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阳货》记载，有一次子路劝孔子不要涉足家臣与卿大夫恶斗的是非之地，孔子有些恼火，说道：“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他说自己不能像挂在那里只能看不能吃的瓠瓜那样，徒有虚名而无多大实际用处。这并非孔子一时的愤慨之言，而是他人生价值取向的表达。

　　孔子一直持积极入世的态度，关注社会进步与民生幸福。他对出世的隐士尊重但不赞成，说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认为自当与天下人同群，不能隐居山林。孔子的思想始终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如何通过入世即社会实践来实现博大仁爱的理想。仁爱是孔子思想的底色，其仁爱的范围从孝敬父母开始一直到关爱天下之民。为此，孔子做过贵族的账房先生，还开办私学，也从政入仕，后来又率徒周游列国，复归鲁国之后致力于传统经典的整理。尽管境遇不同、社会角色不一，但孔子始终心怀仁爱之心，心怀天下邦国、民生幸福。

　　就拿孔子晚年整理传统经典这件事来说，这是一项学术性极强的工作。《诗》《书》《礼》《易》《春秋》等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献。孔子整理这些文献除了注重典籍的传承，还特别强调这些典籍应当济世安民，既能有助于安邦定国，又能有利于民生幸福。他所整理编定的《书》《礼》《春秋》，侧重于国家管理历史经验的总结，而《诗》《易》则侧重于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总结人生智慧。近年，不少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资料面世，为我们认识孔子的学术和人生提供了新的资料。

　　比如，《诗》作为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孔子所关注的重点是民众的生活与情绪。据上博简《诗论》记载，孔子曾经跟弟子们谈到《诗》的作用：“《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逸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惓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曰：《小雅》是也。”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说，《诗》就像民众时常出入的通畅的城门一样，是普通民众宣泄情感的便捷通道。在孔子看来，统治者采集诗、编定《诗》，目的之一就是“观民俗”，关注民众疾苦、听取民众批评、解决民生问题。近年面世的上博简与郭店简皆有《缁衣》一篇，其中载有孔子所说“章好以现民欲”的话，意思是说统治者应当彰明自己的好品德以体现民众的意愿。孔子还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强调了统治者与民众的一致性，实开后世儒家所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及“为生民立命”这一类精论的先河。

　　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没有把自己置于社会之外，仅仅做一名书斋里的学问家，而是将学术与社会进步、民生幸福紧密结合起来。马王堆汉墓帛书《易·系辞》载孔子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而施之谓之变，谁而举诸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最后这句话在今传本《易经·系辞》上篇里作：“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帛书本和今传本的话虽然不尽一致，但意思是相同的，那就是理论和实际、思想与学术皆要为天下之民着想，要让天下之民觉得有用。孔子思想的火花总是为天下之民而闪亮。

　　纵观孔子生平，无论从政入仕，还是传道授业、整理经典，他都没有忘记“举诸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一原则。对于家国命运和民生幸福的深度关切，是孔子思想中的一条主线。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影响至巨的文化巨人，与他学术和人生的这一特点可谓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