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方面，世家大族的兴起，使得皇帝中央财政的能力遭遇到挑战，这进一步意味着中央集权的权力就会遭受到挑战，整个的大一统的局面就会遭到很大挑战，因为中央集权的权力都是要花钱的，没钱就难以搞下去。这种巨大的挑战下，一旦大的灾变到来，政权是很难延续下去的，东汉末年就是如此。东汉末年那个时候，我们今天经常说到的桓帝、灵帝是特别糟糕的皇上，但在那会儿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桓帝是被外戚大将军梁冀扶上台的。扶上台之后，这位感觉特别不爽，因为梁冀像太上皇一样天天控制着他。他想要反制梁冀，但又没有人可用。在他当了十三年的傀儡皇帝之后，终于跟几个宦官联手，歃血为盟。 这皇上很搞笑，跟那几个宦官歃血为盟的时候，他不咬自己胳膊，咬的是宦官的胳膊，那血是宦官的！他们联手就把梁冀做掉了。做掉之后，桓帝开始自己说了算了。但马上就带来一个“党锢之祸”。遭遇到党锢之祸的是谁呢？事实上就是世家大族。皇上想自己说了算，一言堂嘛。但是一言堂的时候，会遭受很大的挑战力量，就是世家大族的力量。党锢之祸就是皇帝的中央集权的努力——我们今天历史书上说是“宦官专权”什么的，实际上宦官只不过是皇帝的狗而已，是皇帝通过宦官之手，他试图专权，然后跟这些世家大族之间构成PK关系，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清誉全都掌握在世家大族的手里，掌握在豪族的手里。所以在这之后，就是天下大乱，进入到三国的时代。
    三国的时候，有几个很悖反性的东西。比如曹操他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绕开世家大族，绕开豪族，把一些寒族的高手给用起来了。曹操能用起寒族，是因为他足够牛，能够罩得住。但是，等到曹操死之后，曹丕没那么牛，罩不住了。那他还想继续统治的话，就得跟豪族妥协，于是由陈群开始搞九品中正法。九品中正法之后，意味着豪族在魏这边又能站得住脚了。豪族站住脚后，你老曹家宦官之后，在豪族里根本就排不上号。所以又过了若干代，世族就彻底把老曹家给干掉了，司马家上来了——司马家是世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可以说司马家干掉曹操，从某种意义上接续了东汉的一个传统，也就是东汉世族的传统。而在蜀汉那边，诸葛亮从某种意义上是接续了曹操的传统。诸葛亮一直在试图压制，一方面压制本地的土豪，另一方面压制别的土豪，试图建立一个足够强的中央集权的控制。当然最终，我们看到历史的结果，还是东汉的继承人干掉了曹操的继承人，形成了两晋的局面。
    西晋建立起来之后，世家大族仍然很庞大，接下来就是“八王之乱”，又是天下大乱，它被迫得南渡。南渡之后，到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这就意味着司马家已经完全说了不算了，你必须完全跟世家大族形成一个“贵族共和式”的关系了。
    而且越是到这个时代，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坞堡”经济就越强。“坞堡”经济越强，中央的财政能力就越发减弱，越发收不上税了。整个财政逻辑从早期西汉的时候还有一些货币财政，到了后来就逐渐退化为实物财政了，尤其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基本退化为实物财政。实物财政对中央集权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不可货币化，没有办法把它足够有效率地转化为你的力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募兵。在实物财政的状况之下，就使得皇权想要跟世家大族之间进行PK，就越发地玩不转了。这是南朝的状况。
    北朝那边，世家大族也留了下来。而北朝的豪族，逐渐跟南下的这些北方的军事贵族之间开始形成一个合谋的关系。北方有什么崔家、卢家……这几大家族开始跟南下的草原军事贵族形成合谋关系。中间来来回回PK了N多轮，北边“五胡十六国”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彻底想要胡化的阶段。在刘渊的时候，还自视为刘禅的继承人，他奉灵牌的时候，还要奉刘禅。但是刘渊的儿子彻底把它抛弃了，试图把北边逐渐胡化，这是一个努力。这个努力到了冉闵那儿，终结了。在这之后，第二个阶段是苻坚的前秦阶段。苻坚的前秦是试图“混一胡汉”，但是他“混一胡汉”的时候，步骤有点儿走反了。“混一胡汉”，前提是你得把这些部落给消解掉。但是苻坚为了表示自己足够的宽宏大量，他没把投奔他而来的慕容家那帮哥们给消解掉，倒先把自个儿出身的那个部落给消解掉了。这就意味着一旦天下大乱，你的统治基础就没有了。他这一步走反了，那些人跟他貌合心不合，结果“淝水之战”，南边几万人就把他几十万大军给干掉了。
    “胡汉一家”，苻坚的目标是对的，但是步骤没走对。接下来第三次尝试胡汉一家的努力，就是北魏。北魏的时候，这一步终于走对了。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他建政之后第一步就是“离散部落”：我要把所有不归我直接控制的部落，全部都给离散掉；归我直接控制的那些部落，那就按我的节奏来了。反正我时时刻刻确保我的统治基础一定得牢牢掌握在我的手里。其他有可能对我构成挑战的，我全都给你离散掉。北魏就以这种方式形成了一个治理机制。实际上在北魏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二元帝国”的样子已经初步开始出现了——就是长城南边是一套治理方法，北边是一套治理方法——最初的雏形是在北魏出现的，只不过坚持时间很短，没来得及弄得稍微像样一点。但是，对北魏的皇帝来说，有一点很不爽。北魏的皇帝，最初定都是在大同——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中原到草原的一个过渡地带。这种地带是新的制度创生点。北魏定都大同，南边能够控制中原，北边直接跟草原相连接，它能够有效地控制两边。而且它所依凭的最重要的统治基础“六镇”的府兵也都在大同及其周边。但是，这也意味着你跟军事贵族在一块儿，你没有办法一言堂，军事贵族始终会对你形成某种制约关系，这对皇上来说就非常之不爽。他就总想着我怎么样能够一言堂，能让我自个儿说了算？我都皇上了还被挟制，这也太不爽了！于是在孝文帝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努力，孝文帝南迁，首都南迁到洛阳。南迁到洛阳之后，他要求所有的人说汉语、改汉姓、穿汉服，不许说鲜卑语等等，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到这里之后，他终于摆脱了六镇骑兵对他的节制了，可以一言堂了，皇帝做起来爽极了！
    但是皇上这么搞起来，就意味着他不再认北边那些老兄弟了，而北边老兄弟凭什么还认你啊！北边不再认你了，南边的人也未必认你，因为你无论怎样，你还是胡人，你的统治基础就不在了。所以，孝文帝的时候，这位皇帝还足够强，他还能够罩得住局面。但是等到孝文帝一死，北魏马上就亡掉了，然后又是天下大乱。北魏亡掉之后，分成了东魏、西魏，再往后又被篡夺帝位成了北周、北齐。北齐的奠基者创建者叫高欢，这哥们是个汉人，但他比较胡化。当时的中国是分成三部分的，北周北齐跟南边的萧梁，以及后来的陈，而这三个里面实力最强的是高欢。高欢这哥们是一个完全胡化的汉人，汉人的东西他也懂，胡人的东西他也懂，而且实际上他更接近鲜卑人。并且，他占据了最富庶的地方，人口也是最多的地方，所以它的力量最强。因为力量最强，这哥们就开始作了，No zuo no die，最后这哥们的帝国就Zuo die了。为什么Zuo die了？因为他的对手是奠定北周基础的宇文泰。当然，宇文泰主事的时候还是叫做西魏，他儿子才篡位成为北周；高欢主事的时候那边也叫东魏，也是到他儿子才篡位成北齐。
    宇文泰面临一个困境就在于，他占据的关中跟东魏-北齐相比，比较贫困，人又比东边要少很多。而对东边来说，高欢充分胡化，他所应用的军事力量，主要还是靠草原骑兵，靠北府的六镇骑兵这帮兄弟。而宇文泰所能够动员起来的北府骑兵，人数不够用，他的人口总量太小。他想跟高欢之间进行PK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汉人以某种方式动员起来。如何才有可能把他们动员起来？前提是你必须“胡汉混一”，否则的话是不可能把汉人动员起来的。所以，在宇文泰的手上，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复周礼”的活动。第一次复周礼是在王莽那儿，第二次复周礼就是在宇文泰的手上。他通过苏绰来复周礼，搞井田制、授田制等等，这一系列全是在宇文泰的手里搞起来的。搞起来之后，“胡汉混一”了；而且它的兵制也开始变化了。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已经逐渐冷落那些北方老兄弟了。还在大同的时候，他会认为草原人代表着最高贵的族群；但他定都洛阳之后，就开始认为那边是粗鄙的人了，“我们中原人”才是最高贵的人。过去府兵像八旗子弟一样，是很骄傲的；但是，你认为他粗鄙，他的地位就越来越衰弱了。过去府兵、鲜卑人这种身份特征，让他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身份特征反倒成了丢人的一个事儿了。这种状况在西魏-北周仍然存在，于是府兵开始要求重新恢复尊严；对宇文泰来说，又要把汉族百姓也以某种方式动员起来，于是他就彻底把兵制重整了一遍：让汉人也可以加入府兵，同时恢复原来府兵尊贵的身份特征。通过这种方式，西魏-北周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在此基础上，北周就把北齐给干掉了，接下来又把南边干掉，一统天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基于北周的历史，彻底形成了“胡汉混一”的局面。
    这个“胡汉混一”的局面，直接的型塑了隋朝和唐朝的国家政策。于是在这之后，才可以看到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时期那种气象万千的宏大帝国。它彻底突破了中原儒家的这种地理依赖性——就是由于我们在前面聊过的由于自然生态所形成的一种地理依赖，尽管它自称“普天之下”“率土之滨”，但事实上，这种地理依赖，使得它的治理过不了长城，过不了嘉峪关，过不了湟水，无法真正地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而草原上的那帮兄弟，整个欧亚大陆上来回跑，所以这些游牧者天然具有一种世界视野。那么大唐那种世界帝国的气象万千、雍容大度，事实上是结合了草原的视野和中原的财富、文化，再加上从西域来的佛教等等一系列新的理性，重构了中原这种理性机制。依凭北边的勇气、激情，加上西边来的新的理性，与中原旧有的东西进行完整重构，才最终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而且庞大的世界帝国建立起来之后，东西方贸易彻底打通。长途贸易大规模发展起来之后，贵金属越来越多的流入，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事实上货币财政重新成为可能。
    但是，唐玄宗并没有来得及把这个转型完成。因为还在唐太宗的时候，政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府兵，受制于那些柱国大将军。所以他开诚纳谏，当然这哥们比较开通，但是前提一定得是有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的约束机制，否则开明本身也靠不住。他开诚纳谏，某种意义上有点类似于关外的大汗，因为他受制于府兵。但是到了玄宗的时候，就开始试图摆脱那些府兵了。于是玄宗再次开始大量设置“使”职，诸如节度使一类皆如此，在此之前是没有这种“使”职的。在此之前，地方官员完全在官僚体系内部，有一整套的制度性的安排。他设置的这些所有“使”，事实上在正常的官僚体系之外，由玄宗来特命并主导。玄宗把“使”职设置出来，就意味着获得了一个机会来搞专制了。
    这个专制要想落实的话，首先它需要货币财政。而货币财政基于大唐的国际贸易的过程以及它内部规模变大，贵金属增多，逐渐开始成为可能了，但玄宗的时候还没有从政策上实现这种转向。对玄宗来说还需要另外一点，就是要想专制的话，除了货币财政，还得需要有能力从贵族（实际上就是世家大族）之外拔擢人才。因为只有贵族之外的人才，没有独立于皇帝之外的身份基础，才会对皇帝有着最强的依赖性，皇帝的专制才搞得定。贵族之外拔擢人才，就依靠科举。但科举要想展开，有一个条件，就是知识传播的成本必须大幅下降。早在武则天时，就已经开始尝试彻底甩开这些达官贵族，于是把科举搞起来了。但由于当时知识传播的成本没有大幅下降，所以科举还没有成型。玄宗继承了一些武则天拔擢的人才，但是他还希望有更多的脱离于贵族的、在朝廷里没有根基的人可以为己所用，于是便启用了胡人。他只注意到胡人和平民一样在朝廷没有根基，但没有注意到胡人却另有根基，最终这个政策招致安史之乱。胡人不是不可用，但是前提必须得有一种能够理解胡人的视野，太宗是有这个视野的，用好了胡人才得以拥有其世界帝国；但显然玄宗已经丢掉了这个视野，导致大唐从世界帝国开始再度内向化为一个中原帝国。
    安史乱后，中原的世家大族一片凋零，同时中央财政一塌糊涂，杨炎开始搞起两税法改革，这就是中央财政从实物财政大规模转向货币财政的起始。一旦能够完成这种转型，中央的实力便会对世家大族形成一种碾压性优势，世族社会便无法再继续了，历史开启了向平民社会转型的大门。当然，这不是杨炎搞了改革马上就能实现的，还需要更多的历史演化。杨炎的改革首先也是因为安史乱后的藩镇割据的困局所致，但他为后世的转型提供了起点。
    藩镇割据后又出现黄巢之乱，世家大族在此乱中差不多凋零殆尽，嗣后进入五代十国。到了五代的时候，冯道把印刷术发展起来了。到宋代，印刷术大规模展开，知识传播成本急剧下降，于是皇帝直接从民间拔擢人才一下子成为可能。在这之后，我们所说的世家大族社会为平民社会所取代，终于水到渠成，中国完成了从封建，到世族，再到平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