的社会，政权更替或政局动荡过程中曾经一再发生、以后又重复发生的社会现象，从二十世纪走过来的笔者也亲闻亲历过。通过狄更斯笔下关于善和恶的生动对照描写，一百六十年后今天的读者更能体会：不仅是无上大道所含的终极理性，而且人类历史的反复教训都在昭示着，人道主义“博爱”精神应属于普世价值，而不应归结为某一个阶级的价值范畴。事实上，西方资产阶级承继下来的基督教关于“博爱”和人道主义的话语，并没有阻止其口头信奉者们对于不同宗教、不同族类、不同阶级人们的一再大规模压迫、征讨、杀戮、乃至灭绝。因此，将人道主义、博爱精神挂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名下，反而是自曝短处，而美化了对手。

二、过犹不及：普世价值是否排斥暴力革命？

笔者赞成不轻易使用暴力来达到革命目的，但不赞成无条件无原则的、绝对的非暴力主义。历史上处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总是首先诉诸国家暴力机器来镇压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非暴力正义反抗，广大的劳动群众也总是最能够诉之以理、对压迫者晓之以大道，能以最大的忍耐力宣扬道义、扩大正义队伍、揭露和孤立顽固分子，争取以和平的、不流血或少流血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必要变革，因此最不会轻易使用暴力。但是，当特权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暴力镇压发展到大规模牺牲正义力量、无辜生命，使本已失衡失序的社会越来越远离恢复平衡和谐的可能性的时候，人民就不得不以暴制暴。所以，只要存在着阶级对立的客观现实，不但非暴力的阶级斗争是必要的，有时暴力革命也是必须的。这样的革命不但与普世价值没有抵触，而正是有助于和谐社会、世界大同这一普世价值的加速实现。

就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例，虽然代替旧剥削阶级上台的还是一个剥削阶级，但是以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的革命，有助于促进社会关系从极度不平衡向着较为平衡的方向变革，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让底层的劳动人民减轻了套在身上的枷锁。虽然狄更斯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但他也没有在根本上否定这场革命的合理性，而只是反对极端分子单纯报复私仇的狭隘心理和狂热恐怖行为，这见之于他在作品开篇所概括的：“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也见之于他对其着力塑造的一对革命者夫妻一褒一贬的不同态度。德伐日先生曾是旧贵族恶行受害者曼内特医生的帮手，在革命高潮中，他冷静、理性，反对将打击面扩大到已经在行动上反叛其罪恶家族的贵族后裔，但他的正确主张在当时的革命队伍内占不了上风。而他的妻子德伐日太太是一个极端激进分子，她的姐姐曾死于旧贵族的性暴行，为此她仇恨所有贵族出身的人，无论其现实表现如何。她支持一切挟私复仇行为，煽动并主导着当时打击面无限扩大的杀人恐怖狂潮，她的一名近身亲信就号称是“复仇女神”。德伐日太太一夥每天将数十名不该被剥夺生命的人送上断头台，这样持续了至少一年多，最终在追捕无辜者的过程中误死在自己的枪下。

革命暴力不应是为了报复私仇，而应是为了实现大道公义，也即普世价值，所以无论是非暴力阶级斗争，还是革命暴力，都必须适度、合度。“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是不合度。这个“度”，在政治层面上就是“法度”。即使是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也必须遵循一定的相当于“法”的规矩，才能以最少的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收获最大的社会变革效果。在相互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无论是公开的敌对阵营之间，还是自己队伍内部的异见派别之间，无论是和平的协商、谈判，还是公开、正规的武装决战，都必须按照双方一致同意的或公众民意普遍认可或期盼的某些最低限度的程序、规则（广义的“法度”） 进行，否则就是“无法无天”的过“度”行为。（如果突破“不以无辜生命为打击目标”这一最低层次的法度，就是恐怖主义。）一场广泛的革命运动，若不遵守某种为大多数人所认可或期盼的法度，就会造成大量不必要的人身伤害和生命损失，导致民心逆反，以致难免最终失败。

在社会哲学层面上，“合度”的“度”就是大道终极理性所蕴含的“平衡”目标。革命性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都只应是为了促进、实现、维护社会各方合理利益关系的总体平衡，革命主导方任何一点利己主义的动机，或其认识上的偏差被混入革命队伍的利己主义者所利用，都会将本该走向平衡的社会关系向着新的极端倾斜，或者僵持在原有的失衡局面中。

曾经有一种论调，也许其流毒至今还顽固地隐藏着，认为在革命过程中“过”比“不及”要好（即所谓带引号的“左”比右好），右是不革命或反革命，“左”是要革命的，只是急躁了些。但是只要以大道求衡作为标准来衡量，以其实际效果来检验，两者是彼此彼此，没有什么两样。所有的极左倾向或浪潮，乃形“左”而实右，或假“左”而真右。所以，无论是“左”是右，只要它存在，或有露头的苗子，就都要毫不迟疑地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尽可能地予以制止。至少要予以坚决的揭露和谴责，或尽量通过广泛、和平的讨论、辩论达成革命队伍内部或全社会的共识。这是大道公义的要求。

其实，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一些人坚持大道公义，一些人夹带利己主义私货，这是一种必然现象，说明人类社会不存在绝对的平衡。大道公义之必然逐步战胜利己主义邪恶（即使要经过大历史时代的螺旋形曲折），乃是客观上天道平衡规律使然。

三、角色替换：无产阶级能否跳出历史循环？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国家政权的维系和更替，往往表现为某些政治势力平时的相对收敛与矛盾尖锐时期的残暴恐怖呈波浪式的历史循环。近代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过”（过火行为）或“不及”（向着旧秩序倒退），或者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或其长过程中的某些回合显得比较符合某种最低层次的“法度”而不是很过火，或者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假左（过火）真右（倒退）行径，这些都是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因为资产阶级之所以要革命，或者要复辟，或者暂时容忍某些妥协、倒退，归根结底都只是为了抢夺他人的劳动果实，争得最大程度的物质利益，也就是出于他们利己主义的本性。即使客观上可能具有促进生产力的一点进步性，那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只有个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可能是例外）。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无论经过多少回合取得最后胜利，他们是绝不可能、也决不想跳出—残暴恐怖-相对收敛-又残暴恐怖—这样的历史循环的。

上文谈到，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或其某些回合显得比较合度、而不是很过火，这是有历史根据的。狄更斯作品中的“双城”之一所在地英国本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一例。由于其相对比较温和，所以享有“光荣革命”之称（虽然之前也有过流血的内战）。与其相比，法国革命更明显地充满着有违最低法度的过火行为，其总过程则经历了更多、更剧烈的复辟倒退 - 再革命–再复辟倒退–再革命。。。这样的曲折反复（《双城记》所描述的巴黎革命者攻克巴士底狱还只是其第一回合的“第一枪”），当然所付出的（必要的和不必要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也高得多。这种“过火”与（更多反复带来的）“代价”之间的正比关系或许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到整个英帝国，那么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殖民者在北美大陆广大地区对于印第安原住民的种族屠杀和灭绝行为，其令人发指的残暴程度和“无法无天”性质则大大超过了法国革命中的过火行为。这表明，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它是不可能跳出从相对收敛滑到残暴恐怖这一历史循环的。

那么无产阶级在其革命过程中能够避免陷入这一历史循环吗？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笔者对此深信不疑。不过，经过了一个世纪多国“解放”实践中的历史教训，笔者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已经不仅是指物质上的“无产”，还必须是精神上的“无产”，否则仍不属于无产阶级，也不可能担当起解放全人类的带头人角色（参见拙文《为什么重提“无产阶级”》）。全人类的解放也不仅仅是指物质利益上不受任何人的剥削和压迫，还必须、甚至首先是指精神上不受物质奢欲的蛊惑，也就是不能将共产主义旗帜上的“各取所需”理解为无节制的物质欲望的满足。还有，全人类的解放必须是人们自己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只是带头人，而不是救世主。因为如果带着救世主心态，就必然脱离人民大众的实践，将自己的主观认识和意志强加于民众。而一旦脱离群众，其对社会各方面关系之平衡或不平衡状况的认知必然出现偏差，那么强加在民众头上的某些主观信条也必然是有谬误的，因而是至少不完全有利于革命事业、或甚至基本有害的。所谓带头人就是以自己内圣外王的实践，作为身教言教的榜样，带动人们投身到人类自我解放的洪流中去。

总之，要获得超越物质关切的精神信仰，要不当救世主、不脱离人民群众，要做内圣外王的带头人，就必须首先承认、还要奉行大道理性所隐含的普世价值，否则难免会踏上以往有产阶级的脚印，重蹈历史循环的覆辙。

作者简介：陆寿筠，新法家网站英文版主编，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