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没有历史的，就像文学一样。我们这里说的历史，不是指它们本身演变的具体过程，而是指道德并不一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往上提高，后代的道德水平不一定就比前代高尚。

　　“道德”作为一个双音节合成词，其来源于单音节“道”、“德”二词。“道”、“德”二词，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卷二下·辵部》)

　　“德，升也。从彳，㥁声。”(《卷二下·彳部》)

　　“道”字据《说文》以及《老子》竹简本另一楚国异体字彳人亍，应为从辵、从首，首亦声;导夫先路之义。德字的“升也”，古训读即为“登也”;而“登”古训读“得也”;这叫“阴阳(入)互注”法。因此，德字的意义应是“登陟而获者”。看来，二字的本义均非我们所指的“道德”。我们所说的“道德”，是在它们引申义基础上合成出的一个新义。这引申义，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得到最好的阐述。《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独立而不垓，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而德畜之。”

　　据我们对老子《道德经》的理解：道，当指宇宙本原及其规律，它含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规律;德，则指的是在这种规律面前，人们应该具备的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及行为，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因此，“道德”一词，实际上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客观世界以及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二是指人们与客观世界相适应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行为。所以，“道德”一词的意义，发展演变到现在，人们似乎只看到后者并且后者的范畴也大大缩小了。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观，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四个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必将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社会。而每进入一个阶段，都是一种进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更是一种飞跃。

　　在中国，有一种理论也随之而来，就是认为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文化，其本质必然是由社会形态所决定的。即：奴隶社会的文化，必然是奴隶主文化;封建社会的文化，必然是封建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必然是资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所以，才有“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才有对“‘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度的孔老二”的批判。直到现在，不是还有人声称：“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就是封建专制文化”吗?

　　文化的核心，是道德，道德决定了文化的本质。我们提出了道德是没有历史的，也就决定了，文化也是没有历史的。

　　中华民族最早的历史，是所谓的“三代”历史。这三代，是中华民族先民称之为“大同”时期的年代。据《礼记·礼运》篇，孔子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尧舜禹三代“大同”时期，即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期。尧舜禹作为那时的部落联盟酋长，是民众推举出来的;部落联盟酋长地位的传承，实行的是禅让制。到夏禹之子夏启以后，禅让制变成了世袭制，私有制产生了，社会自此进入了有剥削、有压迫的阶级社会，即人们所说的“奴隶”社会。但我们看到，夏商周“新三代”的精英们，如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人，虽处于“奴隶”社会，但他们并未摒弃老三代的道德观念(“德治”思想)，而在相当程度上将其继承了下来，开创了此后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的“礼制”时代即“小康”社会。

　　所以，我们说，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及其道德(被后代称为“儒家理想”)，并不是彻底消失了，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或强或弱的保持着，与新兴的剥削阶级思想长期共存，而不管后者愿意不愿意，一直到最后整个漫长的过渡时期结束。同时，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约束着历代的中国统治者，统治者一旦摆脱它的束缚，就会像殷纣王、隋炀帝那样，招致天下的反对。它的宿主就是被压迫阶级中的先进者以及统治阶级中的明智者，如周公、老子、孔子之类。正因为她的力量，中国一直没有发展成像中世纪罗马帝国那样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也没有发展成为像二战时期德国、日本那样凶残的法西斯蒂军国主义国家。而历代侵略中国的异族入主者，最终都被这种复合的“儒家”文化所同化。

　　春秋战国时期，包括后来的“暴秦”时期，是所谓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并且封建社会最后确立的时期。这个时期，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向前发展了，但道德却衰落了：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①

　　从而造成了“礼坏乐崩”的局面，所以才有孔子终生为之奋斗的“克己复礼”。“克己复礼”的实质，就是想要在“阶级社会”里创建一个含有较多“大同”因素的“小康”社会。因此，文革中出现的、直到现在还不时有人提起的那种“孔夫子‘克己复礼’,是为了复辟奴隶主义”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肤浅的认识。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必须认识到：道德是没有历史的，它的发展，不是和生产力的发展并驾齐驱的。同时，它与政治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也绝不可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大同”思想，包括道家、儒家以及后来引进的佛家等文化中的这类成分，在历代统治者及其卫道者那里，都被严重地歪曲着，以为维持、巩固其统治，保护其既得利益。因此，才有后来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才有“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创举。鲁迅先生在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剖析得清清楚楚。这“孔家店”，就是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所创立起来的“孔家店”，和春秋末期为新兴的封建统治者所不愿意接纳的孔子原创儒家文化背道而驰的“孔家店”。但令人伤感的是，这一运动却朝着极“左”的方向发展，最后成为反对孔子原创儒家“礼制”思想甚至于包括三代“大同”思想等等一切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大革命”。这“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的文化，必然是封建文化”论点之上的。对于一切“封建”文化，都必须予以横扫，以建立“共产主义”的“革命”文化。而实际上，这种“革命”的本质，恰恰就是封建专制政治及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披着“革命”(“大同理想”)外衣改头换面的、垂死的挣扎。

　　因此，这里，我们也可以剥用列宁的话说：封建主义的僵尸，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垮台而被我们拖出去彻底埋葬，它正在我们身边腐烂，并时时毒害着我们的心灵，而且一旦有机会它就可能借尸还魂。

　　五千年剥削阶级产生後的历史证明了，道德是没有历史的，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近百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按理说，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最后行将消灭阶级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生产力高速发展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空前地提高了;然而，奇怪的很，我们看到的却是：道德在空前堕落，文化也在空前衰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大幅度丧失;低层次文化、垃圾文化泛滥流行。新的社会主义“小康”文化乃至“大同”文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建立和开始建立。

　　在此情况下，人们渴望传统美德的回归，渴望高雅文化的产生与普及，这就是今天人们大力提倡在少年儿童中诵读国学经典、国学热出现了的根本原因。

　　注：①《礼记·礼运》篇。

　　——三楚书院周祖庠 于漳州白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