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物中，我最佩服韩非子。他的分析能力极强。”平势隆郎说。

　　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学者、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平势隆郎之所以走上学术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是书法家，精通古汉语。因为这个原因，他从中学开始就自学古汉语。读研究生时，他逐渐展露研究天分。他继承了西嶋定生、松丸道雄等人的东京大学学统，也深受貝塚茂树、宫崎市定等京都学派学者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从城市国家到领土国家的演变，从青铜器到铁器的普及，从汉字文化圈扩张到文书行政……在《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一书中，他通过对战国时代史书的解读，修正了后人对中国先秦史的认识。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与《史记》不同的史实，并透过他对中日历史发展进程的比较，窥探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渊源。

　　近日，华文好书对平势隆郎进行了专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春秋战国的“封建”与史记的不同

　　华文好书：你称，人们熟悉的历史普及读物，几乎都是根据汉代和之后的史书为基础展开的，比如《史记》，而你则试图以战国时代的史书《逸周书》《左传》为基础展开。在你看来，用第一种方式来了解历史，会出现哪些根本概念上的理解偏差?

　　平势隆郎：比如“面积”概念的差异。目前没有找到有关战国时代面积计算方法的记载，但那时的“面积”很有可能是以“距离”表示的。此前的殷商甲骨文中有大量的畋猎记录，其中殷王各个畋猎地之间的距离即是以一天、两天的形式表现，大部分是三天以内。所以《孟子》(注：成书于战国中期)中所说的面积，实际上指的是距离。而汉代成书的《礼记》中所说的“在方一千里内”的面积，是我们熟知的长乘宽。

　　再如“封建”这一概念的差异。《史记》中的“封建”，指的是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关系(编者注: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而《左传》中的“封建”，指的是灭掉殷王朝以后的周王与黄河以南小国之间的关系(编者注: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大国小国”概念在平势隆郎的书中多次出现。他认为，新石器时代之后，逐渐形成了带有城墙的城市，即小国，小国会依附周围出现的大国，直到被吞并。商周和春秋就处于这一时期，或称城市国家时期。)

　　另外，我想强调，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与西欧概念所指的“封建”并不相同。“封建”在近代才成为西欧Feudalism概念的译语。 华文好书：你在《从城市国家到中华》一书中，为何绕开了关于分封制、井田制等周制建设的论述?

　　平势隆郎：讨论这些内容需要解释很多专业术语，考虑到书的难易程度及分量，这本书没有涉及。不过，在其他书中我讨论过井田制。

　　如上所述，直到战国时代，面积都以距离来表现，这与田地的开发有密切联系——春秋中期以后，铁器生产逐渐普及，随后出现了方形区划的田地，牛耕才有了意义。《孟子》中说天下有九个“方一千里”，其中一个就是齐王行“仁政”、成为天下之王的基础。

　　“井田制”是《孟子》讨论战国时代圣王体制的理念性象征，但“分封”这个词，包涵了将统一的天下分割统治的意思——这个意思是汉代才出现的。“井田”与“分封”的本意有根本差别。

　　华文好书：商周、春秋的城市国家(小国)，与县是什么关系?

　　平势隆郎：城市国家分散在各地，随之逐渐形成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春秋时代，这些城市国家已进入铁器时期，春秋中期以后渐渐设县。

　　但根据我的研究，春秋时代的县与大国之下的小国没有差别。县也有世袭，小国也会各地迁徙。这个结论是在増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的研究成果上部分修改得出的。战国各国的变法事业造就了这样的局势。

　　汉字构建了“天下”的概念

　　华文好书：在书中，你把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分为中原地区、两湖地区、巴蜀地区等。你还提出，夏商周三代王朝统治的疆土，基本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地域。在这些地域中，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都是独立存在的城市国家，商和周这样的大国将周边小国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文化地域”这一概念?

　　平势隆郎：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北京大学的学者提出的，后者认为新石器时代存在“文化地域”。我参考日本的历史，也比较赞同这个说法。“文化地域”即大国与小国已构成关系的区域。

　　以世界史中的例子来解释最好。一般来说，在有文字的文化区域，文字是我们讨论的基础;在无文字的文化区域，我们只能以考古材料来进行讨论。而例外的是与有文字圈毗邻的无文字圈。前者对后者往往有简单的记录，将它结合考古材料，即可讨论后者的历史。

　　以中国史来说，有文字圈是殷、周王朝的“封建”领域，小国可能没有文字。汉字圈在春秋时代扩大，成了所谓“天下”的汉字圈，有了对君主世系的记载与简单的记事。春秋以后，更详细的记载出现了——西周在给予诸侯的金文铭文中，提到了诸侯的世系。《左传》《国语》中对此有记载，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史料。

　　日本有长期的无文字时期。弥生时代(注：约公元前300-公元300年)以后，中国史中出现了相关记载，我们才能将它与考古材料结合讨论历史。

　　华文好书：你认为，文书行政(即中央派遣官僚对地方进行统治)正式开始于战国时代，而施行该制度的大领域就被称为“天下”。具体来说，汉字与“天下”之间有着怎样的深层关联?

　　平势隆郎：春秋时代已逐渐形成相当于“天下”的汉字圈，使用汉字的国家有楚、吴、越等。他们的语言有差异，但汉字是共通的。伴随着汉字的发展，战国时代，县治制度逐渐推行到各个地方。

　　我认为，周边地区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和汉字圈的扩展有很大关系：西周的青铜器首先被赐给西周之下的小国，而最远的小国被周边的大国和小国联合吞并，其青铜器文化就传到大国进行祭祀的地方，引起了大国的兴趣。(注：平势隆郎认为，汉字一开始被作为各国祭祀的盟誓证据。)虽然他们不会制造有铭青铜器，但是在西周灭亡的混乱之下，掌握这些制造技术的人到达了周边大国祭祀的地方，汉字便逐渐渗透到这些地方。

　　文化的传播需要这些地区有兴趣接受。有铭青铜器以前的文字没有引起这样的兴趣，就逐渐消失了。如上所述，汉字圈的人们都认为汉字是与自己的祭祀关系密切的工具(日本在公元300年-公元538年的古坟时代引入汉字，也是同样道理)，所以在战国时代，人们认为汉字是讨论县治的特别文字，结果形成了特別的“天下”概念。

　　日本最初发现的汉字是古坟时代的铁剑铭文，内容是关于世系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在弥生时代传到日本，但当时的日本人很有可能并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佛教传到日本以后，汉字才广泛普及。

　　今文经为真，古文经为假

　　华文好书：你在《从城市国家到中华》中认为，战国各国都把自己治下的土地称作“中国”，其他地方被称为“蛮夏”或“夷”，这与我们通常所认知的“中国”专属于商、周辖地不同。当时的战国各国与周是什么关系?

　　平势隆郎：春秋时代有了“大国小国关系”，形成以大国为中心的政治构造(所谓“封建”的原始形态)。周王朝以外的大国，在战国以后的史书中被称为“霸者”。夏代、殷代也一样。王朝与大国实际上没有军事力量上的差异。我推测，霸者们都有将自己作为中心的愿望。

　　战国时代，通过《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等的记载，我们了解到各国对“中国”“夏”的看法，比如楚国就认为“楚”相当于“中国”“夏”。汉代在整理战国史料时，将周王与霸者的关系看作是“封建”关系，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这种关系，而是一种国际关系，其中包涵了后代册封关系的前史。

　　战国时代，所谓“天下”之内存在国际关系，但各个国王都自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正统，将其他国贬称为小国。这里将春秋时代的“大国小国”关系扩展开了。而在汉代，人们谈到战国时代时，认为周王是唯一的正统，其他领土国家是霸者，这才有了战国的“封建”论。

　　华文好书：你曾提出《左传》是韩国组织撰写的，《公羊传》是齐国撰写的，《榖梁传》是中山国撰写的。这一论证大多是以书中对某国史事的臧否、对某地域正统性的强调为依据，是否准确?

　　平势隆郎：我的推论是根据古典记述得来的。《左传》对人褒贬各异，被敬奉得最高的是韩宣子与子产——唯此二人只有褒没有贬。《公羊传》《榖梁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述手段。不过，汉代史官将三传合在一起，添加注释，其中附加了汉代的观点。一般人如果不通读三传的原文，就会产生理解的误差。

　　我还对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历法进行了全面研究，制作了历日一览。目前为止，除了新城新藏与我，世界上还没有人以全面研究历法材料的方式制作历日一览。历法是“正统”的依据。当时各国都使用独自的历法，自认自己的国家就是天下唯一的正统王朝。运用历法和史料进行对比，可以判断出史料是在哪个国家撰写的。

　　西周金文中有关于“年、月、月相、日干支”的完备记录，这些历日材料可以排列在现代天文学者复原的朔望一览表上。我参考岛邦男的研究，通过对西周金文材料进行全面排列，取得了殷王朝帝乙、帝辛、周王朝文王、武王与其后的历代在位年。

　　二千年来，人们一直在进行有关今文经与古文经真伪的论争。从我复原的年代来看，今文经为真，古文经为假。从年代来看，今文与《逸周书》并没有矛盾，所以我敢于利用《逸周书》。

　　史料中未写秦宣太后如何上位

　　华文好书：你在《从城市国家到中华》书中用到的理论架构，如文化地域说、从城市国家到领土国家说以及文书行政说，均能在日本古史演变中找到影子。你用日本的历史经验来演绎、解释中国上古史，如果你的观点成立，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与岛国日本之间，为何有这种相似性?

　　平势隆郎：首先要说的是，在面积上，日本相当于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时代的“大国小国”关系地域。这样的“大国小国”关系地域一般没有汉字的记载，殷王朝、周王朝的记载也极为简单。参考日本的历史，发现了日本重视铁剑铭文，与西周春秋时代重视青铜器铭文的状况相似。

　　西嶋定生发明“东亚册封体制”一词时，提到“文化地域与受其影响的地域之间，有了各方的意识问题。文化地域当然有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受其影响的地域已有可能受其影响的水准，而且应有要受其影响的兴趣”。所以我上面提到“兴趣”问题。

　　《三国志·东夷传》中写道：“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这是中国史书对日本的认识，记录了当时的“大国小国”关系。

　　当然，中国大陆与日本的地形不一样，“大国小国”的存在形态也或有不同。后代长期存在的日本式“封建”国家(将军为首)，与欧洲封建国家有相似之处，但是古坟时代已经有了以奈良为中心的前方后圆坟秩序。日本最大的本州岛相当于两个左右的中国战国国家。而周王朝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域也有两个以上的文化地域。限于“大国小国”关系时期，可能有对比的价值。

　　日本汉学家前田直典(1915-1949)曾说过东亚的历史是一体的，其历史发展也有关联性：最早展开历史的是中国，后来周边民族也进行了一样的历史展开。文明形成时期，中国有了十世纪以上的先驱性发展，从古代时期到封建时期的移行时期有了两三世纪的差异，到近代社会的移行时期差异已经没有了。他的历史认识与我不一定一样，但“对比”的视角本身可以参考。前田的视角对西嶋定生等后代学者有很大的影响，在研究西嶋定生首创的东亚册封体制时也有参考之处。

　　华文好书：你在书中提及对古装剧的看法。中国前段时间热播古装剧《芈月传》，你如何评价它对秦宣太后上位之路的演绎?

　　平势隆郎：我没有看过《芈月传》。引用《论语·为政》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日本有关于藩主水户黄门的历史剧，其中讲述了劝善惩恶的内容，虽然水户黄门是实在的人物，但历史剧中所描写的他却被现代理想化了，与历史上的他有所不同。秦始皇及其周围的人也一样。在汉初，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还比较高，但西汉贾谊为了批判秦的过失，写了《过秦论》，此后秦始皇的地位逐渐降低，东汉时期评价很低。

　　关于宣太后，虽然有关于她涉政的记载，但史料中并没有写她是如何上位的。一般来说，历史剧能引起读者对历史的兴趣，这样的结果很好。但人们开始学习历史以后，应该有专家的指导与辅佐。