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民族自决’原则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产生了无数暴力，其狭隘性已远超出建设性。对于一个人类经济生活关系日益依存的世界来说，继续支持和鼓励‘民族自决’主张，已经不太合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程亚文在其新著《大国战略力》中对于20世纪以来“民族自决”原则的滥觞及其局限进行了分析。程亚文认为民族主义本来是现代世界的一种基本的建构性因素，但是民族主义的后来发展出现了许多变形，使得民族主义思想的某些部分演化成了破坏性力量。“民族自决”原则为民族分裂运动提供了理论合法性，滥用该原则容易使多族群国家陷入分裂陷阱。“民族自决”理论和以“民族”为中心的联邦制是苏联解体时最大的裂解剂。

　　单纯采取高压或让步政策都无益于解决民族问题

　　苏联等国的解体提醒人们要充分重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对于多族群国家的政治稳定来说，直至今天仍然是很大的考验，其复杂性在于：无论采取高压还是让步政策，族群差异都很难消除，族群融合都很难达成。这在提醒人们解决族群隔阂问题实无多少良方的同时，也提醒人们研究和解决族群隔阂问题须以多样化思维做多手考虑，单纯的高压政策或一味迁就、容忍各族群的无限自治倾向，从苏联的经历来看，都于解决族群问题无甚裨益。

　　苏联等国的解体，还提醒人们要关注那些生存于当代世界的“民族主义原型”，族群问题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它。应该看到，对本族群之外意志的抗拒，也并非完全来自族群精英分子，其实同时也来自广大民众。也就是说，民族情绪的生成，存在广泛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在当代世界，即体现在那些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原型”中。它们虽然还不具有成型化的民族主义的破坏或建设力，但它们作为民族主义的预备式，蕴含着深厚的政治统合或分离力，将深刻影响多族群国家和世界政治的未来变化。

　　进一步探索族群问题与国家解体的关系，应该询问：在当代世界，为什么基于民族的集体认同还能够发挥重大的影响力，还会有成型的民族主义和众多不成型的“民族主义原型”的存在?苏联以及其他大国的解体经历，给人们提供的是三个方面的教训：

　　(1)第一个教训：“民族自决”原则被滥用

　　这使得从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上，多族群国家容易掉入分裂陷阱。无论是百年前的奥斯曼、奥匈帝国，还是当代的苏联、南斯拉夫，它们的解体都与“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有关。这完全是一种现代思想，即19世纪意大利革命者马志尼所说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这种理念中，民族与国家是合一的，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这一观念在20世纪初又被威尔逊和列宁所强调，威尔逊在第一次大战后的巴黎和会期间，大力兜售“民族自决”的合法合理性。列宁则说民族解放是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在1902年提出“承认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1914年更明确提出要“无条件地、坚决地维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的权利，即分离的权利”。“民族自决”为每一个自认为构成“民族”的群体开展民族主义运动、从多族群(民族)国家中分裂出去而成为新国家，提供了理论合法性。

　　巴黎和会期间的威尔逊总统(图片源于网络)

　　民族与国家的合一，在民族主义思想刚刚兴起的阶段，并没有什么问题。传统的君主制国家不存在民族认同，国家因此是臣民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现代民族主义在西欧的原始形态是公民民族主义，是在臣民社会的基础上建造公民(国民)社会，公民(国民)作为集体形态即是“民族”。也就是说，在民族主义下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起初是先有臣民国家原型，而后才是基于现代公民权利的民族想象，和在此基础上重建现代国家。这也就是所谓“门槛”原则，即“民族”必须拥有足供发展的幅员，如果领土过小，这个“民族”将不具合法性。它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民族原则”只适用于具有一定大小的国家;二是民族的建立被视为一种逐步扩张的过程。

　　早期民族国家是整合分散性生存群体的力量

　　早期民族国家因此不仅不是一种分裂不同族群、文化和语言群体的力量，相反是整合分散性生存群体的力量。在共同的政治权利的前提下，它曾经把欧洲四分五裂的邦国、公国、侯国等，统合成了领土范围更大、人口更多的民族国家，使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相对统一的政治架构得以成为可能。正如英国哲学家穆勒等人所说，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想，实际上就是博爱万众的世界主义，“民族”的重要性次于世界。

　　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对于现代世界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基本的建构性因素。早期欧洲由臣民国家转换为民族国家，以及19世纪下半叶以来被殖民国家反抗民族压迫也仿效欧洲建设民族国家，都具有人类正义性。不过，民族主义的后来发展，出现了许多变形，它使民族主义思想的某些部分也演化成了破坏性力量。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不再一味强调政治权利，而强调血缘、语言等特征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晚近以来常见的族裔民族主义，就是显著一例。

　　苏联最终成为了“民族自决”原则的受害者

　　在族裔民族主义产生以后，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看到了不少帝国和多种族国家的分裂。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曾经是“民族自决”原则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但最终又是其受害者。霍布斯鲍姆说：“列宁从威尔逊手上接收过来的‘民族’定义及民族渴望，却自动创造出一条条裂缝，日后共产党所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就是沿着这些裂缝崩解开来。”而在此过程中，又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直到今天，不管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主权国家内部的族裔民族主义及其独立建国诉求，仍普遍存在，它们作为“民族主义原型”威胁着很多国家的内部稳定。信手拈来，加拿大有讲法语的魁北克人自治运动，英国的苏格兰地区不时在闹分家，比利时的荷语区和法语区也想分离为二，西班牙有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俄罗斯有车臣问题，格鲁吉亚则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头疼不已。从塞尔维亚手中实现自治的科索沃、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先后宣布独立，背后的理据仍是“民族自决”观念。

　　如果不加区分地承认民族自决的政治正当性，那么，这一现代观念所产生的连锁效应，将是基于族裔的民族独立建国诉求，可以完全合法地无休止继续下去，未来世界也将绝不是现在的200个主权国家，而可能是上千个甚至更多。原因很简单，除少数国家之外，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族群共处的。

　　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科索沃宣布独立的进程，是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损失为代价的，而它仍将面临极为不确定的政治前景。有人认为，承认科索沃独立，将在世界范围内激发更多的族裔独立运动，将造成更多的敌对和血腥。这实在不是危言耸听。也因于此，在科索沃宣布独立后，包括西班牙、格鲁吉亚等许多国家在内，对此态度都极为慎重，不少直接表达了反对立场。“民族自决”原则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产生了无数暴力，其狭隘性已远超出建设性。对于一个人类经济生活关系日益依存的世界来说，继续支持和鼓励“民族自决”主张，已经不太合适。

　　(2)第二个教训：以族群聚居地作为划分行政单位的依据有失恰当

　　在“民族自决”理论的指导下，苏联民族政策的最大失误，是人为制造或强化了各群体对其传统聚居地的“领土”观念，以族群聚居地为划分行政区域主要依据的联邦制，各加盟或自治共和国不知不觉就成了“民族主义原型”的重要来源，苏联解体和解体后继续要求分裂的运动，恰恰就以加盟和自治共和国为单位展开。

　　与其他联邦制国家以自然形成的政治地域为划分行政单元的依据不同，苏联的联邦制是以“民族”聚居地作为划分行政单位的主要依据，中央政府为各“民族”组建了各自的“共和国”，把每个主要“民族”都与一个行政地域联系起来。苏联的行政建制包括了俄罗斯联邦等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和128个边疆区或州，每个单元都以“民族”来命名，拥有自决权和独立建国的权利，从此苏联的每个“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法定“领土”。以“民族”为行政划分依据的联邦制和自治制度，恰巧符合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国原则，即英国民族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所说的，“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

　　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早已孕育于1922年的建国伊始，“民族自决”理论和以“民族”为中心的联邦制，既是把苏联境内不同“民族”撮合到一起的黏合剂，但事过境迁又成为最大的裂解剂。苏联在始终蕴含分裂危险的情况下还能保持七十多年的时间，主要原因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经济、行政上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它们共同为苏联人的生活提供了共同性，但这种共同性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推动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允许各加盟共和国建立民族主义政党，以“公开性”为口号，清算苏联政府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启动对苏联制度与政策的全面批判。政治上的高歌猛进使苏联原有的意识形态纽带、经济秩序、政治凝聚力都遭到破坏，那些建立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因势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

　　俄罗斯联邦政府在努力淡化各“族裔民族”的“领土意识”

　　俄罗斯车臣战争期间车臣武装旧照(图片源于网络)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一度陷入苏联式的裂解魔咒中难以自拔，国内的车臣叛乱迟迟不能平息。这使俄罗斯开始深刻反思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经验教训，并对以往的失当做出调整。比如重新界定“民族”术语，对国内各族改称族裔民族;取消身份证上对“民族”身份的登记，淡化公民的族性意识。俄联邦政府还加强了国家的统一领导，建立了中央对地方“垂直”管理体制。将全国划分七个大区，总统亲自任命大区代表。区的划分与俄国军队的军区几乎重叠，各区有内务部队的分部。中央还直接派驻审计代表，对各区执行中央预算和财政情况进行管理。并且规定各州选举产生的州长，要经过总统的任命，才能行使权力。这些措施使民族自治体在行政上被弱化，而行政区的作用得以加强，显示出俄罗斯联邦政府在努力削弱各“民族”与其“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等地区之间的对应关系，淡化各“族裔民族”的“领土意识”。

　　苏联开创了对本国行政区划根据民族来划分同时又以民族来命名的历史先河，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新中国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都是苏联的仿效者，虽然在具体做法上又稍有所不同。如今不仅苏联不复存在，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也因国内的民族问题而一分为多，只有中国还相对好地保持了国家的完整，但近些年来同样为少数族群聚居区的稳定而忧心不已。

　　(3)第三个教训：“政治民族”框架先天不足

　　苏联领导人都认识到民族差异对维持苏联团结的危害，因此意图打造基于“苏联人”认同的政治民族，这一思路是对的，为何走不通呢?实际上，“政治民族”还需要以一定的文化和历史认同为作为纽带。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在建国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兴起的民族主义，都是政治民族主义，都曾致力于推行均等的公民权利，超越族群、肤色、文化、地域等的界限，但却又强调共同语言、宗教的作用。如美国过去一向推行英语教育、以基督新教为主要信仰，法英等国亦有类似历史惯例或政策。这使得政治认同又以一定的文化认同为基础，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得到结合。单纯的权利自由主义是建立不起强盛的“政治民族”的，“政治民族”可以超越种族界限，不同族群、肤色的人均可能拥有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合为一家，但却难以超越语言、宗教界限，如苏联所看到的那样，一旦境内各“民族”分别拥有语言上的独立性、在宗教信仰上又产生分别，那么由此使“民族主义原型”上升为成形的民族主义运动，便不再不可想象。

　　均一的政治认同要以相通的文化认同为纽带。英国学者安东尼D.史密斯分析了即便在全球化时代，民族认同仍不会被削弱、相反还会加强的历史性原因。在他看来，构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主要仍在于历史而非“现代性”，他指出“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现代世界普遍现象的关键，主要在于历史文化和族裔纽带的既有框架和持久遗产，而不在于全球性互相依存的影响”，“民族主义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它的历史积淀”，“民族主义仍具有强大威力，就是因为它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它深植于每个地区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特点鲜明的文化遗产之中”。民族主义的这种特性，使得民族主义本身也充当了信仰符号的功用，“民族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更类似于宗教和宗教共同体”。史密斯因此批评了那种将民族主义视为“现代性结果”，并将这种“现代性结果”完全与过去历史割裂的做法，认为“现代主义的解释夸大了与过去的分离程度，没有看到现代性中还有传统的东西存在”，而冷战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种族性民族主义浪潮，也并非是什么“民族主义”的复兴，“它基本上还是一种‘历史产物’，只不过一部分被冷战意识形态掩盖了”。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大众传播日益增强，时间与空间不断缩小，所有这些都对人们形成刺激，使那些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传统结构和文化正在扭曲的人做出反应”，“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无根之人会在他们熟悉的种族联系和文化传统中寻求庇护”。史密斯还以欧盟为例，在欧洲实现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已经互相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甚至部分政治主权时，他发现并指出：在欧洲建构一个超民族的共同体、形成统一的欧洲认同却难上加难，“讲出一种‘欧洲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各民族的历史’”，到现在为止还不过是美妙的愿望，“欧洲的‘文化家族’看上去是如此空洞苍白和瘦骨嶙峋。就像是一个空贝壳，欧洲所有的国家、地区和族裔都可以在里面躲避”。

　　民族精英分子是推动苏联解体的主要力量

　　由于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关联，在苏联框架内打造政治民族有许多障碍难以克服。苏联是在沙皇俄国不断推进领土扩张、又在自身历史中进一步兼并其他实体的结果，这注定它不是在现有国家的形态上形成“民族”，而是在多“民族”、多种文化传统共存的条件下塑造国家形态并进而打造“政治民族”。苏联境内的各个民族不仅民族传统、历史记忆不同，国家经历也有分别，它们之间欠缺自然形成的历史纽带，而苏联的某些民族政策，无意间又加剧了这种隔膜。比如苏联时期大力培养民族干部，这些民族精英分子基本是为各个“民族”而非苏联国家所培养的，这使民族干部首先关注的是本“民族”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后来民族精英分子恰恰是推动苏联解体的主要力量。

　　1991年9月21日，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巴库，当地人在劈列宁的肖像。(图片源于人民网)

　　在任何国家，形成“政治民族”其实都非易事。即使是早期法、美、英等国，“政治民族”传统一开始是由它们所开辟，但在当代世界，这一传统也日益显示了其疲惫。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人群的族群构成发生变化，语言、宗教开始走向分裂，英语不再拥有以往的统治地位，致使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提出“我们是谁”的疑问，美国的国家认同已现出危机征兆。这些年来英国分裂主义运动有所抬头，苏格兰、威尔士都有很多民众想从英国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