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大锅饭养懒汉，并以此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根据之一。那么大锅饭是否真的养懒汉呢?工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真的缺乏生产积极性吗?从我家的情况看，似乎是这样，又似乎不是这样。记得小时候，我妈时不常地装病不上班，因为反正上班也不多给她发工资。我不得不承认，象我妈这样比较看重物质利益的人，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确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这样看来，大锅饭的确是养懒汉了?其实不然，每当我妈在家泡病号不去上班的时候，我爸就批评她思想觉悟低，她反说我爸是假积极。其实，我爸绝对不是假积极，他是真积极!我爸工作非常努力认真，干起活来不要命。不仅自觉加班加点，而且轻伤不下火线，除非病得实在动不了，否则死活也要去厂里上班，无论是医生还是家人谁都拦不住，因此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么，在多劳并不多得的情况下，我爸为何有如此高涨的生产积极性呢?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拼命工作，就是为了要“报共产党的恩”。那么，共产党究竟对他何恩之有呢?这就要从他的身世谈起了。
我爸出生在山东黄河岸边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里穷得一贫如洗，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给地主扛长活，没有上过一天学。即便如此，全家人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为了逃避洪水和饥荒，他在十几岁时只身一人背井离乡来到当时的北平打工谋生。但是，即使是在繁华的大都市，他也仅仅是靠打零工勉强果腹而已，收入极不稳定。更不要提在黑暗的旧中国，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仔，他所受到的剥削、压迫与凌辱了。幸运的是，解放后我爸和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一起翻身解放，成了新中国的主人和国家的领导阶级，从此过上了幸福、安宁的生活。稳定的工作、退休金、公费医疗、国家的主人翁地位等等，所有这些他连想都不敢想的好事，竟然一下子奇迹般地降临。我爸对生活的满足感是溢于言表的，并且懂得知恩图报，他从不讳言是共产党让他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说，“人要知足，不能忘本”、“吃水不忘挖井人，共产党的恩情比天大”。正因为如此，他才象拼命三郎一般忘我工作，以报答共产党的恩情。
每当我爸对我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时，我都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我怎么可能象他一样知足常乐呢?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没有挨过饿，也没有受过欺压。令我愤愤不平的是，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过着比我更加优越的生活。他们对我那若隐若现的阶级歧视，益发使我不断抱怨共产党没有将我从这种不平等中解放出来。长大以后，看到中国社会更多的不公，我的不满越发强烈。然而，我爸对此却绝对不敢苟同，他总是对我说，“你可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呀!你哪里知道你是生活在蜜罐里了!”直到多年以后，当我在西方受尽资本家惨无人道的剥削与压迫之后，我才能够深刻理解我爸当年翻身解放的喜悦与满足。只有在被西方资本家榨取了无数血汗后的今天，我才对我爸当年的话感同身受。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我真的是“生活在蜜罐里了”!于是，我才真真正正地理解了我父亲那一代中国工人阶级为什么对共产党有着如此深厚的阶级感情,因为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切地体会到一个朴素的真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美满而又有尊严的生活。
很多蜚声海内外的劳动模范都有着与我父亲类似的人生经历，王进喜、时传祥及张秉贵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出生在社会底层，在旧社会受尽贫穷与压迫，可谓苦大仇深，所以对领导他们翻身解放的共产党充满感激之情，并将这种感情化作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的精神动力。在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以极其高昂的革命斗志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他们废寝忘食、埋头苦干、不计个人得失，在劳动中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己、改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崭新的人类社会贡献着自己的才华与智慧。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无私奉献，才为共和国今天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1935年8月31日苏联煤矿工人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一百零二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十三倍。为了表彰斯达汉诺夫的杰出贡献，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及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荣誉称号。1935年12月16日，这个普普通通的煤矿工人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标志性人物。斯达汉诺夫的劳动壮举鼓舞着无数苏联工人为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奋发图强，并最终发展为影响深远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斯大林充分肯定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 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斯达汉诺夫的时代是一个工人阶级当家做主、扬眉吐气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赋予一个普通工人如此巨大的殊荣!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对劳动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制度能够激发出工人阶级如此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
数不胜数的事实证明，养懒汉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大锅饭，而是建立在剥削与压迫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拿我本人的亲身经历来说吧，其实我以前工作还是蛮拼的，如果没有点事业心与进取心，我也不可能选择攻读博士学位这条路。在中国的时候，因为大锅饭所提供的固定收入和生活保障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我得以心无旁骛地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又因为社会主义劳动就业制度保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学以致用，我才有幸从事自己喜爱与擅长的职业。更因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下没有雇主的压榨与同事的欺凌，我在劳动中与同事们互助合作，体会到了数不尽的快乐与满足。因此，我自觉自愿地努力工作，希望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渴望对社会有所贡献。奖金、奖状、职称、获奖证书与各种荣誉称号等激励着我奋发进取，在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荣誉感与满足感。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来到加拿大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根本无法找到学以致用的工作，再加上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又不是很高，单纯的物质刺激根本无法起到激励作用，久而久之我竟然变成了大家公认的懒人一个。虽然迫于生计不得不拼命劳作、赚钱为生，但是，干得欢不等于有积极性。我工作起来非常不开心，每天早晨上班就跟上刑场一样难受，但是为了温饱也不得不勉强打起精神全力投入到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去。因此，我在加拿大的生产“积极性”完全是被迫的、虚假的，是以牺牲工作和生活的幸福感、成就感与满足感为代价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除了极少数贪得无厌、嗜钱如命的人，绝大多数普罗大众都象我一样生活在被迫工作、被迫赚钱的劳苦愁烦中，毫无劳动的自豪感与幸福感可言。这与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豪迈之情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呀!
西方资产阶级绝对是制造懒汉的高手，在打击工人生产积极性方面无人能够企及。资本家通过种种手段与方法将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变成四体不勤的懒骨头。其中，失业就是资本家最惯常使用的一种手段与方法。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统治工具，失业可谓与资本主义制度如影相随。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日起，西方国家就永久性地存在着一支数量极其庞大的失业大军。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找工作越来越难，解雇工人越来越易，失业率越来越高。于是，大量无事可做的懒汉懒婆应运而生，他们虽有手有脚却游手好闲。我就认识好几个这样的西方人，其中有一个学建筑的芬兰人，曾在私人公司、政府甚至加拿大军队供职多年。十几年前失业时心情异常沉痛，开始的几年他尚且尽力求职。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每天发出几十份简历仍杳无音信的绝望中，他逐渐丧失了工作的动力。常年失业所产生的惰性使他越变越懒，整天在百无聊赖中打发时光，最后竟沦落到靠领取政府福利救济为生的悲惨境地。不言而喻，正是资本主义及其不合理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很多年富力强且受过良好教育的有用之才变成了终日无所事事、混吃等死的懒汉懒婆，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资本家自身好逸恶劳，靠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过着寄生生活。他们以己度人，认定劳动对于工人来讲必是一件避之唯恐不及的苦差，于是生出种种手段强迫工人辛苦劳作。工人在资本家的无情压榨下苦不堪言却敢怒而不敢言，因为如若不从，则必将面临无以为生的生存绝境。加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所倡导的残酷竞争导致劳资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张，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与互助，如此等等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工作成了一件工人不得已而为之的苦事。在被资本家异化为谋生手段的劳动中，工人感到的自然不是劳动的喜悦而是被奴役的不幸。最近，国际招聘公司Hays Canada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加拿大一半的工人表示自己工作士气低落，缺乏工作积极性与满足感。2013年6月盖洛普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竟有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仇恨自己的工作。由于缺乏生产积极性，工人们在工作中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给美国造成每年高达四千五百亿至五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只要细心观察就不难发现，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经无法孕育出激发工人努力工作的原动力，于是不得不借助非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人力资源来充实不断萎缩的劳动人口,为此西方国家大批吸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用以补充日益稀缺的人力资源。如果没有大量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移民的参与，西方各国的公司企业根本无法正常运行。然而,只有来自赤贫地区的贫困居民才能勉强忍受西方国家非人的工作条件,来自小康之家的移民则对西方异常残忍的职场文化抱怨不休。
西方资本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些渴望美好生活的移民的工作热情击得粉碎，甚至把那些原本有着强烈事业心与进取心的人变成懒汉懒婆。我认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他们在移民前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移民加拿大后生产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却逐渐下降。在西方国家，残酷的生存竞争容不下一丝一毫的浪漫情怀。为了糊口，很多人被迫放弃自己的专业、爱好，去适应那双无形之手引领之下的变化无常的市场经济。于是，林业专家转学电脑、哲学教授改行当会计、律师变成管道工，硕士、博士到社区学院读大专等怪异现象俯拾皆是。更有甚者，无数毕业于世界各国名牌大学的博士、硕士们不得不在加拿大这个“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国度”里洗盘子、开出租、当保安，其心灵之痛苦可想而知。绝大多数移民都不能在劳动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劳作中承受着巨大的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在这种极其恶劣、极其不公的工作条件与生存环境下，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怎么可能高涨呢?
对于那些以劳动为乐、挣钱为苦的人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可谓水深火热。只有那些将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才有可能体会到某种程度的满足感。我有一个朋友，博士毕业后在南方某大学任教。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气候下，因为他是当时系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博士之一，所以非常受单位和领导的器重。在巨大的荣誉感与责任感的驱动下，他的工作热情极其高涨，三十岁才出头就当上了副教授，但是移民后他的生产积极性也大幅度下降。在加拿大能够给资本家赚钱就是最大的本事，根本没有人在乎他的博士学位。在这里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这更是让渴望发挥自己才华的他倍受打击，完全无法在工作中得到成就感与满足感，于是变得一蹶不振。与此相反，他妻子来到加拿大后却工作热情极其高涨，因为她发现一个小小的绘图员就可以赚到年薪四万多加币，她为此兴奋异常。在金钱的刺激之下，她勤奋工作，最终竟拿到了十几万的高薪。
据我的观察，凡是在西方职场上混得如鱼得水的人，正是象他妻子一样甘愿为金钱累死累活的人。他们贪图眼前利益和物质享受，并不在乎个人兴趣爱好、聪明才智的发挥与对社会的贡献。他们象变色龙一般灵活地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并且从中得到巨大的心理满足。但是，象我朋友这种渴望用自己的才华贡献社会的人，在西方却变得越来越消沉了，生活境遇也越来越差。由于缺乏工作积极性，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被迫向钱看的他们无论如何也竞争不过那些心甘情愿为了金钱而起早贪黑的人们。他们那颗渴求知识、渴望奉献的心灵使得他们不愿做金钱的奴隶，当他们被迫为金钱而殚精竭虑时，工作与生活本身就成了一种痛苦与折磨。顾城在新西兰因生计所迫而自杀前曾表示“我愿意干活儿，不愿意谋生。”他因无法忍受每时每刻都为赚钱而劳苦奔波的不幸命运而仰天长叹：“有时真想走了，不在人世挣命，老得想钱。” 徐志摩在批判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所导致的急功近利趋势时指出，“功利主义的倾向，最是不利于少数的聪明才智，寻求纯粹智识的努力”，因为商业社会“灭绝性灵的慌忙与扰攘”“只能僵瘪人的心灵，决不能奖励创作的本能”，因此徐志摩极力主张“排斥太平洋那岸过来的主义”。(徐志摩《罗素又来说话了》)
其实，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希望工人努力工作以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创造效益。但是，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激发工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由于激励机制的不同，使得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生产积极性。资本主义以自私、贪婪以及对生存的恐惧、焦虑等人性中最消极、最龌龊的原始本能与冲动来诱使或迫使人们拼命劳作。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一己之私而拚死拼活的，大都是自私贪婪或者比较注重低层次物质享受的人。如此激励机制必然导致一切向钱看的不良社会风气，无异于变相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地谋取暴利，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遂成为人们笃信不疑的教条。长此以往必然造成整个社会道德的腐化堕落，进而腐蚀我们民族的肌体与灵魂，损害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徐志摩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鼓吹的一切价值观“都是我们理想社会的仇敌，合理的人生的障碍。现在，就中国说，唯一的希望，就在领袖社会的人，早早的觉悟，利用他们表率的地位，排斥外来的引诱，转变自杀的方向，否则前途只能是黑暗与陷阱。罗素说中国人比较的入魔道最浅，在地面上可算是最有希望的民族” 。(徐志摩《罗素又来说话了》)徐志摩在上个世纪初发出的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历史警示作用与现实指导意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社会主义制度则以充分激发人们的成就感、道德感、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等人性中最高尚的道德与情感来激励人们为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而努力奋斗。那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努力工作、奋发向上的，大都是道德高尚、具有一定献身精神和较高层次精神追求的人。那些被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所感召并乐于为实现这个理想而无私奉献的人，往往是人类中最真诚、最正直、最无私、最高尚、最值得我们尊重的正人君子。著名女作家王安忆在《伤心太平洋》中说，“共产主义理想总是吸引那些最好的孩子，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天上奇观，它引动了所有的好孩子的心”。刚刚逝世的艾跃进老师生前在一次演讲中也说“热爱毛泽东思想的人都是有信仰的人，他们无私、圣洁、高尚、伟大，是优秀的炎黄子孙，是骄傲的龙的传人，是中华民族不朽的正义之师。”由这样一批人所主导的社会必将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大同世界。怎能不令人心驰神往?
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以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综合考虑了少数先进分子自愿献身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与大多数平头百姓渴望改善生活条件的合理愿望，使他们都能各行其是、各得其所。这种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方法，成功地激发了不同生活需求、不同道德层次、不同思想觉悟程度的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创造了远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经济奇迹!然而，在鼓励普通百姓通过诚实劳动勤劳致富的同时，我们必须大力弘扬舍己为人、舍身取义、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启发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崇高追求，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收获劳动的喜悦与幸福。正如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会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