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世是汉宣帝时的重臣，在麒麟阁十一功臣中位列第二，仅次于霍光。他的父亲就是著名的酷吏张汤，但他却和父亲相反，为人“忠信谨厚”，处世谋事都极为谨慎。张安世曾经举荐过一个人，其人为此来谢，张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竟从此和此人断绝了来往。

　　举贤达能，岂有私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选拔举荐干部，为国不为己，为公不为私，但依贤能，但凭公心，既不能授爵公堂、感恩私室，更不能公器私用、借以谋私。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的阴兴就是其中一个。阴兴是刘秀皇后阴丽华之弟，为人谦退恭让，刘秀几次想为他加官晋爵，阴兴却一再坚辞，并曾以《易经》“亢龙有悔”的话告诫姐姐阴丽华：“富贵有极，人当知足，身居高位而不知自省，将恐盛极而衰，终遭败亡。”阴丽华深受触动，从此不为宗族亲戚向刘秀请官求位。阴兴与张宗、鲜于裒关系紧张，但从未将私人情绪带到公事中，相反知道二人富有才干，时常在各种场合包括在刘秀面前称赞二人优点。他与堂兄阴嵩素不相能，但心里却十分钦佩阴嵩沉稳威重的性格。阴兴病重时，刘秀向他询问朝臣谁可堪用，他毫不迟疑地举荐了阴嵩等人。与此相反，他与张汜、杜禽虽然平素交好，但知道二人华而不实、难当大任，因此尽管时常在经济上资助二人，但从未为二人的官职升迁说过话。阴兴这种公私分明的品格赢得了人们的赞叹，“世称其忠平”。

　　选人识人历来是千古难题。同样的人，在有的人眼里可能一无是处，在他人看来却是将相栋梁。韩信在楚寂寂无闻，在汉大放异彩，其中就离不开萧何的识人;许攸不被袁绍所用，到曹操这里却成座上嘉宾。这也说明，人才难得，识人更难。连孔子都曾感慨“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无怪韩愈长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张安世、阴兴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能否把人识准、用准，就必须出于公心，真正做到“举贤达能，岂有私谢”。

　　换言之，张安世、阴兴的事例告诉我们，做到“举贤达能，而无私谢”，不将选人用人权作为播撒人情、利益交换的工具，就要摈除个人喜恶。古人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佳话，“内举不避亲”固然不错，但人们更愿意看到“外举不避仇”。齐桓公信用管仲，尽管自己曾差点被管仲射死;唐太宗信用魏征，尽管魏征曾极力建议李建成及早对他动手。事实上，选拔一名与自己性格相异的人，作出这样的决定难;选拔一名与自己有过“摩擦”甚至曾经“顶撞”过自己的人，作出这样的决定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可以说，对与自己曾有“过节”的人的容忍度正反映出一个人的公心度。现实中，不难看到，有的人个性耿直、原则性强、不好“通融”，他们信奉“吾爱吾师更爱真理”，有时在工作中难免会因为坚持原则得罪人，因为敢抓敢管不招人喜欢，有时甚至搞得其领导下不了台，让领导觉得“没面子”。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抛去个人恩怨，将这些人选上来，可以说最大程度体现了他的领导是否胸襟开阔，是否具有公心，是否真正从事业出发选拔人才。

　　“举贤达能，岂有私谢”，最重要的是坚持按制度办事、靠制度选人。史载，西汉昭帝与金赏、金建兄弟自小相好、情如手足，金赏后来继承了父亲金日磾的爵位，昭帝也想给金建封侯，于是与霍光商量。霍光回答：“金赏封侯是因为继承了父亲的爵位，金建却没有封侯的理由。”昭帝笑着说：“封不封侯难道不是你我说了算吗?”霍光当即回答：“国家有制度，有功才能封侯，岂能无缘无故说给就给。”昭帝闻言，从此不再提及此事。一定意义上，遵守制度是最大的公心。这是因为，人总是有感情的，每个人对于事物的看法难免会受自己经历、教育、性格甚至一时情绪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制度第一，不因私情而变通制度，不因私怨而规避制度，正是克服私心杂念、人情干扰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